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寫一首歌，還是在幫導演騙觀眾的眼淚？——昆蟲白╳花倫樂隊，後搖樂團的配樂自問
編按：2018 年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讓許多人認識了來自中國武漢的花倫樂隊。在他們的後搖音樂裡，吉他與合成器電子聲響的對話既沉穩又暴烈，跟著電影劇情直敲心門。2004 年成團的他們說，在花倫的後搖聆聽軌跡裡，不可缺少的是 1998 年正式成立的台灣後搖代表甜梅號。
本篇為 2024 後謠景像詩音樂節「嘈雜與留白間的世界觀」講座，邀請花倫樂團的團員朱明康、丁茂，與曾經是甜梅號主唱與吉他手的昆蟲白對談，並由作家陳玠安擔任主持人，在後搖說與不說的空白之間，尋找能夠與聽眾對話的聲音。
昆蟲白（以下簡稱白）：我跟花倫最早的緣份是在 2009 年，那時候甜梅號跟 MONO 在上海有一場演出，當晚花倫也有參演。這算是我們第一次的接觸。
朱明康（以下簡稱朱）：那個晚上我們是第一個演，演完之後我們就非常著急地去看甜梅號的演出，因為甜梅號對我們樂隊的記憶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在我們剛剛了解到後搖滾的時候，像 Explosion in the Sky、Mogwai、MONO，還有中國的惘聞，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陳玠安（以下簡稱陳）：好奇花倫當初聽到甜梅號，是什麼樣的情況呢？而在那個時候，甜梅號的音樂又是怎麼在中國被聽見的？
朱：當時其實算是前互聯網時代，我們都會下載 MP3。那時候知道台灣有小白兔橘子那些開發獨立音樂的廠牌，接著聽到了甜梅號和 Selfkill——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是在同一個歌單裡面。
就是當時我們去下載一些音樂、去了解這些樂隊，然後腦海裡面就會集合他們的音樂去想像。比如甜梅號的《一個人的水道》，還有早期的那些歌，它很有城市的畫面感，這個東西跟我們在武漢的感受，是很微妙的一種關係。我們就會去聽著那些音樂，也去設想那些樂隊的生活，包括他們的那種創作方式，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聽到他們那個年代的音樂，最大的感受是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比如說吉他的那種清澈感，還有旋律特別有記憶點，很打動人，那就是昆蟲白的獨家配方。
用美術館的方式聽後搖
陳：你們在音樂上都經歷了很多改變，面對的群眾也有些不一樣嗎？比方說，老粉絲還在嗎？或者現在外面有非常蓬勃的音樂節的場景，這對你們音樂會是一種考驗嗎？
白：剛開始比較強烈感受到地區性的差異，就是台北跟高雄樂迷的反應是最不同的。然後隨著時間的演進，開始就會有一些世代的差異，比方說會有人開始說，「我幾歲開始就聽你的音樂」——My God！
我第一次去到中國是 2002 年，那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會，承辦人的身份到現在我們都還是覺得很神祕。他跟我們說會是一場千人規模的演唱會，然後我們現場製作會有一個伍佰老師等級的 live recording，但是去到現場發現，他搬了一台機器，要錄音的人就是帶我們過去的承辦人，還跟我們說不好意思機器好像有點問題。
最妙的是，他說你們盡量不要去張揚我們有辦這場表演，他們這邊很敏感——我也不曉得敏感在哪裡。我們最後表演的地方，就是在上海當地很像五股、泰山的廢棄工廠區，裡面坐落了一個小小的平房，那是一間排練室，裡面的年輕人在那邊練 Nirvana。
在這種情況下，當天晚上也來了五十多個觀眾。我想說哇靠，你們到底是從哪冒出來的？我們都沒說自己是誰，我也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樣聽到我們的。
對我來說，原來在我們自己不知道的狀況下，還是有人聽得到我們的音樂。
丁茂（以下簡稱丁）：昨天《大象席地而坐》整個相對完整的演出，在這種稍微大型的舞台其實差不多有三次了，雖然我們演的狀態都不太一樣，但是下面的觀眾反應其實還滿一致的：大家不知道什麼時間該鼓掌，他們不太清楚什麼時候已經結束了。因為就像配樂一樣，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所以我們以現場的方式來進行配樂表演的時候，它就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它不像完整單獨的音樂作品有那麼好的完整度，從它的開頭到結尾，然後觀眾會跟你歡呼一下。
其實剛剛還在問小白他緊不緊張。其實是因為我們到現在，都三十多快四十的這個階段，演奏時還是會緊張。像我昨天的合成器，它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觸控鍵盤，如果比較潮濕或是有水份的話，它就會亂跳，但是我每次演奏前會手心出汗，它就會自己在跑。
陳：但你們應該也習慣，畢竟它是一個完整的架構，有點像是在觀賞一個藝術品、或是聽看一部電影的感覺。但我覺得大家冷靜地聽音樂也是一個滿好的，尤其在以前的年代，不管台上彈得多激情，大家還是裝沒事。這好像是器樂搖滾的宿命。
白：他們的確很像去一個美術館，在觀賞一件藝術品。那我覺得這樣的觀眾，其實自己會內建很多的知識和美學。有一種人聽音樂是很肉體派的，他們會跟著你的音樂去動，那有一種他們腦中會有很多我所不了解的思考。
而我覺得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媒介，他們願意來看、我們演一演，這之間大家獲得的東西是可以有很多種不同型態的。有些人可以肉體地去感受，他會覺得得到心靈激烈地洗滌；那有些人是我從裡面好像得到了某種啟發，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觀眾的多元性。
服務的電影配樂
陳：也想請你們聊聊，做電影原聲音樂這件事情最有趣和困難的地方，以及自己作為樂團，要去做原聲音樂，心態上要有怎樣的準備，以及怎麼確定它的完成度？
白：因為《刺青》的導演周美玲長期在拍以同志為主題的電影，她之前有用甜梅號第一張專輯《是不是少了什麼》裡面的歌曲，來當作《私角落》裡面的一個場景配樂。後來我退伍，她就找我去做 《刺青》這部電影的配樂。
我之前完全沒有任何的配樂經驗，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會，因為我其實是電影系出身的——我念電影是為了音樂，而不是為了電影。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讓我發揮一下的事情，就接下這個電影配樂。
雖然我也在這部電影裡經歷一些很特別的體驗，但是我自認不是很成功的一個配樂者。因為我並不是為了這部電影特別設計出什麼音樂——當然我是為了這部電影做配樂沒錯，但是我基本上還是以一種 songwriting 的方式去寫，不是單純的服務性質。
這也體現在，後來周美玲導演需要幾個過場的橋段，那我沒有辦法做到這些東西，所以她邀請陳建騏把它寫完。
配樂對我來說，就這個結果來看，好像變成是她給我一個題目，然後我去依照這個題目來進行的創作。所以最後這部配樂有兩個呈現方式：一個是在電影裡面的配樂，另外一個就是我的這張《刺青／電影音樂概念專輯》。
我覺得這是我失敗的地方，我沒有辦法讓配樂跟電影很好地契合在一起。那我覺得這也無所謂——我覺得我在配樂的這條路，就停留在《刺青》就 OK 了。
丁：做配樂最困難的兩個情況，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片子很爛，不好看。第二個其實更頭疼，就是導演對你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朱：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導演自己貼一些後搖的 BGM，特別糟糕。特別糟糕。
丁：而且導演都會先對你說：其實我對音樂並沒有太多的想法、我不懂音樂，但他會非常地挑剔。
很多時候導演的想法是，他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得到觀眾的眼淚，但是他自己的鏡頭沒有辦法實現這個夢想，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變成一個讓他實現這種目的的工具。這是很不快樂的一個感覺。
朱：我們運氣相對來說也比較好，碰到的這三個導演領域包括長片、紀錄片，還有商業文藝片，他們給我們的空間和自由度都挺大的。剛才小白說他覺得我們的音樂是很有機的，確實是因為導演相對來說比較尊重我們的創作。我覺得這種東西可能真的就是運氣。
多樣與轉彎
陳：聊聊昆蟲白的新專輯，我們都知道你是一個聽大量音樂的人，所以每一次出新的東西勢必會有些挑選。這次在音樂風格上會有想要嘗試的面向？
白：常常是我想要設定這首是這樣的風格，但是到做完，其實跟你當初想像不太一樣，甚至每首歌就像小孩子——你想要它變這樣，但它不一定要照這個方向走，它會長出自己的樣子。在這種狀況下，我會自己給一些工具，比方如果我希望多一點電子樂的東西，我可能就會在我的 song list 裡面裝一些電子樂的東西。
我會盡量希望它是很多樣的，但我還是會抓住一個主軸基調，希望這是一個昆蟲白的東西，而不會是第一首就一定要是數搖、第二首一定要後金屬。我不太想要做到這個程度。
因為有時候這種事情是你是在滿足自己啦。我也許做得到，但是觀眾也不見得買單。
老實說，我的多樣是停留在某個年代，之後我其實已經不太能再去吸收當下更新的樂風。我會停留在某個時期，那對我來說也是我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喜好，我並沒有野心把所有新的東西都吸納進來。
陳：其實做音樂的起心動念，都是為了那一份喜好。絕對不會是天外飛來一筆：我今天聽到了新的音樂，我覺得它很炫，想要跟著這麼做。我覺得真正的內化可能不是這樣子。至少在你的音樂裡面，我覺得它很像一個圖書館的館藏，聽到這首歌好像到哪一層樓，那個是你的藏書閣的感覺。
白：我覺得你形容得滿好的。其實我們看待搖滾樂，常常會覺得搖滾樂是很外向的，但它有一個東西其實是一直去挖掘的，有一個很 nerd 的特質，所以很多搖滾客反而很像個書呆子，他會一直沉浸在那裡面、去挖很多東西。
陳：其實花倫在音樂風格上也歷經很大的改變，台灣的聽眾可能對你們的印象多數還是來自《大象席地而坐》的電影音樂，不過那個時候樂團已經經歷了一個時期的改變。最開始花倫比較像是吉他導向的樂團，早期的兩張專輯是兩位彈雙吉他的狀態。
後來 2014 年發了一張叫做《Farewell》的專輯，應該是有意識地要做一個階段的告別或整合。接下來我們在《武漢武漢》的原聲帶，聽到更多的是用合成器去做變化。
丁：其實到《Hardcore Fans》那一張，我們已經是三吉他的位置。後來我們覺得已經有點沒辦法收拾這個部份，不管是現場的呈現還是內容的編配，也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難以控制。
剛剛提到我們從吉他轉到合成器的變化，對我個人來說其實也是一個比較討巧的做法。我們 在吉他的演繹上面，其實有一段時間並沒有去做技術上的打磨練習，但是通過合成器的呈現，我們也意識到自己對於音樂想像，更多是聲響上的一些變化。這個思路也剛好在《大象》的原聲帶得到一個體現。
後來我們也嘗試了更多不同型號的合成器，去體驗更多音色帶來靈感的刺激，這是一種很天然的興奮感，它會帶來更多的想法、達到更多的視角。
朱：我們其實發現合成器的聲音，有很多領域是我們之前沒有嘗試過、沒有體驗過的。所以在那幾年裡面，大家也瘋狂地去尋找一些新的刺激，讓自己去興奮起來。
因為老實說，我們不是特別想在原來樂隊的方式，繼續去垂死掙扎吧。可能那樣對於我們來說消耗也很大，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三把吉他，加上在排練房的那種感覺，真的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我們那時候的排練房就是一個巨大的密室，我現在回想起來都不知道那幾天在北京，是怎麼能堅持下班之後，每週兩到三次排練。
所以告別那個階段，重新去認識這些音樂的時候，反倒是會覺得很輕鬆，有一種翻開新的一頁的感覺。
丁：其實從我們做樂隊開始，一直還是有在工作上班的，做了很久很久。其實這次活動是一個好契機，因為回去之後我們差不多就會⋯⋯
朱：離職了！（全場鼓掌）
丁：一方面是有了一些工作上的積累，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到了另一個年齡段，有需要去做的事情。雖然這個節點在中國來看是一個非常不妙的時間。
朱：聽著就很不靠譜！
陳：沒有啦，大家都為你們鼓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