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死刑犯要我用結婚交換她的故事──專訪胡慕情《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至今我跟這些殺人犯接觸的時候，即便是陳柏謙，我都不會覺得可怕。見到曾文欽，冒出的感覺也不是：好可怕，他怎麼會殺了一個 10 歲的孩子？」
看守所的會客窗口，2016 年一塊玻璃板，把她與曾文欽隔開。當時湯姆熊割喉案發生近四年，曾文欽被媒體塑造成殺害 10 歲國小男童的人魔。她後來寫成的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白描會面時的壓迫感：
我習慣性提筆欲記下所見輪廓，卻見曾文欽將案發時報章媒體描述的冷血白眼壓向玻璃板，彷彿想穿越以辨識紙上的字。我索性將筆放下，直望他。
胡慕情說，當曾文欽低頭看她紙上在寫什麼的那一刻，她不害怕，她愧對。
愧對與在場
鄭捷。陳柏謙。曾文欽。這些名字是許多讀者認識胡慕情的起點。
自 2014 年北捷殺人案發生後，她開始深鑽台灣殺人案件，〈無癒之傷〉〈寬宥的岔路〉探索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與司法歷程、〈血是怎麼冷卻的〉建構起曾文欽不只是割喉者的一面；後來到鏡傳媒，繼而追蹤華山分屍案、台鐵殺警案、日月明功案、醫學生縱火案等案，今年出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則關於「殺了母親、婆婆與丈夫」的林于如。
一追就追十年，她是台灣最熟悉殺人犯的記者之一。曾文欽是眾多案例裡，她親面的第一位重刑犯。「那種感覺非常糟糕，回去後我大概躺了一個禮拜，不能動，沒辦法做事。」那種感覺，指的是愧對，「很奇怪吧。他殺了人為什麼要愧對他？」
「愧對，是我意識到，我跟他是有關係的，他不是一個遙遠的陌生他人。」
平常，我們透過媒體認知這些殺人犯，曾文欽和鄭捷的面相在電視上被放大分析，下三白眼，稱有狼虎之心、窮凶惡極，人盡皆知。但胡慕情有不同解釋：「下三白眼，可能跟他服藥有關係。思覺失調讓他產生妄想，他對事情會有懷疑，人在處在一個懷疑的狀態的時候，就會有奇怪的表情。」
一對邪門的下三白眼剖析開來，是自然不過的生理現象。「如果我們把他放在一個正常的情境裡，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但是當他被特殊化，被一個媒體的架構框架的時候，好像他就是別人了。」
同處媒體，這份權力令她戒慎，「我見到曾文欽的第一刻，原本想寫下我所看見的他，可是見他之後我決定做的，是寫下他讓我看見的他。這不一樣喔。一個是我看，我就記下來，是我主觀的認識；但是我後來做的，是記錄下他呈現給我看的他，一個放下我主觀的狀態。」
她寫，她涉入，她置身，但她不評判。「張娟芬說我的採訪是地毯式，會去採訪像是司法界、新聞界，這些我們在談殺人犯時認為不重要的人——正是因為，我不認為我有權力評判我寫的對象，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把跟他有關聯的人找出來，從這些資訊裡試著拼湊出他的樣子給大眾看。」
但，完全從書寫中去掉評判，好像很難？
「是啊，很難啊，所以那時候她說要結婚，我真的是——」講到這裡，胡慕情突然雙手抓頭，眼神死。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她是林于如。
胡慕情對林于如的好奇，一開始是，「為什麼迄今台灣所有的隨機殺人案兇手都是男性，沒有女性？」有陣子她把目光轉向台灣的女性殺人犯，至今被判處死刑的一共四位，林于如是唯一尚未行刑的。
被稱之「驚世媳婦」「南投黑寡婦」，網路上關於林于如的介紹，清一色的版本是：2009 年，年僅 27 歲的她，積欠賭債，為詐領保險金，接連把母親推下樓、毒死婆婆及丈夫，於 2013 年判處死刑定讞，證據與審判過程卻存在疑點。胡慕情想知道的，是這 74 個字無法整除的那些。
展開為期三年的調查，她找到台中女監，晤面林于如，保持書信交流。林于如主動說要以自傳的方式述說一生，胡慕情答應。但過一陣子，林于如開始向她提出金援的需求，三番兩次，這讓胡慕情拉響警報，因為一旦採訪涉及金錢利益的交換，可信度就會打折。
有次，林于如甚至在信裡向胡慕情「求婚」。
林于如認為，監獄限制繁冗，囚犯與陌生訪客接見時間短，但如果兩人結為連理、有了身份擔保，時間就更寬裕，能使調查順利進行。「你問我怎麼反應？我就像這樣在辦公室一直抓頭⋯⋯會覺得，她到底是不是來騙錢？」不只一次她覺得做不下去。
這時拉住她的，是記者的訓練，「你會不斷告訴自己，或許還有別種可能——她為什麼會有這個反應？哪些事情導致的？好，就算她真的是來騙錢，她為什麼需要錢呢？她需要錢的動機是什麼？什麼樣的情況養成了她的需求？我盡可能一直發問，壓制我的負面情緒，想辦法讓她的各種立體性被呈現出來。」
她說，「記者要做的，不是讓讀者看到你的想法，而是要讓讀者看到，你所看到的世界。」
後來胡慕情理解這些交換，「她是在找她的籌碼。她在想她到底要不要信任我？為什麼要信任我？」於是她寫給她：
所以，對我來說，當妳說妳願意告訴我妳的故事，那就像是妳把身上的一塊肉切割下來一樣。這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交付。〔⋯⋯〕但正是因為妳也是這麼慎重地對待自己的故事，更讓我不能去做出利用的行為。這會毀壞人跟人之間，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的那個像寶石一樣美麗的東西。
寶石一樣美麗的東西，是界線必須存在的理由。「界線是一種保護，保護我作為一個記者的角色，我才能保護她。我不接受她的請求，她才不會變成讀者眼中糟糕的人。如果她也接受我的不接受，她才會有另一種面貌。」
進退、斷聯、許多等待後，林于如交出約十萬字的自傳草稿。田調總算迎來一絲曙光。
當然這還不是天明。胡慕情說，十萬字的初稿難讀，連調查者如她都吃力，更別說一般讀者。龐大的篇幅要去蕪存菁、塞進一本書，必經大量提煉，而如何提煉卻不抹殺林于如的原意，又是另一場看不見盡頭的挑戰。「你得去想，非得放她自傳的意義是什麼？」
林于如被司法檢定是智能障礙邊緣者，但精神科醫師不那麼認同。作為爭執點，胡慕情透過保留她的用字遣詞彰顯：用詞的反覆、敘事的誇大與高模仿，連錯字都刻錄了一個人的肌理，「保留哪些東西，是根據我想讓大家看到怎麼樣的她，而這個『怎麼樣的她』如何被呈現是有意義的？」
在自傳下足苦功，《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卻非自傳本位，而是讓自傳與胡慕情在司法、媒體、受害者家屬的各方採集並陳，詮釋與詮釋彼此割據，「她的案件怎麼被認知，這就是一場話語的戰爭。律師在跟司法、審判做攻防，或是媒體的解讀⋯⋯」
「曾經我們都在試著定義：她是誰？那在多年後，林于如她用她的自傳告訴你：我是誰。」
無法成為愛的愛
從「她是誰」到「我是誰」，胡慕情也問自己。
「我的家庭基本上就是一個女性為主的家庭，男性幾乎隱形。不是不在，而是角色感非常薄弱，是相對缺憾的狀況。」有會賭博、家暴的外公，大姨丈也嗜酒嗜賭；大舅舅讀到高職出去混、入獄過；小舅舅則因出車禍失去左手，溺於自卑。
男性缺席，有需求就是女性扛。「在我的生命經驗裡，我所看到的，永遠是女性在支撐自己——那樣的支撐，不會是一個舒服的狀態嘛。你要怎麼樣讓日子過得下去？毫不意外就是需要藉由外力。」
當時家中的女性長輩會提供場所讓人賭博、跟會，賺外快。人人視作骯髒的黃賭毒，她們不得不，「在我的生命經驗、採訪經驗裡，我大多數看到的女性，她們都不是為了逸樂、純粹享樂的狀態，去沾染這些東西。她們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活下去。」
夾縫中生存，有時看見一點疑似幸福的光亮，就會撲火，「她們會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會覺得，原生家庭讓我不幸福，那想辦法創造一個更完整的家庭，我就會幸福——這是太可怕的妄想了。」
「我們所想像健康的、幸福的家庭，必須具備很多條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還需要能夠互相理解、一起面對問題。但早期的婦女不會想到這件事，即便是現在還會看到類似的社會新聞：一個女生跟一個男生談戀愛，生了小孩、男生卻跑了，她卻又談下一場戀愛，繼續生。」
愛是可以下毒的。「愛這個字，大家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溫暖啊、正面啊、很飽滿很幸福的東西，但對我來說，愛這個東西，不是長這樣的。愛會有傷害，而我們想像的很漂亮的愛的形狀，其實是經過非常多學習、經歷很多學習，才有辦法抵達的。」
愛的能力，負荷不起愛的假設。悲劇是如此速成。
她歸納，許多慘案燎原於相似的星火：欲望搆不到愛的門檻，家庭並不快樂，「大部份女性，可以逃就逃了；當她願意忍耐這麼多、最後崩潰，會產生對自己的全面否定。你可以想像嗎？光是在戀愛裡，我們被拋棄都那麼否定自己，何況是在那樣一個情境。」
講的是近年單親媽媽殺子案。輿論認為媽媽自私、只是想除掉拖油瓶，「可是實際上她是打算自殺的。」身上自刀的傷痕足以說明。
而當她們決定謀殺，她們同時也殺了自己。——《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殺了自己。好比 2018 年 10 月，陳老婦人弒夫後，在看守所絕食，宛若自我凌遲，「她沒有想活下去的意志，甚至她認為，殺了先生是她的錯。為什麼？因為她被教育成，她是一個『必須』付出這麼多的女性，但她居然沒有忍耐過這一關，她殺了人。」
沒有過去
書寫女性殺人犯，讓她更加理解：人們慣用標籤去解釋因果，以至於犯罪者落入審判時，可能遭遇到不公平或不對等的待遇。然而，公平的審判有可能嗎？或者更往裡問，懲罰這些人，是為了什麼？
她想起對曾文欽的愧對，「非常明顯他是一個思覺失調患者，他就是一個沒有辦法跟外界建立聯繫的人，那懲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又比如在追鄭捷事件時，她與被害者家屬相約在捷運站門口，對方拒絕時說的話，至今仍讓她餘震：「他說，他不敢搭捷運。」
支持者稱死刑是在「還被害者一個公道」，用以「撫慰受害者家屬的情緒」，若真如此，為什麼鄭捷被槍決之後，巨大的傷害仍橫亙，「如果悲傷可以因此被平復，為什麼鄭捷案的被害者家屬到現在都沒辦法坐捷運？甚至他可能一輩子都沒辦法。」
另一個訪問到的倖存者，得知鄭捷伏法，也開心不起來，「他覺得，為什麼可以用這件事好像就彌補了他的罪？即便是希望鄭捷伏法的被害者家屬，他心中還是在問為什麼。」一聲槍響何其果斷，剩下來的人，卻得不到道歉、得不到解釋。
「我並不是認為，這些傷害人的人若是弱勢、我們就應該可憐他；他們犯罪，確實應當受到懲罰，但當我們用這樣的刑罰去處理，我們認為需要獲得平復的那些人，到底有沒有被平撫。」
不只死刑，徒刑同理。她被關的大舅舅，放出來沒多久就失蹤，「失蹤前又回去跟朋友混了。為什麼？因為他沒有辦法跟社會接軌。」以前在《立報》跑社福線，訪問過的更生人走投無路，打電話給只見過幾次的她，說找不到工作，「可是我幫不了。即便已經有 NGO 幫忙，社會要不要接受他還是另一回事。」
社會學上，監獄作為讓犯罪者再社會化的空間，但經歷使她意識到，「監獄只是把人暫時隔絕於社會的排斥眼光之外。」服刑者在獄中無法學習如何回歸社會，就算監獄有教，如今社會變化迅猛，也不可能與外界無縫銜接；尤其人們對犯罪者有標籤，更扯深了這道裂口。
「這樣的刑罰只是讓我們得到了一個『好像這件事情就過去了』的感覺——可是，事情沒有過去啊。」
等
傷口還在，她不願意再加深。
胡慕情說自己算對倫理比較自我逼仄的記者，可能因此「沒效率」，但關乎她的理念，「對我來說，那條界線是『我這樣做會不會創造傷害？』因為我的目的是希望傷害可以被平復，所以必須不斷問自己。」
如果有人因此受傷，那她乾脆不寫。
「不寫出稿子也是記者的工作。」發現受訪者沒辦法回答，她不逼迫，「在社會案件裡，你基於公共性，要別人揭開傷口，但是你有辦法平復他嗎？不見得。要陪伴他把傷口平復的過程，我辦不到。」
不同於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是寫作者與被聆聽者的真實交換，更精確地說，是寫作者，藉公共或公益之名，有權力地襲奪，當平等沒有可能，再真誠也避免不了褻瀆。——〈辨聲與拾荒〉
「你永遠是愧對他的，愧對有沒有辦法減輕？有。你要想辦法找出傷口存在的原因，它不可能是因為，某人是一個壞人，所以傷害就發生了。沒有這麼單純。」找出傷害的源頭，就有機會根除。這亦連結著她為何不認同死刑、監獄：「我們總認為，隔絕他、殺了他，問題就沒了。」
儘管如此，採訪換取的公共利益能否回饋受訪者、回饋是否能撫平創傷，她不敢保證。她曾試圖說服弒夫的陳老婦家人受訪，「我跟他們說，陳奶奶犯罪的原因之一是孫子的精神疾病。孫子現在還很年輕，但你們會老，你們老的時候他怎麼辦？他的問題應該被討論。」
對方反問：「說出來就有用嗎？」
就算真的有用，他們或許也等不到事情變好那一天；而相較不知道會不會來的「那一天」，揭開傷口時的痛苦，卻是立即。
說服不了怎麼辦？等。
如今她都抱著「可能無法寫出來」的心情追案，「像接受鄭捷案的書寫不能推進一樣。接受等待，不代表放棄。」對此她是樂觀的，一切並非沒有盡頭：「我不覺得會等不到他們說話的那一天。因為我相信人都有訴說的欲望。」
最好的例子，正是林于如。「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林于如要的是什麼？為什麼願意說？」除夕時她下台中，把剛出版的新書拿給她，那一刻，林于如很興奮，原來這段時間裡，林于如都打探著新書的消息，還託獄警詢問。一個被社會邊緣化的人，依舊想知道自己被怎麼寫給社會看。
「我才發現她要的很單純。她要的就是她被看見，這樣而已。」
後來，鄭捷案幾個關鍵受訪者，曾回過頭找她，儘管交談仍未觸及議題核心，但沒關係，等待不是虛無。
「案件發生，社會希望立刻從犯罪者或與他們認識的人嘴裡聽到答案，這樣的預設是有問題的。事件不僅對我們，也對他們造成衝擊，衝擊需要消化，要想辦法理解、接受，才能詮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他們都還沒辦法消化，怎麼可能詮釋？就算給出了詮釋，也可能背離真實。」
等待，不光是她，要整個社會一起。
非常無聊的事
一直等，不累嗎？
她說這不好回答，原因是：「我做這些，不是為了產出一個組織要的產品。」工作會有死線，但她對知的貪欲，是死線也無法切割的、生命的一體。
她從小就是這樣的個性：會蹲在地上看螞蟻，會唸出路上的招牌問大人這是什麼字，被問到煩的媽媽買了一本《十萬個為什麼》，還是填不了她千萬個好奇。
約十年前她寫作土地徵收議題的《黏土》，找資料時，讀到糖廠農工會被螞蟻咬，一般人的閱讀可能在此打住。她並不。「我就想是哪一種螞蟻？就去找出來。我就哇，是這種螞蟻喔，超級冷的冷知識，我還發現牠可以拿來炒蛋、做成山產。非常無聊的事。」
但也是這些許多的、不比螞蟻大的「非常無聊的事」，支撐了她的寫作。甚至，能不能寫出來，已經不是最優先的考慮。
從一隻螞蟻，到一場殺戮，她都想知道更多。「你有想過為什麼在農場採甘蔗會被螞蟻咬，但糖廠裡沒有螞蟻嗎？」我搖頭，她解答，「因為糖廠裡的糖濃度太高了，螞蟻沒辦法消化。超有趣。我就是會被這種事情吸引⋯⋯」
受制於身體、經驗、時間、語言，人們被自己困住，「我」是一片荒土；而身為記者，有權利接觸任何想接觸的，便是拓荒。「生命存有非常多的困惑，但從提問、閱讀，可以得到啟發、故事可以翻篇。不是每部小說都是 happy ending，但所有主人公都是藉由不斷提問，才讓故事前進的。」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最末引用莒哈絲《論寫作》的一段話，問她怎麼看其中那句「必須承認：我們不能」。
「如果我們能，那為什麼還要寫？」她不帶一點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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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呼吸的責任
從事非虛構寫作，深入土地、環保、殺人、犯罪等議題，初心是「減少傷害」的胡慕情，卻必須目睹比別人更多的傷口。
內傷不意外、也不稀奇。與之共存，這幾年，她開始用貓的方式看自己。
她稱貓是非常奇怪的動物。「以前養狗，我會假哭，狗就會來救我；但貓是你在牠面前哭，牠只會給你一個『有事嗎？』的眼神。牠不是不理你喔、牠還是感受得到你的情緒，但牠就能站在那邊看著你。」
「我在貓身上學到應對情緒的方式。」如今貓走了，卻也留下這份禮物。「我以前想要趕快把情緒排除，讓我可以往前走。但我這幾年做的事情是，我接受情緒的存在。如果沒有辦法動，我就不動。」
不動的時刻，她養盆栽、烹飪；離開帶狀節目《我們的島》，漸漸有時間戶外運動，包含攀岩、潛水，「自從當了記者之後，手機就沒關機過，隨時會有人丟你訊息，那個情況下你只能接。你不曉得漏接了，跟受訪者的關係能不能維持？我的睡眠時間也因此非常破碎。」但在岩牆上，不可能看手機，物理上隔閡了社群與他人帶來的磨損。
潛水更是如此。即便有潛伴，但面罩戴上，是與自己獨處。「你要控制好呼吸，才有辦法在水裡維持穩定。如果太急促，你會在海底上不來、或是一直往上飄。」
新手時期，進入海洋，她也慌過。潛水會配備氧氣瓶，可以透過潛水浮力調整背心（BCD）洩、充氣來推進與位移，但氣瓶有限，一直消耗撐不了十分鐘。「如果只靠外力，會找不到穩定點，你不能依賴它。必須正視身體，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最穩定的調節器。」
「吸，然後慢慢吐，吸，慢慢吐⋯⋯」她說，「你要對呼吸這件事情有責任。」
情緒來時，不適感無法習慣，一如垂在岩壁，就算有人拉住、安全措施齊全，還是本能地恐懼，「腳要踩哪裡？岩壁這麼斜、可能是外傾的，你要怎麼停留？」共存的哲學是：「過度用力是沒有用的，如果你很強硬的把自己握住，只會消耗體力。要用力但又不能太用力。」
要用力但又不能太用力。她好像什麼都沒說，卻又好像什麼都說了。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作者｜胡慕情
出版｜鏡文學
出版日期｜202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