BIOS選片｜《大地蜜語》：活著，是在每一個冬天裡想像春天

《大地蜜語》（Honeyland）開場時的大遠景，讓觀眾以上帝視角入戲，跟著主角哈緹潔（Hatidze）一起橫越綠地與奇岩，再從中景緩緩推成特寫，最後停駐在哈緹潔臉上的歲月之痕——大地是一個世界，人的臉譜又是另外一個，看到這裡，已驚艷於《大地蜜語》在畫面經營的精緻程度。

電影下一幕，哈緹潔行走在窄小的峭壁邊緣，撬開幾塊碎石，成群蜜蜂飛舞而出，石縫裡竟是一排排金黃的蜂窩。周圍的野蜂數量之多，卻不見她猶豫或退卻，熟稔的像是來借醬油的隔壁鄰居，徒手帶走半片蜂巢，並將另一半還給蜂后。

有如民俗故事和神話傳說的氛圍，本片的質地從開場就不同於尋常的紀錄片，也成為影史上首部同時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舊稱為最佳外語片）及最佳紀錄片獎提名的電影。作為歐洲最後一位女性養蜂人，哈緹潔和母親是北馬其頓一個廢棄村莊唯二的居民，因為乾旱、缺水而無法農耕，加上基礎建設落後，當地也沒有電力和自來水。哈緹潔必須定期將蜂蜜帶到市區的集市販售，微薄的收入除了自用，同時也要照顧她臥病在床、幾乎全盲的母親。

除了養蜂，哈緹潔也養養貓、餵餵狗，一天結束後拍醒床上的母親，互相鬥嘴也相互扶持·····攝影機被架設在約莫只能容納兩個人的木屋裡，近距離拍攝下哈緹潔與母親最私密且原始的生命狀態。對熟悉電影語言的觀眾來說，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近乎無縫的親近，多數是劇情片的有意為之，這也讓《大地蜜語》難免被質疑太過「擺拍」、不夠真實。

事實上，紀錄片的誕生過程非常有趣。兩位導演塔瑪拉科泰夫斯卡（Tamara Kotevska）和路博米史戴凡諾夫（Ljubomir Stefanov）最初來到這個村莊是為了拍攝短片，卻被哈緹潔養蜂人的身份吸引，就這樣在語言不通的條件下，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貼身拍攝，最終將多達四百多個小時的影像資料剪成一部僅有八十五分鐘的電影。因此相較於刻意擺拍一說，或許更可以解讀成兩位導演是有意識地過濾這些素材，捨去紀錄片的第三方視角，讓觀眾「觀看」哈緹潔的視角更加親密。

本片受到關注另個原因，來自情節的戲劇性。電影前半段注重景色刻畫，雖然生活條件貧瘠，卻無損哈緹潔的樂天，甚至讓觀眾產生一種對「遺世獨立」之人的欣羨。故事卻從土耳其遊牧一家搬到哈緹潔隔壁之後開始變調。說是「掠奪」又太沉重，為養活夫妻二人和七個孩子，這一家人習慣每到新居地就快速將所有資源耗用殆盡。

生養七個兒女讓他們一家背著債務，卻仍然一年生一個孩子，大的已能生活自理，最小的還在牙牙學語，一家之主卻認為：「必須生啊，畢竟孩子才是我們真正的財富。」根本是真正意義上的生子「添丁」。為了還債而生小孩，卻又因為生小孩而負債，這一家人的生活就像一團泥球，越滾越大，越滾越混亂。

於是這家小孩長到六、七歲就被迫勞動，許多畫面看了讓人直冒冷汗。比如小男孩聽從父母指令，將還在吃乳的小牛硬生生拖離母牛的乳頭，小牛一邊掙扎一邊發出痛苦的叫聲，母牛緊跟在小牛之後，一旁男孩的幼妹還在這混亂的放牧現場隨意行走。幼兒的純粹對照慘忍的骨肉分離，太快長大的孩子拉扯著來不及長大的牛······不需要旁白補述，單憑影像就能感覺到生命和自然被搾取時的痛意。

「取走一半，留下一半，這樣我的蜜蜂就不會遭受其他蜜蜂的攻擊。」

牧民向哈緹潔打聽養蜂秘訣，立志將這塊土地變成真正的奶與蜜之地，卻沒有聽取她的警語，進而讓她的蜜蜂全數死光，生活再也無以為繼。原是小規模的紀錄片，因為生活的戲劇化，彷彿預言了人類恣意開發自然資源的終局，荒蕪的村落竟成了世界的縮影。

「哈緹潔，妳為什麼不離開這裡？」
「如果我有個像你這樣的兒子，一切就不一樣了。」

生活那麼苦，你為什麼不逃啊？牧民的小兒子問她。哈緹潔卻在爐火旁回問母親：我年輕時曾有人來提親，妳和爸爸為何要拒絕？觀眾要一直到這裡才會驚覺，原來哈緹潔之所以留在這個無人的村莊，是因為舊部落的傳統：家裡最後一位未出嫁的女性負起安養父母的責任，無法擁有自己的家庭。這件事的揭露推翻了電影前半段的靜謐、安詳——原來不是不選擇，也並非那麼心甘情願，只是因為從來都沒得選。

哈緹潔對蜜蜂的善待，以及她不斷說給蜂群聽的「一半給我，一半給你」，彷彿也是唸給自己的咒語——這樣就好，妳別貪心。蜜蜂採食蜂蜜為生，她則需要蜂蜜來活，或許是深諳自己毫無選擇的宿命，讓她同樣疼惜、尊敬蜜蜂別無選擇。雖然最終仍無法阻止外來者的貪婪。牧民一家在養死五十頭牛後決定另覓新居，留下來的哈緹潔和母親只能煮雪來吃。

「經歷太多冬天了，你能想像春天來的時候嗎？」

經歷太多冬天，便不再期待春天了。電影最終留給觀眾鈍痛的一拳，但卻不悲傷。哈緹潔稚氣的笑，確確實實讓生於亂世的我們，偶然瞥見生命的絕景，儘管它美得讓人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