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搖滾樂手，沒必要討好社會——專訪【大港開唱】統籌 Doris

她是這樣的一個靈魂，溫柔而爆裂，狂放也內斂，右邊肩上天使展翼、左邊肩上惡魔杵臉直盯。她的皮膚細白透光，和她常穿的黑色衣服形成強烈對比，這日，對街城隍廟熱熱鬧鬧，坐在窗邊的她更顯安靜，一頭俐落短髮，細框大眼鏡框住她明亮雙眼，卻掩不住自她體內散發的優雅氣味。她溫柔，像天使，我是這麼想的。但，每當她畫上黑死妝、背起貝斯，一腳霸氣地跨在音箱上，那畫面卻能勾魂攝魄、騷動所有欲望，伴隨漫天撒落的冥紙，她用金屬樂和汗水，紀念那些為台灣抗爭過、犧牲過的所有人，亦起身反抗那些外表看來白，骨子裡卻黑透了的人。她爆裂，像惡魔，只為了抵抗壓迫。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搖滾樂給我的禮物」

她是 Doris 葉湘怡，閃靈樂團貝斯手及團長，從 2000 年加入閃靈開始至今，她沒有停止過講自己想講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問她，作為公眾人物何以能如此勇敢？眼前的她聲音輕柔，淺淺地說：「我想這是搖滾樂給我的禮物吧。」身為搖滾樂手，理應去領導、而非討好社會氛圍，這是 Doris 心目中的搖滾精神，她帶著一身瀟灑，毫不畏懼抵抗社會強權，主張台灣獨立、堅持音樂和政治之間的不可分割。她坦言，在理念實踐的過程中，難免遇上一些必須妥協的時刻，「就像外星人來到地球可能需要適應一樣，和別人合作辦事，過程中或許會有所妥協，但那些都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而已。」 

從學生時代舉辦的野台開唱，到 Say Yes To Taiwan，再到現在的大港開唱，Doris 辦過的音樂祭和演唱會不勝枚舉，公部門複雜的行政程序和繁文縟節曾讓她感到疲累，但那些對現在的她而言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學生時期我的確比較不圓滑，可能體內賀爾蒙作祟吧，現在我會觀察社會輿論，懂得何時放、何時收，做事情也比較有方法，不過理念是從沒變過的。」Doris 已懂得拿捏自己體內擁有的能量，該釋放時釋放，該回收時好好回收。理念不變，是她很強調的事。 

大港開唱——沒有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回事

這次，由 Doris 總籌舉辦的大港開唱即將到來，我請她和我們分享大港最具特色的地方，她沈思了一會說，「來大港不只是聽音樂而已，還要動腦。」大港一直以來都試著將社會議題融入音樂祭中，在 NGO 議題村裡，不聽歌，就聊大是非。去年，趁著社運大浪還未退潮，由張鐵志、林飛帆、黃之鋒在台上開講街頭運動；而何韻詩、台灣同志運動團體則帶領討論同志議題。「這些過去以為大家會避諱去談的東西，反應都很好，我發現大家對議題其實都很熱血，也很願意去了解。」

而今年大港，則要將空污議題搬上舞台。近幾年來，空污議題在世界各國受到重視，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中國霧霾，常隨著大陸冷氣團漂洋過海降落台灣，造成 PM2.5 嚴重超標，沒有中央山脈的護航，西半部只能對「紫爆」舉雙手投降。而去年底巴黎氣候峰會開幕日，北京、新德里更整天都被空污纏身，霧霾籠罩在那樣的日子裡令人更顯憂慮。Doris 說，吸入髒空氣不只是難以呼吸那麼簡單而已，目前台灣已有不少因為空污致病甚至致命的案例，她希望讓大家知道空污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

「我們常在社運場合看到一些玩團的樂手、聽團的樂迷，所以，音樂和政治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音樂和政治、社會的關係也是今年大港要探討的另一個主要議題。從歷史脈絡來看，搖滾樂和社會批判一直以來都綁在一塊，西方搖滾樂發跡之時便是作為工人運動、反全球化、反戰、黑人人權等運動的「抗議之聲」，1941 年，搖滾先驅 Woody Guthrie 在自己的吉他上寫下「這機器會殺死法西斯（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也為搖滾樂精神立下了反叛的註解。而台灣從野百合學運的黑名單工作室，到太陽花學運的滅火器，搖滾樂的影子始終和社會運動如影隨形，所以說，這兩者間到底有何關係？大港 NGO 議題村裡，你或許能找到解答。

台灣音樂祭觀察：一開始就畫大餅，只是陷自己於不義

「另外，我們辦音樂祭，也比較不迷信世俗眼中的大牌吧。」Doris 點出台灣音樂祭的嚴重問題，她說，許多人一想到要辦音樂祭，就想向國際知名大型音樂祭看齊，希望能像 Fuji Rock、Summer Sonic、Coachella 一樣，請很多大咖，但如此野心下的結果，卻常常是背一屁股債，甚至身敗名裂。她觀察，日本音樂祭公司若想辦大型音樂祭，會先從小型的辦起，由地方開始培養一般人聽音樂的習慣，市民文化養起來之後，再來辦大型的才容易成功，絕不是一出手就想一步登天，而她希望台灣策展人也能有這樣的認知，台灣市場規模小，在根扎得不夠深的情況下，大型音樂祭失敗案例遠比成功的還要多。

「很多人辦音樂祭辦到被追債的，其實 2001 年野台辦完，就有黑道衝來我們辦公室過。我們會羨慕國外大型音樂祭沒錯，但中間過程一定要有耐心，不然就算辦得好，也只是曇花一現。如何一步步把產業熱絡起來，才是最重要的。」Doris 近幾年辦音樂祭的哲學是「先求不傷身，再講求效果」，她說，不迷信大牌、推薦在地樂團，並試著給予樂迷更多精神面滿足，就是大港的風格。Doris 無論做任何事，邏輯裡都沒有「討好」兩個字，她形容自己辦音樂祭的過程「不只衝撞僵化的程序，還衝撞社會的價值」，而這一點，從她如何打大港這手牌，就能窺知一二。

copycat，台灣人的文化自卑

除了策展人傾向模仿國外音樂祭，更令 Doris 擔心的是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消失。她說，這十幾年來樂團和聽眾都變多，的確是很好的現象，但同時樂團同質性卻越來越高、音樂風格和國外樂團越發相似，「可能跟資訊獲得變得容易有關吧，以前要聽國外的唱片比較有預算方面的門檻，但也因此在聽了一些自己喜歡的音樂以後，會有空間讓音樂創作者融入自我的文化、思想和風格，創造出比較獨特的東西。但現在各種音樂都太容易取得而且取得太多，有時反而壓縮了創作者自我探索和發展自我想法的空間，這個文化和創作之間差異性就愈扁平。」當樂團在創作過程中忽略了自己的模樣，就容易在有意無意間複製了西方音樂的樣貌。她說，出國演出時和國外音樂人聊天，他們對台灣和其它東亞國家樂團的印象常常還是「copycat」，「也許也是文化霸權吧，國外音樂進來，比我們輸出容易。」

「創作的音階、旋律的組成，音樂背後是什麼故事？內容一直都是置身世界舞台很重要的事，有沒有心、有沒有才華，一聽就知道。」她同時語重心長地說，這絕對不只是樂團人的問題，因為，台灣文化究竟是什麼模樣，有幾個人答得出來？在 Doris 眼裡，這是文化模糊性所帶來的信心低落，找不到自己國家的元素，就容易認為國外的月亮比較圓，對此，政府和民間都有責任積極建構屬於「台灣文化」的清晰樣貌，讓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生長成獨一無二的樣子，如此對於所有關於藝術和創作的產業都將大有幫助。

「我們的音樂有樣子，但心卻是空的」

作為閃靈這個台灣元老級樂團的團長，Doris 近幾年常有機會參與一些音樂專案、擔任評審，「我發現，現在政府文化部門有心要幫音樂人創造舞台，有滿多出國演出的機會，但可惜的是，能帶出國的團卻很少。」她覺得，雖然有不少新生代樂團非常認真且優秀，但也有許多樂團參與計劃時並沒有認真看待這樣的機會，也許只想拿張免費機票、出國旅遊或大採購，「碰到這種的，想提攜也不知道怎麼做，很無奈。」這是她觀察到近幾年很大的改變，玩團年輕人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認同，這個世代有機會，卻也有危機。她盼望後進樂團能對創作和音樂本身更加上心，台灣不需要更多披著歐美外皮的樂團，唯有找到自己的靈魂，才能更理直氣壯地站上國際舞台。

「我們的音樂有樣子，但心卻是空的。」說完這句話，Doris 緩緩拿起咖啡喝了一口，「這是沒辦法很快解決的，文化價值的建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大家對台灣的論述分歧都太大了。」此刻，我好奇 Doris 心中的台灣文化長什麼樣子？她說，「也許可以想想沖繩吧，融合了中國、日本文化，甚至和台灣文化感覺有點接近，但他們文化識別度很高，有自己的吉祥物、建築工法，因為他們曾是一個國家，對於如何建立一個國家的樣貌有個基礎在那。」Doris 希望台灣會是一個吸收了週邊中國、日本、韓國、沖繩，甚至是和菲律賓這樣和台灣有著同樣南島語系文化傳統的國家，也許還無法具體成像，但這是她心中熱切盼望的方向。

啓蒙時代：「有少年郎來啊，真好！」

Doris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心社會的？將場景拉回 Doris 的學生時代，那是她的啓蒙時代，她腦中想法開始馳騁的時代。在臺北商專的教室裡，學生認真讀著書，一群台獨份子卻在立法院旁大聲抗議，吵得大家不得安寧卻也莫可奈何，此刻，從附近成功高中傳來的一聲「中華民國萬歲！」振奮了教室內的氣氛。那是那樣的一種時代氛圍，眾聲喧嘩，言論禁錮的陰影卻尚未完全消褪。Doris 是在那時開始認真思考社會的。對於教室外的社會感到好奇，加上地利之便，Doris 有時會拉著自己的死黨在下課後去立院或中山南路旁觀當時的社運抗爭活動。巧合的是，當時學校裡有位英文老師常常課上一上，便教起台語歌謠來。

「我記得那時班上很多人覺得無聊，明明是要上英文，怎麼變台語歌，後來就不來了。」老師認為 Doris 和幾個留下來的同學「很有慧根」，帶他們去上了廣播節目寶島新聲，節目上，call-in 進來的阿伯、阿嬸都很興奮，說「有少年郎來啊，真好！」。對 Doris 而言，那不僅僅一個電台節目，更是巨大的文化衝擊，「有人打電話進來，馬上就問我們台鐵從北到南的站名是什麼，我們都是臺北小孩，根本答不出來。」這讓她突然意識到，為何中國的地圖和鐵路都背得很熟，卻不記得自己家鄉的地名？ 

Freddy

對自己腳下踩著的土地有更深的理解後，Doris 在辦野台開唱時遇見了 Freddy，當時在她口中已經七、八成覺醒的 Freddy，成了帶領她思考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很奇怪，人家交往都去喝咖啡，我們是在開車時聽超吵的 heavy metal，還一邊聊政治。」雖然 Freddy 聽的金屬樂實在過吵，但他講的故事淺顯又有趣，讓 Doris 能透過他了解台灣歷史，看來，Doris 是遇上了一個滿腔熱血的說書人。

此刻，我想起他們在舞台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的模樣，1970 年，台獨人士黃文雄欲在紐約刺殺蔣經國，扣下板機，那顆子彈卻從蔣頭上飛過，刺殺計劃失敗，他當場被制伏在地，面對美國警方的壓制，他仍奮力喊著「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個台灣人一樣站起來。閃靈的〈破夜斬〉，取材自黃文雄的故事，每當這首歌的旋律響起、看著 Doris 和 Freddy 同聲大唱，那樣的畫面動人，是兩人在這片土地上擦撞出的美好。

Freddy 在 Doris 眼中是個絕對的行動派，「他是我看過行動力最強的人，他有個綽號叫『隨喀』（台語，馬上打電話的意思），常常開會開到一半想到誰，他就會當場打電話，想要立刻得到完整資訊。」Doris 說，Freddy 想做什麼，當下就要好好做好，因此，當兩人「合流」之後，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像是反中國併吞、Say Yes to Taiwan 演唱會等都冒出頭來。

去年底，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的「鎮魂護國」演唱會上，Doris 說自己曾是個很自閉的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能成什麼大事，是閃靈給了她勇氣和力量，可見認識 Freddy 後，她的能量柱的確被填滿了不少。他們倆是我心中最接近靈魂伴侶的一對，前陣子為了把 Freddy 送進國會，喜愛深夜寧靜的 Doris 放棄自己的習慣，變得早睡早起，每天五、六點就爬起來掃街，那對她而言並非身為「林昶佐之妻」的責任或義務，而是發自內心對於另一半的不捨和心疼。

搖滾樂能不能改變世界?

大選過後，台灣藍天轉綠地，第一位重金屬搖滾樂手走入國會。Doris 說，從九合一選舉開始，她便看見台灣一步步在向前，年輕人有相對一致的目標，無論是世代正義還是國家主權這類比較生硬的議題，大家都很願意去了解和關注。「本土派不是沒有執政過，有之前阿扁執政八年的經驗，我希望本土派可以學會比較有方法的做事，而不要把努力得來的江山給毀了。」Doris 語氣輕緩，釋放的盡是對這個海島的溫柔。

那麼，閃靈呢？許多人都在關心 Freddy 進國會後再也看不到閃靈登台演出，不過，這樣的擔心可能會在大港開唱釋出閃靈將重返舞台的訊息後消減不少。未來，身為閃靈團長，Doris 承諾閃靈不會消失，不過礙於林委員的正職工作，演出一定要是他放假的時候，並且長期巡演短時間內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事了。且讓我們擦亮眼睛靜靜看、豎起耳朵細聽，當天色逐漸亮起，孰黑孰白便藏也藏不住了，也許哪一天，搖滾樂真能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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