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起帽子,獲得真正的掌聲——專訪壞特 ?te
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台灣樂迷前仆後繼夢寐以求解答的千古之謎,第一是 stu sis 到底是誰(最近因為這支 MV 的緣故,這一題又掀起一陣波瀾);其次,大概就是壞特到底是誰了。
2019 年 6 月 28 日,藉吳卓源的表現在樂壇打出名號的音樂廠牌 ChynaHouse,在 YouTube 頻道釋出了壞特的第一支單曲〈Cazzo〉。這首以義大利髒話為名的作品立刻登上 StreetVoice 的新歌週報,並被冠以 R&B 標誌新聲的期待。真正讓這個名字和 9m88 和陳嫺靜相提並論的,則是三個月後發佈的另一首歌〈睡不著〉。短短一個月,〈睡不著〉不只在發表當週就成為街聲榜單冠軍,兩個月內更在 YouTube 衝破二十萬點閱。那時,壞特僅僅不過發表了三首歌曲。
先聞其聲不見其人,這樣的操作在台灣歌壇不是首例。早些,有 2007 年的郭靜,藉網路上「歌聲好聽卻不露面,難道是其貌不揚的女版楊宗緯」話題帶起聲量;再近一點,2010 年剛從 S.H.E 單飛的田馥甄,第一張個人專輯也用同樣手法成功讓聽眾關注藏身團體裡那位 Hebe 的唱腔。然而,壞特的身份之謎走向與這些歌手稍有不同:直到首支單曲發表近一年後的此刻,她依然沒有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就連參與濕地 Venue《2019 新条通樂園夜祭躁動》的演出,她都戴著墨鏡和草帽遮擋自己的面容。若不是髮型和身形有所區別,有網友還曾猜這個嗓音是玩饒舌的陳嫺靜閒暇之餘想唱唱英文老歌。
隨著日子過去,網友們漸漸明白,壞特隱藏身份並非為了短期的話題熱度,而是另有原因。
或許因為用字特殊,至今仍常有人叫錯她的化名。有些人喊她「懷特」,有些人以為英文表記的問號是顯示錯誤,把她寫作「te」。不過,網路上已經能找到「?te 壞特」這個名字的來由了:? 等於 why,?te 唸起來諧音 white,媒體寫這是因為壞特私下是一位醫生,white 取白袍之義。事實上這個解釋有兩個誤解:首先,壞特不是一位醫生,她是一位醫務工作者;其次,一開始她也並不只因為白袍而取了這個名字,而是因為〈Cazzo〉本來想找音樂人 YELLOW 黃宣合作。
「我想說,他的名字是 yellow,那我也來個顏色好了。後來才想到,這名字別人聽起來會覺得⋯⋯妳的音樂是白人音樂?好像還滿種族的。」在我面前,脫下墨鏡和帽子的壞特笑開了。我才意識到自己聽她的歌時,從沒想到她是會這樣大笑的人。
為了和別人一樣
她和音樂最早的聯繫,是家裡那台電子琴。液晶螢幕上可顯示動態樂譜,她沒有老師,自己跟著上頭的音符按琴鍵,光是這樣竟也練成了一首〈小步舞曲〉。
琴其實是爸媽為了安撫她才買的。小學時,她的好朋友是典型的市區小公主:會彈鋼琴,會吹長笛,「真的會覺得她是一個偶像,然後她跟妳當朋友欸!妳不學一點嗎?」她和爸媽吵著要買琴,偏偏她是三兄妹裡的老大。「百般拜託後才成功了,我看著電子琴上面那個示範音樂有點點在螢幕上跳,就慢慢地跟著彈,像〈卡農〉和〈小步舞曲〉……」
壞特談起老家,總是說:我以前住海邊。「海邊」在她的語境裡,是「市區」的相對,在城市邊陲成長的她,時常覺察自身與他者的經驗落差。「你知道,那種爸爸的同事的小孩,就會跟你講『妳最近在幹嘛?』、『我最近在上英文課』,然後你就會覺得英文課很厲害。」
「我又問媽媽那可不可以上英文課?跟她說英文對以後很・有・幫・助,這樣以後才可以跟別人競爭。媽媽聽了後就擠出錢給我去上英文課。那是我安親班以外第一個上的課。」
從 ABCD 開始學的壞特,纏著老師,什麼都問。因為,那是她第一個得來不易的補習。如今,壞特以個人名義釋出的三支作品皆是華語外語夾雜,英文歌詞的咬字除了嗓音銷魂,乾淨的腔調也讓不少聽眾猜測她有外國來歷。其實她從未在國外長住,小時候家在新竹。英文唱得那麼好,原來是因為爸爸同事的小孩。
為了和別人不一樣
和鋼琴有這樣一段淵源,壞特後來主練的卻是吉他。她說或許是創傷:某次校內表演,她自告奮勇要上台,彈那首自己看螢幕練起來的〈小步舞曲〉,結果被老師轟下台。小孩子耗費童年,在家裡一鍵一鍵跟電子琴學的曲子,對這個世界而言終究太陽春了。
一上高中,她頭也不回地加入了吉他社。
在那之後,她有過一段順遂的時光——或許太順遂了。她剪了俐落的短髮,自彈自唱,走到哪都是學妹的目光。於是同一首歌她唱了三年。她的歌聲好,但在那時的升學環境裡,連她自己都把這件事當成附庸,高二高三還是專心唸書去了。
原本應該會這樣下去:成績不錯,進了大學,唸一唸也兩年過去;朋友不少的她,也不愁什麼系邊疏離的心境問題。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在大二結束之後休學。
「是因為開會,」她說。「在學校,學生都會聚起來開一些學生的會。你知道嘛,討論一些未來的理想。」
「某天開會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怎麼好像都在學校裡?國中高中大學,然後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出過國,一直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上來的一個女生。我想說天啊,我就要這樣過了,一睜開眼就要三十歲了,我的路已經很確定了。我眼睛張開,所有身邊的人都一模一樣。」
她忽然覺得非常非常焦慮。「那個環境下,你只要有一點點會彈吉他,有一點點會唱歌,他們就會給你無限的掌聲。然後你就會覺得,哇自己好棒喔。我那時只覺得這樣好像怪怪的。」會議結束後,她打了一通電話,給學校附近的吉他教室,說:不好意思,我想要找一個老師,我想學一個樂器。任何樂器都可以。
小時候為了和別人一樣,吵著要學樂器的她,這時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學樂器了。
「對方問我會什麼,我說我會一點點吉他,好,那就學吉他。」她說。
休學那年,為了營生,也為了摸索,她什麼都做。學烘焙、學咖啡,每天早上起床上班,她調一杯又一杯拿鐵,做很多很多個蛋糕。後來,又去節目的公司實習,做過後製,跟著出過外景、翻譯、寫腳本、找道具⋯⋯,那一年,她平均每三個月換一份工作,「因為要試過,才會覺得『噢,這個我已經試過了』,那份焦慮才比較緩解。」
另一邊,吉他教室裡,她也才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會。高中時會的一點吉他,專業老師看了只是搖頭。「以前那些地方大家都在唸書,沒有一群人會有一個方法,讓你變得越來越厲害。」吉他老師帶著她進台大爵士樂社,徹底清洗了她的認知,「就連抓歌這件事,都是跟著那個吉他老師進爵士樂社,才知道說哇原來有一群人在玩這個東西。如果我可以早三四年知道,我覺得……應該⋯⋯」
話後面沒說完,她有點惋惜的樣子。一種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早點開始的表情。
我隔年一定要上台
吉他課上,老師第一天放〈Fly Me to the Moon〉standard ,接著開節拍器,要她視譜,她嚇死了。在社課,「坐在後面,看大家每個人都拿著一樣樂器,薩克斯風、小號,看起來很專業。jam 之前會各自練習,每個人都在那邊彈一些很厲害的東西,我在旁邊 wow,剛學吉他,什麼都不會,要唱,好像也唱不太出來。」爵士樂社課上,壞特抱著吉他,或許有點像她小時候上英文課。也是自小的那份倔強讓她沒有起身離去:「我沒有挫敗欸,就是回去上吉他課的時候會更認真。會說老師老師,拜託對我兇一點,我要練好這首,下禮拜我想要上去 jam session。我想要上去。」
一首標準曲有很多不同版本,有時候 Ella Fitzgerald,有時候 Billie Holiday 唱,有時候是 Sarah Vaughan。壞特在那時才開始認識這些爵士樂的名字,Bill Evans,Pat Martino,如今也不難發現她愛法國歌手 Cyrille Aimée:今年初,她在音樂演出平台「例假日」發表的〈Just the Two of Us〉翻唱,就是 Cyrille Aimée 與吉他手 Diego Figueiredo 編曲的版本。
聽她如今琅琅上口的這些歌,誰想得到小時候她的爸爸愛放翁立友,媽媽愛聽陳淑樺?
她望著這些遙遠的名字,不知不覺找到了不同於海邊老家的聲響。
閒暇時,她混台北的爵士酒吧。最常去 Sappho,幾乎每個禮拜都去;Blue Note 偶爾。「我記得我是休學那年的二月十四號去 Sappho 的,看到他們的 jam session,然後看到傻眼。」
「看完我就對自己說,我隔年二月十四號一定要上台。」
看到什麼,就要自己成為什麼。對自己說:我也要一樣。原來不只因 YELLOW 而起的化名,早在被聽見以前,壞特身上的許多特質都是這樣掙來的。分不清是飢餓讓她有了決心,還是決心讓她保持這份飢餓。
但這些種種之外,爵士圈子的文化帶給她最多的,是讓她不再被自己的優勢所盲目。「嗓音好聽,在爵士圈子其實不會太被在意,大家更注重你所呈現出來的音樂內容。你唱的樂句能讓別的歌手想要學,那才是好。妳的聲音怎麼樣,樂手之間很少去討論這種事。」
2017 到 2020 年這一波台灣新歌手,有樂評者以 ASMR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特徵在樂曲與唱腔中的出現,描述 9m88、陳嫺靜、壞特這一批歌手嗓音擄獲人心的質地,在於她們運用唱腔的方式包含了這類刺激顱內高潮反應的氣聲或唇齒音。但在台大和 jazz bar 打滾的壞特練功時卻從未特別被這樣提醒,反而能更專注在歌曲的其他部份。
一切都在隔年天時地利:在 bar 與 bar 之間,她的演出吸引到一位老闆。壞特口中這位「小小很可愛的女生」原來是那年某場演出的負責人。壞特得到第一次登上大舞台的機會,同場演出的音樂人竟有陳珊妮、舒米恩和夜貓組。
「每個都超大咖,我就想說是不是也該找一些厲害的人。我認識的吉他手也不多,Tower 就是我腦海浮現的人。」後來成了壞特製作人與共同創作者、曾以 Juzzy Orange 成員出道、如今主理 ChynaHouse 的陶逸群(Tower da Funkmasta),是台大爵士樂社的學長。「我就密他問可不可以跟我去表演。也不知道人家有多大咖,不知天高地厚地問了,不知天高地厚地把我的 DEMO 送過去⋯⋯」
那場表演合作,陶逸群婉拒了。然而,壞特的 DEMO 躺進了他的硬碟裡。直到一年多後,某日福至心靈,他點開了她的檔案,驚為天人。壞特在那個瞬間誕生了。
那首曲子,正是〈Cazzo〉。
接下來也許唱台語
休學一年後,壞特回到學校。與其說有了音樂以後她感到安心,不如說那一年的各種經歷,讓她有了「我試過了」的安全感。
Tower 與她的合作效率極高,一方面是他身為製作人的經驗,一方面也因為她的職業性質。工作時間零碎,休息時間往往只有幾小時,壞特會在這個時間用手機錄下靈感,每個月整理一次,大約幾十個樂句音檔;到錄音室,三到四個小時就要和 Tower 把一首歌拼湊起來。
一開始找黃宣,也代表原先曲風走向不是目前的 Lo-fi R&B。做〈Cazzo〉時壞特和 Tower 碰面,壞特帶了一把舊吉他,彈奏時不停打弦、音還不準。沒想到 Tower 一個轉念,用 Lo-fi 思維將雜訊和環境音融入錄音,就這樣成了壞特在聽眾耳中的第一印象。
前陣子他們受街聲「未來進行式」節目專訪,Tower 曾開玩笑,說他們每做一首新歌,就要和觀眾解釋一個新詞的意思,像音樂界的 Urban Dictionary。其實那些放在歌曲中的外語單詞,多半是從壞特生活經驗來的。英文能力優異的她,外國朋友也多,他們的俚語都成了她歌詞的細節。
「當然有時候也會拿起手機,找一下『how to name your lover』、『how to call your lover』,找到一長串字,然後一句一句試唱:you're my gummy bear、you're my 什麼什麼 bear,然後噢,baby cakes 可以!It works!偶爾也會用這個方法。」
預計在今年夏天發行的新專輯,暫定名為《A Bedroom of One's Own》,借用 Virginia Woolf 的《A Room of One's Own》。「從自己的房間變成自己的臥室,一方面是呼應女性主義在這個時代的命題轉變,也呼應最近像 Billie Eilish 在 bedroom 做的這種 bedroom pop,成為音樂人新的創作方式,我們想呼應這個潮流。」陶逸群說。
「新專輯我們希望有些不同風格,因為前面那幾首比較一致。新專輯裡,純吉他的聲音、有點 Disco 風格的。可能台語也會加進去。」壞特說。或許前面的幾首歌真的讓她給人一種不愛笑的形象,但在專輯裡她會嘗試比較高亢的音域,「即便那可能不是大家期待的我。」
為了真正的掌聲
這兩年,已有一批在網路累積聲量實力的新音樂人發片,專輯中不約而同都有成名焦慮的思索。然而,平均一首歌有近百萬點閱的壞特,卻沒有被這種焦慮所籠罩。因為,其實身邊幾乎沒有人知道她是她。「我會看到有同學分享壞特的歌;也收到爵士樂團的訊息說很喜歡我的聲音,想找我當 vocal,結果一看發現是以前 jam session 的老師。但說真的,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爆紅的感覺,回到工作,老師還是唸我:妳要記得看那個報告喔,明天要講給我聽噢。」
「有時候點開貼文,發現有四十幾個朋友按壞特讚,可能是同系的哪個學弟妹,他按妳讚,但不知道是同一個人。昨天晚上我在三四百人面前表演、今天回到現實工作,常常是這樣。」
落差那麼大,不會很難調適?「不會啊,我覺得還滿平衡的。一戴上口罩就沒有人認出我,那種感覺還滿好的。」
我想起《黑暗騎士:黎明昇起》裡 Bruce Wayne 的台詞:面具的意義在於成為一個符號,一個概念,正因為面具底下是誰都無所謂,所以這個象徵得以長存。壞特躲在壞特的名字底下,得到了一個靈活的空間,所有嘗試的危險都和自己隔了一段距離,反而成為創作者跳脫框架的籌碼。
但不是沒有焦慮了。她說起自己最愛的 Cyrille Aimée:「她很會 scat,然後 scat 得很好聽。有些人 scat 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不舒服,感覺只是樂句唱得比較不一樣而已,可是 Cyrille Aimée 唱的東西你自己去吉他上對對看,除了符合 chord 之外,她還有技巧性地讓音在和弦內外變化。她是清楚的。你聽就會覺得天啊,一個歌手能做到這樣真的不簡單。」
「焦慮有是有的,就是要變強。有很多需要練的地方。對,要變強。」
她還是老樣子,看到別人做到了,自己也要做到。
壞特這個名字,不是自己也無所謂。就像那些年在 jam session 台上,樂手們不太在乎對方是誰,表演完之後一句:喔、不錯喔,繼續練,加油。對她而言,那或許是真正的掌聲——不因為任何名字、個人史、外貌、性格和其他任何音樂以外的事物所影響、單單只靠歌曲獲得的掌聲。
很遺憾的,我們依舊無法告訴你壞特是誰。但對壞特的歌迷而言,這一點也不重要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