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終於能回到坎城，世界已經不歡迎俄羅斯電影了──影展中的俄羅斯難題

今年坎城影展的動靜比起以往晚上許多，城中流佈諸多謠傳：大師回歸、評審團主席懸缺⋯⋯在此之外，時值俄烏戰爭的敏感時分，眾人也等著看影展如何回應不久前祭出的制裁禁令。也因此當影展片單公佈後，眾目光直射本屆影展入選的俄羅斯電影人。

——來自俄羅斯的名字只有一個：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

自今年二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世界各國和國際領域開始對俄羅斯祭出各種形式的制裁，尤其烏克蘭人的血淚告白，更讓國際社會要求制裁俄羅斯的聲浪推向高峰。2 月 26 日，烏克蘭電影學院發出公告，請求歐洲電影界全面發起對俄羅斯的抵制，包括要求歐洲理事會將俄羅斯排除在歐洲電影基金之外、同時呼籲各大影展禁止俄羅斯出品電影參賽。

首當其衝的，就是五月份舉辦在即的坎城影展。

影展如何面對「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的難解之題？烏克蘭影評人聯盟的董事會主席 Volodymyr Voitenko 在留守基輔時寫下：「俄羅斯電影儘管具備所有的藝術美德，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另一種『俄羅斯世界』的帝國主義武器，它們應該被世界上的任何平台抹除——電影院、串流平台、影展皆是，如此才能真正將這個血腥、痛苦的俄羅斯帝國繳械。」

事實上，坎城影展的誕生本就和政治緊密相關。二戰期間法西斯政權藉電影宣傳，納粹德國和墨索里尼獨裁下的威尼斯影展互通聲氣，為了反抗法西斯對電影的入侵，坎城影展因而誕生。因政治而生的影展，以領頭羊的姿態宣告加入抵制俄羅斯官方的行列，拒絕俄羅斯官方代表團的參與。隔日威尼斯影展和多倫多影展也隨之跟進。

我們不該根據護照來評斷一個人

在自由世界對抵制一片叫好的同時，最晚表態的柏林影展雖然也跟上抵制俄羅斯官方的行列，但聲明中更多的是對全面禁絕的懷疑態度：「柏林影展的立場，是明確反對以其出產地為由全面抵制文化作品，因為這種作法同時也會壓迫到那些批判聲音的立場。」

與柏林影展意見相近的，還有以新作《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入圍今年坎城「特別展映」單元的烏克蘭名導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初，洛茲尼察才以一封公開信抨擊歐洲電影學院過於溫和的譴責聲明，信中還提及 2014 因反對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因而遭俄羅斯法院判刑監禁的烏克蘭導演 Oleg Sentsov——同一年，洛茲尼察在克里米亞危機期間深入烏東頓巴斯地區，記錄親俄分離主義者與烏克蘭政府軍交戰實況，最終拍成《著魔的國境》（Donbass，2018）。

即便面臨國家被侵犯的危機，洛茲尼察依舊為抵制禁令下被消音的俄羅斯電影人請命：「許多我的朋友同事和俄羅斯電影人，他們都站出來反對這場瘋狂的戰爭。今天聽聞這些抵制俄羅斯電影的舉動，我心裡想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這次侵略之下的受害者。」

「我們不該根據護照來評斷一個人，而應該根據他的行為。護照只代表我們剛好出生的地方，但行為卻是出自於個人意志的行動。」

然而，就在這封公開信發出後，烏克蘭電影學院卻以洛茲尼察的「世界公民立場」（cosmopolitan）為由，將他開除學院會籍，聲明中站穩無可妥協的堅持：「當烏克蘭正在努力捍衛自己的獨立時，每個烏克蘭人言談中的關鍵思想必須是他的國家認同，沒有任何妥協或中間地帶。」

面對邪惡沒有中間地帶，另外一位來自烏克蘭的導演 Andriy Khalpakhchi 同樣表示：「我完全支持徹底抵制俄羅斯電影，不管某些導演的公民立場為何。最近有一位知名的俄羅斯評論家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裡頭提到俄羅斯知識份子，包括電影人的集體責任。而集體責任，同時也意味著集體懲罰。我非常尊敬像亞歷山大蘇古諾夫（Aleksandr Sokurov）和安德烈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以及其他孤身反對俄羅斯宣傳的電影人，但遺憾的是，只有他們是不夠的，而今全世界都在觀察烏克蘭的巨大悲劇。」

與誰並肩作戰

在全面禁絕俄羅斯電影和同情反戰的俄羅斯影人之間，影展方如何選擇？

作為第一個發聲抵制的國際影展，仔細推敲坎城影展的聲明，其實也可窺見目前歐洲各影展所遵循的準則：「除非侵略戰爭能在烏克蘭人民都滿意的狀況下結束，否則我們已決定不歡迎俄羅斯官方代表團，也不接受任何與俄羅斯政府相關的人出席。」

那那些與政府無涉的俄羅斯電影人呢？聲明中並沒有把話說死，甚至坎城影展總監福懋（Thierry Frémaux）在訪問中明確表示支持導演個人的參與，他以在作品中諷刺俄羅斯政府的安德烈薩金塞夫和亞歷山大蘇古諾夫為例：「我們也想與這些電影人並肩作戰。」至於立場相近的威尼斯影展，禁令中同樣留有餘地：「威尼斯雙年展不會對那些捍衛言論自由、抗議攻擊主權國家和人民的人們關上大門。」

對於站在政府對立面的俄羅斯電影人的同情，或許正是賽勒布倫尼科夫最終能突破抵制的原因——但這樣的抵制，究竟能有多少實際的效用？

無法出席首映的導演

自戰爭爆發以來，許多俄羅斯影人紛紛出逃，宣示自己反對獨裁的立場，賽勒布倫尼科夫就是其中之一。

2016 年，賽勒布倫尼科夫以《為神著魔的男孩》（The Student，2016）正式登上坎城殿堂，隔年卻遭俄羅斯政府以挪用補助津貼為由拘捕起訴，而後陷入一年多的軟禁，連帶自己的作品《夏》（Leto，2018）和《夢流感》（Petrov's Flu，2021）兩度入圍坎城影展時，他也因為禁足而無法出席，首映典禮上劇組演員舉起寫著他名字的標語，為電影留下屬於他的在場證明。

法庭上導演直指罪名莫須有，外界也一致認為背後的主因是他作品中包含的政治及性少數等禁忌議題。

賽勒布倫尼科夫初入戲劇領域時，正巧撞上俄羅斯政府相對自由開放的時期，因此在政權的保駕護航下，他的職業生涯和普丁（具有目的性）對現代藝術的推動同步上升。但即使和政權關係緊密，賽勒布倫尼科夫向來不掩飾自己對於政府的批評：他曾親身抗議俄國入侵喬治亞，也參與呼籲公平選舉的抗爭活動，更多次聲援 LGBT+ 族群，每一步都精準踩著普丁政權的雷點。

2012 年普丁在短暫的卸任後重返執政，原先的自由風氣也在此時迅速緊縮，反西方的保守主義復辟，一波帶有報復意味的政治迫害開始在藝術圈蔓延，其中最知名的一案，莫過於反對獨裁的龐克樂團「暴力小貓」（Pussy Riot）遭到逮捕，而在當時要求釋放暴力小貓的公開信中，就有賽勒布倫尼科夫的連署簽名。直到 2017 年的侵占公款事件，他與俄羅斯政府的蜜月期正式畫下句點。

長達三年的旅行禁令結束後，賽勒布倫尼科夫立刻出走俄羅斯，正值俄烏戰爭時期，社群平台上出現一張他身穿「我關掉電視」標語 T-shirt 的照片，或許已是他近年來最直接的政治宣言。

另外一位投靠自由世界的，則是以《親密不親密》（Tesnota，2017）和《裂愛》（Beanpole，2019）兩度踏足坎城的俄羅斯新銳名導坎特米爾巴拉果夫（Kantemir Balagov）。三月初，他在個人 Instagram 上宣佈自己和妻子已離開俄羅斯，並宣示與烏克蘭人同在的支持之意。巴拉果夫的出走，也代表他正在計劃中的新片《Monica》將不會在俄羅斯拍攝，也難以獲得俄國官方支持，因此更有可能依循賽勒布倫尼科夫的前例挺進國際影展。

至於其他還留在俄羅斯的影展常客們，許多也對普丁的侵略行動抱持反對意見，當中包括簽下反對武裝行動連署的薩金塞夫，以及針對戰爭多次公開批評普丁的蘇古諾夫。根據俄塔社報導，蘇古諾夫以二戰為題材的新片也送交坎城影展，儘管他強調新片中並無俄羅斯官方資金支援，但在目前已公開的片單中卻未見蹤影。

面對影展設下的禁令，蘇古諾夫如是回答：「在我看來，俄羅斯電影的參與對當下的世界來說至關重要。」

放映，或者不放映？

在坎城影展率先擁抱站在獨裁對立面的俄羅斯電影人時，也有人因此受限。今年金馬奇幻影展放映的《弒女的故事》（No Looking Back，2021）和《極惡無間》（The Excecution，2021）原先已規劃在格拉斯哥影展放映，然而就在影展方祭出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後，放映戛然而止。

兩部電影的導演都曾明確發表對普丁侵略行動的強烈反對，甚至《弒女的故事》導演基里爾索科洛夫（Kirill Solokov）本身就流著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血液。有人以兩位導演的立場質疑格拉斯哥影展的「誤傷」之舉，甚至將取消放映視為另種版本的審查制度，對此影展只回應，因為這兩部電影都有俄羅斯政府的資金支持：「這個決定並不是為了反映這些電影人的觀點或意見，只是我們認為在對烏克蘭戰爭仍在繼續的情況下，像往常一樣放映這些電影是不合適的。」

而在《弒女的故事》和《極惡無間》落腳金馬奇幻時，影展也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而有了不同的放映考量。金馬奇幻的策展人楊晴絮在訪問中提到，金馬的基本立場與三大影展同調，不取消俄羅斯電影人的創作，但拒絕帶有俄羅斯官方色彩或敘事角度的作品。原先規劃將本屆放映的四部俄羅斯電影另立單元，然而在戰爭之下，創作者的個人意志遠比產地更值得被強調，因此最終將電影打散分派至個別的單元中。

戰爭仍在繼續，如何面對侵略者之中的個體仍是未解之題，而審判每個人無辜與有罪的標準，人人拿捏不同的尺度。在被問起可能影響電影放映的抵制禁令時，賽勒布倫尼科夫是這樣回答的：「我認為文化應該是連接人們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道橋樑。」

在這座橋樑上，也許我們還有機會擺脫包挾個人的集體敘事，真正看見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