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求真相，因為真相會讓人自由——楊翠 ╳ 江春男 ╳ 蕭宇辰的轉型正義之路

「⋯⋯前蘇聯列寧、越南胡志明、北韓金氏父子、中共毛澤東都加入了死後不下葬名人堂。雖然不下葬，喪禮卻辦得一個比一個大，你看那人民哀慟欲絕哭聲震天，現場人如海潮淚如湧泉，親愛的領導不要離開我們！（痛哭）欸等等等一下，這個地方是臺灣吧？」

5 月 30 日上午，中華文化總會（簡稱文總）在臉書、YouTube 發布一支講解轉型正義的動畫影片，從「真相」出發，探勘解密過往檔案、研究相關加害體系，吸睛有趣的動畫及深入淺出的解說，讓這支短短 5 分鐘影片在臉書上瞬間達 20 萬次瀏覽，把議題帶出同溫層。不只如此，系列影片未來還有「究責」、「補償」共三階段，將陸續推出。

文總去年便曾與客家電視臺合作《少了一個之後 微光》系列劇集，藉由小說家高翊峰訪談客家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關注遺族生命經驗，提供反思二二八事件的切入點。這次文總串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臺灣吧合作又是另一艱鉅挑戰，希望能進一步將轉型正義議題化繁為簡，讓大眾能有梗概依循，並願意自發性進一步瞭解。

困難的任務，誰來實踐？文總副會長江春男、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臺灣吧共同創辦人蕭宇辰難得共同現身。不同世代的三人成長經驗各異，面對轉型正義這個浩大歷史工程自然也有著各自的理解，但在推動轉型正義的路上，他們此刻正面朝相同的方向，盼能一代接一代地延續討論與學習，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真相讓人自由，自由讓人平靜

現年 75 歲的文總副會長江春男是黨外運動先驅，政治和外交記者出身，曾創辦黨外刊物《八十年代》以及《新新聞》，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時期，並參與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他以筆名司馬文武在各大媒體撰寫政治評論，亦不時觸及各國的轉型正義經驗：「世界上有太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南非、東歐國家、拉丁美洲國家、韓國到現在談到轉型正義同樣吵不完，韓國有許多電影小說都在談轉型正義，要走上民主化之路一定要經過這關。」

解嚴前夕的緊張，他都還記得：「八〇年代時，我看了許多革命、政變、暴動電影。在第三波民主潮時，從阿爾及利亞到薩爾瓦多、智利等等，許多電影像紀錄片一樣逼真，看得驚心動魄。那時候臺灣黨外運動正要蓬勃發展，大家都很緊張，覺得臺灣遲早要面對同樣的事情。現在回頭看，我想臺灣跟這些國家相比 smooth（順暢）太多了。我覺得我們跟別的國家比較起來做得算是相當好。」一席話是走遍世界各地的切身觀察，也像是對同為轉型正義努力後輩的激勵。

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到黨外運動時期，他見過這樣的時代：所有國外報紙雜誌來到臺灣，紙上只要有「臺灣」二字的段落常會被審查人員塗黑，當外媒在蔣介石離世刊登以斗大新聞標題「一代獨裁者終於離世，他一輩子是漫長的失敗過程」時，臺灣人披麻戴孝、如喪考妣：「沒有人知道，蔣介石在當時國際所受的評價。」江春男也認為，轉型正義體現了臺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與中國的大大不同。對比六四記憶完全遭中國的歷史共業抹煞、世人逐漸忘記那些死去之人，當代臺灣人在面對歷史悲劇時，即便是不在場的後代，應該持續賠償、和解與反省。

「當然很多人會說，現在好好的，談過去的事情幹嘛。但我認為，人類跟野獸是不一樣的，我們有感情，而且在乎回憶；我們追求真相，因為真相會讓人得到自由，內心才能平靜。個人是這樣、家族是這樣、國家也是這樣。」

轉型正義工程看似龐大，但處理的是一個個真實的受難者遭遇的迫害，乃至於由此而來一個個家庭背負的心理桎梏；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從個人、家庭到國家，回歸到人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種不同尺度的自我和解。

權力先低頭，才能讓親族走出互相傷害之路

需要究責的不是威權社會下的個體或群體，而是國家體制的漏洞——正因理解此原則，站在第一線執行的促轉會深知，為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先釐清體制結構，那就是大工程。

楊翠談到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吃力不討好，是做什麼都錯：「促轉會成立初期很多人都來指責我們，有些人認為我們做的不夠多，有些人則認為我們什麼都不應該做，真的可說是動輒得咎。我們當然不樂意這樣，但這某種程度也表示：我們的路沒有走錯，我們沒有依附於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團體，讓任何一群人覺得我們符合了他們的想像。」即便風風雨雨，她態度豁達而堅定。

除了是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還有另一個身分：日治時期知名作家楊逵的孫女。楊逵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撰文呼籲臺灣人組織自衛隊等行動，一度遭判死刑，後來因非軍人身分改判三個月徒刑；1948 年則與同伴起草《和平宣言》，在臺中被捕，以「共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罪名判刑 12 年。

提到楊逵，江春男談起兩人的短暫交集。「1960 年代，我還在東海大學就讀政治系，那時還是白色恐怖很嚴重的時候，楊逵先生住在『東海花園』那邊，那時候我跟幾個同學下課後常約在大肚山吃飯，吃完後有時會去幫他澆菜。不過，雖然我們身在其中，但是都不知道臺灣正在發生什麼事。」一直到大學畢業多年，他才開始聽說有所謂的『政治犯』，「包括我自己的堂伯也是，被關了 28 年。怪不得我們家族都沒什麼人念書，因為念書很容易被抓去關，可見那不是一個人的事，對於整個家族的影響都很大。」

「當汙名是以一個家族為單位去冠上的，傷痛便是以一個家族為單位去形成的。每一個人，特別是受難者家屬，生氣的對象通常都不是國家，而是朝向家人，最後演變成一種相互指責。所以，如果沒有公布真相，沒有讓大家知道是『國家做錯了什麼』，而非『上一代做錯了什麼』，創痛者不能跟自己和解，家庭不能和解，更不可能跟社會和解。」

楊翠對於和解的重要性深有體會：「我家族史做的比較早，我媽媽 1999 年精神疾病發作，應該說是『政治創傷疾病化』。創傷本來就有延宕的特性，因為社會氣氛的關係，臺灣政治創傷延宕的時間非常地長，在需要扮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女性身上，延宕得更久。我媽媽一直到我唯一的弟弟結婚了才發病。從那一年，我開始認真了解家族史、父母的生命史，做了很多訪問。」在與父母對話的過程中，楊翠感受到，受難者第二代背負有罪標籤的艱辛，在貧窮的同時，還得面臨親友走避，活在恐懼之中。

家族傷痛，如今轉化成她工作的深厚養分：「之於我個人，恰恰是因為我先處理了家族史，在促轉會面對當事人的困難的時候，或許不能講我真的幫助了他們什麼，但至少對於來理解或者找到可以行動的位置是有幫助的。」

走過祖父的受難、父母的壓抑與恐懼、一直到楊翠因推行轉型正義所受的非難，轉型正義轉得眾人皆痛苦。但近來，楊翠父母看著女兒直面輿論壓力，仍要挺直腰桿做對的事，兩人也在這過程中慢慢與自己和解，「剛到促轉會的兩三個月，每次回家，我爸爸就在哭。去年 9 月發生爭議事件，一直到我轉任代理主委，我爸爸看我一整天都被網友罵，哭了一兩個月，他很憤怒，但又難過得忍不住眼淚。我媽則是一直鼓勵我，叫我勇敢去面對。我很難想像，身為受難者第二代，帶著那麼深的創傷，到現在還可以這樣繼續支持著我，心裡非常感動。」

楊翠觀察到，在現下的臺灣社會，大多數人對於「和解」有著共識，然而如何走向和解過程必經的「究責」，卻無比艱難，且具高度爭議，考驗著眾人的智慧。

知道自己是誰，才能一起前進

談到這裡，20 世代的蕭宇辰忍不住感嘆：「原來這就是人生歷練的不同⋯⋯說實在的，我自己就是一個一般家庭長大的孩子，會喜歡上歷史，就和多數男孩一樣，是受到《三國演義》啟蒙。一直到大學才開始認真接觸臺灣史。真正對於轉型正義、戰後這段歷史有比較深的理解，反而是到了教學現場後，才花更多時間翻找資料、理解曾經發生的事。」

臺灣吧作為自產內容的新媒體公司，長期關注臺灣歷史，2014 年成立初期推出的一系列「動畫臺灣史」影片，獲得廣大迴響，在社群上開闢出一條傳遞歷史知識的全新道路。然而，這次文總邀請臺灣吧合作這支轉型正義的影片，卻讓四年來撰寫過無數腳本的蕭宇辰頗為頭痛，「坦白說，轉型正義對於現在的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敏感程度，所以從整理內容，文本到劇本的處理，再到視覺化，每個環節都需要更多的時間。」

「特別因為這個主題相對更貼近真實，有別於過去純動畫的呈現方式，我們希望納入更多歷史畫面，所以在視覺設計上花了一些時間，讓這些歷史資料能跟動畫巧妙結合。」為求內容精確，在為期近半年的製作過程中，文總與臺灣吧來回斟酌腳本、衡量用語與切點，同時也與促轉會密切查核正確性。「老師們人都滿好的，鞭得都滿小力的。」蕭宇辰笑說。

對於多數人來說，轉型正義是個與生活距離相對遙遠的題目，其中牽涉著龐大的歷史脈絡，不是那麼容易理解。蕭宇辰在臺灣吧的經驗此時成為最好的後盾：「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橋樑，讓觀眾的好奇感先被拉出來，再往下帶出核心。基本上還是從觀眾有感覺的事物出發，創造那個詼諧且有共感的點。不見得非得要冒犯誰，還是可以讓一般人更有感覺地接觸這些本質上比較嚴肅的資訊。」

費心，當然是希望更多人理解、思考。蕭宇辰觀察到，更年輕的世代其實並非不願去理解，而是缺乏一個契機：「過去在高中教書，我的觀察是，年輕一代因為沒有包袱，所以心態更開放，不會太明確地被特定意識形態左右，反而是好溝通的。」

有時候大家只是想確認這塊土地上真實發生過的，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沒錯，這些事情很遙遠。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知道這個社會原來有著不同世代，他們經歷了這些不公不義，當社會要往前進，我們就必須了解前面這些世代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為了告訴下一代，這裡不該有人權悲劇

在轉型正義動畫影片發布的那天，促轉會成立也屆滿一年。當天促轉會公布了第四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名單」，一共有 2006 位政治受難者，其中不少是《自由中國》雜誌社與《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如雷震、姚嘉文、呂秀蓮、陳菊、黃信介等）。兩本雜誌發行年代不同，主客觀環境也有所差異，但同樣透過聚集知識社群，從在雜誌議論時政開始，進而成立政黨或政團，實踐他們對於民主的理念；然而衝撞體制的行為受到當局打壓，演變為威權時期著名的政治案件。

同一天，轉型正義這個題目在線上、線下發酵，讓楊翠有感而發，「我一直認為，無論是透過什麼做法推動轉型正義，受到外界什麼樣的評價，最終其實是殊途同歸。」

「我相信，各方的路徑慢慢會走到一個交織點，這個交織點是臺灣社會終於知道，我們在做轉型正義不是為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團體、政黨，或者特定的理念而服務，而是為了普世的人權價值，為了告訴下一代：民主國家不應該出現這些恣意侵害人權的歷史悲劇。」

轉型正義在意的不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樣的分裂口號。蕭宇辰以經常引發爭議的蔣介石為例，「我們不會輕易稱他是『殺人大魔王』，同時也不會說他是『民族救星』，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夠重新思考這個人的定位。如果看完影片能夠稍微拉起這個討論，我們就功德無量了。」

轉型正義的未來：認識悲觀才能超越悲觀

7 月 7 日，促轉會將以「跨世代見證」為主軸，為第三及第四波撤銷名單上的政治受難者舉辦公告儀式。楊翠說，「『跨世代』這個主軸有多重意涵，要見證的不但是對於臺灣長達 47 年威權統治時期的蔓延性，還有不同世代家庭成員所承受的政治暴力創傷；同時，臺灣社會現在還是無法擺脫長期威權所遺留的影響，也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儀式，讓不同世代、不同意識形態的每個人意識到，追求公義、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是一種跨世代的價值。」

在公私部門的齊心協力下，轉型正義的推動在這一年來有顯著進展，透過調查研究討論、解密文件發布、影片宣傳等多元形式，逐步還原歷史真相，啟動對於加害體制參與者的責任釐清，引領社會進行反思，走向和解之路。

儘管一路不容易，楊翠深信「認識悲觀才能超越悲觀」：「作為行動者，首先要認識悲觀，不能太浪漫化，擎舉崇高的理想，最後難以達成，很容易頹然而敗；行動者要認識悲觀，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結果可能如何，這樣才有機會超越悲觀，持續往前走。」

分處不同世代，江春男、楊翠、蕭宇辰在不同的歷史座標上，承擔著各自的任務，回望過去，細數傷口，也清楚知道：現在的一切擦刮刺痛，都是為了讓這塊土地癒合，未來不再流血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