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 mistake，我說那是年輕──專訪夏永康

夏永康說，人生中拍的第一張照片，是父母的合照。

拿著原本買來想要耍酷泡妞用的照相機，那是用在暗房打工幾個月的薪水買來的，裝上底片和一圈濾鏡，「那個 filter 周邊是朦朧的，中間是很 sharp 的。」——按下快門，拍照這件事，比想像中還要簡單。

沒想到後來真的成了攝影師，夏永康卻很久沒有再想起這第一張照片。是姊姊有一天把照片翻出來，「她說你反過來看背面，看看媽寫什麼？」

翻過來，媽媽手寫，這張照片不能丟。

「因為我爸好喜歡丟我的東西，但我媽說這個不能丟，這個朦朧是我們兒子刻意的，不是 mistake。不要以為他是拍得不好，他是刻意找這個 filter。我每次看到都想哭。」

不是 mistake

媽媽這句話好像是個預言。

這幾年來，夏永康接受訪問，關鍵字總離不開「mistake」：剛開始進入劇組拍劇照，搶在攝影機的邊緣捕捉現場，失焦、晃動、模糊，人家說那是個 mistake。後來許多人用這個單字來指向他沒有目的、並不工整的攝影創作，失誤成為時髦的風格標籤，他自己卻沒有這麼想。

「很多前人都覺得這樣是錯，但我是沒有這個概念，只是人家 label 這個是 mistake。我的心態是這樣：對我來說沒有 mistake 的，全部都是好的——漏光很好、晃動很好，這些都不是 mistake。」

其實一開始也不是那麼豁達，只是裝酷。「高中的時候讀男校——為了假裝酷囉，覺得自己好特別、什麼都要很特別。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看電影、聽英搖，文藝少年拍起照也不能中規中矩，就算拍出失誤，也要說那是故意追求的效果。

裝酷裝久了，氣勢就變成真的。後來到加拿大讀大學，他也不在乎權威設下的藝術規則，「大學的老師都會說這樣拍不對啊，我就跟他吵——我說為什麼不對啊？他說你照片這麼黑——黑不好嗎？為什麼要這麼正常？」

沿路叛逆，直到大人的世界狠狠打擊。

九〇年代回到香港，有了自己的設計事務所，真正開始以攝影為生，找上他的合作者不只為了藝術，更要商業。曾經幫過一位歌手拍照，結束後對方對他說，「阿 Wing 你放心，我不會再找你了。永遠。」

「很難受啊。以前人家罵我，我是會哭的。人家說『我不喜歡你的照片』，我會不開心，一整天都不能吃東西。」

好奇問他，那人後來真的沒再找過你嗎？夏永康嘿嘿地笑。當然有。

那份回頭後來成為他的自信。「我其實心裡面對自己是沒有質疑的，只是他們覺得不好。所以後來我越來越夠膽說，那是你覺得好，我沒有覺得好。從那時候我開始不管你說什麽，都不關我的想法，因為我有我的想法——你喜不喜歡，都 OK，我就是這樣。」

混沌與重組

唯一一次他為照片道歉，是某一年去新加坡，觀光客請他幫忙拍照，接過相機一看，「他說我不懂拍照，我就給他罵。」攝影大師只能低頭說不好意思，sorry。

路人把他的照片當成垃圾，夏永康並不太在意。「我覺得人生可以開玩笑，不要太認真。」

反而，有些人是對他太認真了。從 2017 年以來，夏永康陸續出過幾本攝影集，那些與自己緊密相連的關鍵字一個都沒有錯過：王家衛、《春光乍洩》、張國榮、張曼玉⋯⋯但那種把照片當成寶貝捧著的姿態，他不喜歡。

「出書我都不想出的——自己看自己的照片有什麼好看？好像自戀狂。有些我一看 layout 就知道你是想賺錢，那就賺吧，無所謂，反正粉絲喜歡就好。但我就跟出版社說，我不想參與。」

少數的例外，是他和日本設計師井上嗣也合作的攝影集《Chaos》。

2020 年，他帶著裝滿照片的檔案夾找上井上嗣也。3 萬 3 千多張照片的資料夾裡不只裝著大明星擺態，也有幾十年來的各種隨手捕捉：少林寺的雕像、路邊鬥雞，澡堂裡男人泡澡不發一語，什麼都有。「所以這一本裡面都是我的垃圾，也好像火鍋一樣，魚蛋啊什麼都有。我把這些照片給井上先生，交給他把我的垃圾分類。」

井上嗣也特別交代他：不要自己先挑過，讓他來動手。最終老先生給了夏永康三個版本，他把球丟還給對方：「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選封面時，他又反問他：「你覺得呢？」——「其實他心裡根本知道哪一個比較好，我由頭到現在，從來都沒有選。」

那看起來像是一場彼此的試探。「所以古屋言子說，井上先生很多人都搞得定，搞不定你，因為你永遠都沒有說話，他不知道怎麼去搞你，沒有反應。很好玩。」

最後《Chaos》的成品交到夏永康手上，不只是一本排版後的攝影集。與攝影集同名的攝影展裡，井上嗣也把他的照片拼貼重組：少林寺銅像被移花接木上動物的頭、一張張臉被雜訊變形，公馬的生殖器與女人的孕肚並置。

混沌之中還有新生，彷彿形成創作的永動機。

「這個是我最享受的。」夏永康滿意地說，「他把我的兒子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我覺得這一些照片好像不是我的照片，對我來說是新的東西——我都要忘記這個照片是我拍的。所以這一次不一樣，我是很開心去看這些東西的。」

三分鐘裡的兩年

把攝影集的一切都交給井上嗣也，只有書名是夏永康自己想的。Chaos。那是最貼近他現下狀態的單字。

混沌的起點是 2016 年，夏永康去了一趟祕魯。

講到祕魯，他總是愛故作神祕，但蓋不掉聲音裡急於分享的激動。「你真的要問我？那我會真的告訴你。」我說，你就講吧。他刻意壓低聲音——

「我去喝死藤水。」

「我不是真的去森林拍照，我去是要找一個東西叫 Ayahuasca，死藤水。我要感受 Ayahuasca，用另一個方法讓靈魂離開出去玩。」

認識死藤水這個東西，是幾年前片商找上他翻拍一部美國電影，片中的年輕人們透過打針體驗死後的世界，在那假死的二十分鐘裡，他們看見生命裡各自的光明與黑暗。夏永康用一個字解釋那個狀態：Karma。

劇本動工之後，編劇只問他一句話：「死後的那二十分鐘，要怎麼拍？」

他其實也不知道要怎麼拍，只知道不能用以前的方法拍。於是他認真找了有過瀕死經驗的人，結果，「他說我看到什麼、看到什麼⋯⋯我說，我不懂你說什麼。」他終究得親自死過一次。

於是從致幻體驗連到 DMT，再一路連到死藤水。最後電影沒有拍成，倒是他先到了祕魯，喝下死藤水，真正地死過一回。

旅程是莊重而神聖的。飲用死藤水有一系列的儀式，儀式發生在晚上，一次約八個小時，喝完之後會休息一日，隔日再飲。每次儀式中會有薩滿在一旁吟唱、演奏樂器，音樂像是遙控器，「他只要改一個方向，我就去到另一個世界，他再改，我又去到不同地方。」

到底去到了哪裡，夏永康自己也說不清。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全黑的畫面裡有一道 spotlight，有人走到下面，拿著一個劇本，把我的一生全部讀出來。我媽、我女兒，還有很多朋友跟工作人員都在。我媽跟我說，『我死之前會老人癡呆，這是我選的，我覺得這樣死很好。』——那時候我媽還好好的，但到她死之前，真的是這樣。」

迷幻退去回到現實，他發現自己哭到衣服都濕透了。「我問朋友，他說才過了三分鐘，我說我已經去了兩年——不可能才三分鐘，衣服就會哭得這麼濕。」

想描述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夏永康看著我像在看一頭牛。或是一台 iPhone 2。「如果我們現在都是 iPhone 2，有一台 iPhone 14 跟你說可以用眼球開機，你聽不懂的。我的感受是很明白，但是用人類的 apps 是打不開的。」

在土地上的

其實更多記憶，在醒來回到現實的那一刻，就已經忘了。

幾年之後，當時一起去過祕魯的幾個人聚在一起，鬆散地組了個樂團，叫 i_is_one。說是樂團，其實更像是大家同在他的攝影棚裡吃喝，夏永康有時負責下廚，席間有人興起，拿起手邊的樂器開始演奏，其他人即興加入，一演就是十分鐘半個小時。

以氛圍音樂作為為基底，樂器往上疊加，穿插類似薩滿的吟唱及民俗樂器聲響，像是在召喚那一年祕魯叢林的迷幻夜晚。

「我認為音樂的 frequency 是可以帶你到那個狀態——有一點，但當然跟喝死藤水是完全不一樣。」

早先在加拿大時也玩過 band，中年以後重新回到音樂，位置不同，卻更靈性了。「我啊，打打鼓啊、喝喝酒啊，彈吉他啊。我無所謂，我也可以拿裝鹽的罐頭——沙沙沙——給個我什麼都可以，因為我們是要用聲音來 connect 你。」

重新找到與人連結的方法，不只音樂，當然也包括攝影。

「現在都是用感覺去找東西——那個聲音、那個光會告訴你，好像有故事。它會告訴你『要拍了要拍了』，好像在跟我玩一樣。」那樣的感應，於他而言就是一種緣份。

就連拍的東西都不太一樣了。「以前好想拍動漫的東西，但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覺得很假，沒感覺了——以前還是會有這種目的，要刻意去表現我很大膽。現在去到森林，有山有水的這些東西，以前覺得好土啊，老人家才拍，現在的我尊重這個宇宙創造出這麼美的東西。」

他說他現在最想拍的，是一隻蝴蝶。

是不是年紀到了的人大抵都會有類似的感悟：講緣份、講愛、講山水花草和世界？畢竟當了大半輩子裝酷的文藝長髮男，夏永康自己都笑了，「真的有點土。」

但，那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