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婆婆過世的時候，我一滴淚也掉不出來呢：鄭宜農《孤獨培養皿》

編按：在新書《孤獨培養皿》中，鄭宜農指出了孤獨的雙面性：一邊是因殊異的生命經驗所養成的獨特心靈、時時追求著「成為唯一」的積極意義；另一邊則是因這份特別所導致的孤寂處境，在「被愛」的需求驅使下，使人偶爾會往「符合他者期待」的那方傾斜。鄭宜農藉書寫回溯自己的童年與少年時代，表述自己在上述兩種傾向的拉鋸之中尋找「理想的孤獨」的過程。對讀者而言，這是她生命史的揭露，但對身為作者的她，這份書寫不只是回憶，也是此刻自我認同的錨定。

篇章之間，除了反視自身，不同時期的鄭宜農所眼見的他人，他們看似與她無關的行為、他們被其他人如何對待，也反饋回鄭宜農的生命中，消化為她看世界的目光。童年時與家人賃居小公寓的經驗、與鄰住同學的相熟與漸行漸遠、青春期在校園對身體與外貌的審視、戀愛的啟蒙與幼稚，在在皆有她對自身的反省，也有至今沒有放下的倔強。這些思索，在鄭宜農筆下特意對「聲音」的描寫之中開展。

收錄於本書中的〈房間〉，寫到五、六歲時與親族相處的時光，圍繞著一個當時鄭宜農不能自答的疑惑：為什麼，婆婆（外婆）過世的時候，我明明很悲傷，卻哭不出來呢？

當年，那間房間位於老家進門右手邊，廚房的最外部。坪數大約四張榻榻米，地板以木樁架高，底下簍空。以前我們時不時懷疑裡面藏著家鼠，不過我不是太害怕牠們，甚至覺得有點可愛。

房間內部燈光明亮，加上有兩張對外窗，是一個讓人能夠安心待在裡面的空間。孩子們喜歡窩在那裡玩耍，有時候也會一起打地鋪睡午覺。

大概在我五、六歲左右，只要回鄉，總期待著和幾個年紀相仿的弟妹聚在一起玩，其中，一款名為「老師說」的遊戲曾經在那間房間裡風靡一時。

「老師說」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人當老師，其他人當學生，學生不管怎麼樣都要聽老師的話，有點類似扮家家酒的教室版。因為年紀最大，大人總要我是弟弟妹妹的榜樣，那麼在這個遊戲裡，我理應就是當老師的人了。

不過我的教師生涯，其實可以說是各種挫敗的總和。

 

父親排名老二，前後總共有四個兄妹。大堂妹、三堂弟跟么妹，是排行老四的，也就是最小叔叔的孩子；二堂弟底下也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他們則是老三的孩子，加上長孫我本人，一共是七個小孩，最大跟最小相差十二歲。

而在開始懂事的年紀，大堂妹跟三堂弟這對姊弟，便可以說是我輩裡最叛逆暴走的代表。

 

在剛開始能夠好好講話的年紀，這對姊弟幾乎每天都在打架。那段時間，他們的爸爸、我的四叔生病了，四嬸一面照顧丈夫病痛，同時自己身上正懷著第三個孩子，也就是本家最小的妹妹。在她娘家，男丁是顧家主力，女孩子相對來說，甚至是有如負擔一般的存在，那麼在丈夫生病期間懷上的女孩呢？ 我不確定他們會怎麼去定義，也或許是覺得那樣的定義太愚蠢而決定不去記得，我記得的只是，這對姊弟的母親，曾有那麼一度是一個不太快樂的大人。

可能因為這樣，大堂妹總是皺著眉心、拳頭握緊，一個不爽就往弟弟身上揍。弟弟也不是省油的燈，被打就是要打回去啊不然呢。

面對著扭打成一團的這對姊弟，「老師」我本人當然是要出力阻止的。在當時的我的觀念裡，大的就是要懂事，就是要讓小的，所以我指令很自然是下在姊姊身上。「妳怎麼這樣啊？ 妳太壞了！」總是這樣邊拿著老師專屬的直尺揮舞，邊吼叫邊拉著姊姊的腰。

然而，每次就在姊姊決定轉過身與我對峙之時，弟弟竟都在那一瞬間擋到她前面，往我身上一推，接下來，兩個人就一起騎在我身上，一個咬我手臂、一個抓我頭髮那樣的。在這對情比金堅的姊弟聯手下，我再再意識到，原來，自己有可能才是那個真正壞的人。

 

大概就是在那不久之後，四叔的病情開始變得不太樂觀了。

 

我從小就有一個困擾，這個困擾最早來自於婆婆的過世。婆婆就是我媽媽的媽媽，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頂著一頭歐陽菲菲爆炸頭，穿著復古旗袍，在台中公園裡唱歌給老人家們聽，並靠著以此收取而來的紅包維生。現在回想起來，她嗓音真是棒，嘹亮之中有許許多多我長大才慢慢聽懂的故事性在裡面，加上長得又很華麗，自然受到公園裡同儕們的喜愛。

小時候跟婆婆之間，存在著一種既親密又生疏的關係。久久見到一次，單獨相處的時候總是非常快樂，我們會一起去山裡散步，一邊唱歌，她一邊摘採山上的芒草編織成小狗或小鳥，讓我沿路把玩。一起去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時候，她買了一隻會飛的發條鳥給我，翅膀是美國國旗的圖案，但我才玩一下下，那鳥便飛到噴水池中央再也撿不到了。

我好傷心，幾乎快要哭出來。

我覺得自己讓婆婆失望。

但我一邊喜歡著她的獨特，一邊也同時感到困擾，我可以感受到旁人看待她的眼光，裡面夾雜著各種不解甚至輕蔑。

長大之後回想，才慢慢明白，原來婆婆確實不是一個社會化的人，她的造型以及她的姿態，在當時人眼中可謂瘋狂不羈。

這樣的婆婆，在我三、四歲左右突然中風，變得沒辦法說話，醫生為了解開她的血塊，預備進行有些難度的手術。媽媽說，婆婆手術前表現得相當不安，但她沒辦法說，只是手一直比劃著。當時子女們不明白，婆婆大概知道手術的結果不會好。

婆婆在手術中走了，其中牽扯了一些大人才懂的醫療糾紛，大概來說，大家認為婆婆其實應該要是不會走的。

在婆婆的葬禮上，我一邊感受著大人們的悲傷，一邊也意識到自己心裡非常難過，可是，當我們走進靈堂後方的小棚子裡進行瞻仰遺容的時候，看著靜靜躺在那裡，眉毛依然濃密的婆婆，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

實在太困惑了，明明很悲傷，卻沒辦法哭。

當時的心情一直被這樣惦記著，直到那個看似如常的午後。

那天，我跟堂弟妹們正在那間我們喜愛的房間裡玩耍，電風扇緩緩轉動，氣氛慵懶舒適。大人們很忙，幾乎不太進出。大夥兒玩得有些累了，在幾分靜默的時刻，我突然想要倚著窗邊發呆。

天光時陰時晴，沒什麼風，我才剛倚上窗戶，便看見遠處有一行人，正推著一台長型推車，從長長的巷弄底緩緩往這裡前進。

輪廓模糊的樹影在巷子邊的水泥牆上輕顫，推車小輪子輾過石地的聲響在空氣中迴盪，伴隨著我從未聽過的鈴鐺聲，以及幾分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的呢喃。

推車上面蓋著一塊白色棉布。

自己都還來不及預警，我一瞬間，竟然「哇！」的一聲，開始嚎啕大哭起來。

 

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哭，畢竟在那個當下，其實我應該不太明白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只是風扇吹過髮絲把汗水都帶走了，身體軟綿綿的像在做一場熟悉的夢。在夢裡有什麼環節出錯了，導致我多希望那這條巷子沒有盡頭，那台推車永遠只是一個故事，與這間房間裡的一切都無關。

直到推車逐漸靠近家門，外頭也陸陸續續傳來大人們的哭聲，而幾個早已被這一切嚇壞的弟妹也跟著開始啜泣，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為了四叔在哭。四叔過世了，那推車上躺著的，是去了另一個世界的他。

 

我對四叔的認識其實沒有婆婆來得多。當然我知道他應該是一個很棒的人，在大人們口中，他一直是瀟灑獨特，卻也非常老實的，可是他對我而言一直很神祕，或許是因為他木訥寡言，或者只是我大部時間在台北的關係。

當天晚上大家在三合院聚集，中間一團火堆燒著金紙。大堂妹和三堂弟跪著唸經，其他人頭頂披上麻衣，在煙霧中圍繞。我記得現場有一個道士在那裡，那是一個儀式，道士手揮舞著木劍嘴裡唸唸有詞。金紙屑隨氣壓揚起，街坊鄰居有些人在啜泣，我偶爾偷偷凝望站在身旁的父母，他們臉上有火堆的倒影，神情凝重，卻意外地平靜。

 

那天之後，雖然還說不出來是什麼，但我對眼淚的意義有了一些新的認知。

 

大概在我國中左右，爸爸作主為老家進行了改建，小時常玩耍的那間房間於是被打通，我還有點擔心底下的老鼠們是否有順利搬家。打通以後廚房變得很大，廚房頂也拓寬只留下檜木基底，底部再架上極簡感的黑色鋼筋，上面掛著小而俐落的聚光燈。整間廚房變得挑高明亮，灶爐設備也全部翻新成現代式瓦斯爐。

「老師說」漸漸退了流行，畢竟我輩絕大多數的小孩都跟教育體制相處得不太和睦，我滿腔的教育熱忱也就這樣無疾而終。

大堂妹就著她的叛逆本性，一路以全校前三名的「問題學生」之姿，考上某間不錯的公立應大外文系，畢業以後搖身成為旅遊業小資女，並與國中同學相戀，現在是假日會在家裡研究甜點的美麗人妻。當然剛硬本性仍在，她最近的走向是講話犀利的政治狂熱分子，把老公吃死死。

三堂弟也成家立業了。他的經歷比較悠長，還好本家舉家都叛逆，大人們並不以傳統價值評斷孩子，大家互相扶持，這曾經迷失的年輕人也就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了。現在他是兩個孩子的爸，一邊建構著自己的包車接送事業。

每年過年，我們歡快於見到彼此，講講互虧的話，捏捏彼此的肚子再檢視自己。沒有誰再把誰壓在地板上咬打，只有誰在牌桌上贏比較多的問題。

年復一年，大家也就忘記了曾經有那麼一間房間，我們在裡面玩耍、打架和哭泣。又或者其實沒有忘記，只是也沒必要特別去記得。

 

《孤獨培養皿》

文字、攝影｜鄭宜農
出版者｜有鹿文化
出版日期｜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