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腕上的傷口,熱水沖到依然會痛──專訪林詩硯,鏡頭裡的自傷者日常

手腕上的傷口,熱水沖到依然會痛──專訪林詩硯,鏡頭裡的自傷者日常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30.05.2025

◇ 攝影師林詩硯以自傷者生活群像為創作題材,文章收錄部份攝影作品拍及傷口,亦涉及自傷相關細節描述,在意者請斟酌閱讀 ◇

她用的依然是美工刀。

若以製造傷口的物理深度而言,美工刀不算是最有效率的工具,剃刀或修眉刀都可以更加輕易地進到肉裡。所以反過來說,林詩硯自殘 14 年以來並未「升級裝備」,在於她無意求取受傷的深或痛,「我遇過很多人是想追尋痛感。有些人身上同時也有刺青,因為刺青可以代償那個痛感。但我割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感覺到痛。大概是會分泌腦內啡什麼的。你就會突然沒有感覺。」

「我覺得我自殘,是在於一個用力的動作——然後這個用力的動作不會干擾到任何其他人——就像有些人生氣會去敲牆壁或者是去捶玻璃⋯⋯」

差別是,敲牆壁、捶玻璃,那是向外的施力;而割腕,是向內的施力。

向內意味著隱密。「選擇自傷,其實你只要把袖子拉下來,沒有人可以發現你剛才發生什麼事——所以我覺得它的其中一個特質就是:它非常安靜。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尖叫、或你丟東西,然後一直跟別人吵架、你哭,都會發出聲音。所以這個不會被發現的特質,我覺得應該是很多人,包括我,去選它的原因。」

但這樣的安靜會不會也存有一種聲音?刀刃插入手臂時,血珠一顆顆冒出時,傷口像貝殼一樣打開時,疤痕掉出袖子時——宛如一根針掉落,鳥鳴山更幽,喧嘩的反義不等同於無聲。以自傷者的生活面貌為題材,她在日本拍攝了 3 年多的攝影集就叫這個名字。

《針の落ちる音》。

就割下去了

人們總是好奇她是怎麼開始的。

16 歲,她活在一個憤怒的年紀。怒火指向了無法控制的生活,以及擅自控制她生活的大人。「我小時候覺得大人都很笨,比如我發現老師好像也沒有比較聰明⋯⋯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是一個天才,我只是覺得他們沒有辦法處理很多、我認為大人應該要可以處理的事情。但是大人可以控制我的生活。」

她從小成績名列前茅,服從師長的意志上了升學導向的高中,但心繫美術的她讀得並不開心。「我記得我坐在那邊,我聽到老師說,你們不可以一直讀書、你們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然你們人生沒有意義啊——我就突然覺得,哇,你們全部人都在耍我,怎麼每個人都在耍我?」

剛好口袋裡有一把美工刀,就割下去了。「因為我真的太生氣,我不知道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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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經常蹺課遊蕩,獨自冷靜,想割腕就去廁所,因為那裡老師找不到。她已被認定成容易出事的小孩,「你可能在頂樓、在地下室、在機房、在樓梯,他們都會覺得要趕快把這個小孩找出來,不然很危險。」尤其學校樓層高,窗台四處,朋友形容那是一間「滿好跳」的高中。一不在座位上,大家都怕她去死。

漸漸弄得滿手是傷,但起初藏匿技巧不太好,戴護腕或手鍊來掩飾,「認真看是看得到,我並沒有特別覺得會怎麼樣。同學看到,覺得好像很痛,然後就結束。我一直覺得自殘這件事只跟我自己有關。」

有時班上同學多嘴一句:你不要這樣。她還有點不解,「我又不是割你。」

她被帶去輔導室過。輔導老師慈祥,但也無可奈何,「他提供一個讓我休息的空間,但他也沒有權限叫他們不要控制我的生活。」一直到高三診斷憂鬱症與焦慮症,開始服用精神科藥物,「坐在教室裡面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坐立難安。很不舒服。」後來她請了一整學期的假。位子空在教室。

但只有林詩硯知道,她自殘不是為了去死。

或許聽來矛盾,但不自殘反而讓她更難活下去。她形容割腕的剎那,就像用針戳一下,氣球終於洩氣,「那個東西滿原始的。就是你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全部都從你的身體裡面丟出去。」當語言或其他表達工具在教育現場的禁制裡失效,自傷是她與痛苦一起活下去的方式;如果放任氣球鼓脹,才真正靠近了爆炸。

為什麼要自傷?我想每個自傷者心裡都有很不一樣的答案。我自己的版本是:每當刀片即將劃到皮膚的前一瞬間,我會本能地感到害怕;每當我把自己的頭埋進水裡,我會急遽地想要抬頭呼吸。——直視生命的爪痕,聆聽針落下的聲音,刊載於《報導者》

只是當自傷出現,多數旁觀者看來常是「能付諸行動」的跡象。社工也告訴過她,不曾遇過一名自傷者,是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的——然而,她的經驗也提醒著,將自殺視為自殘的完成式,不太對勁。

她傾向把自殺與自殘分開來看。分開的意思並非兩者完全平行,而是理解每位自傷者的譜系都是複雜的。比如,光是揭露傷口與否就有很多區分,「有些人把自殘照放到網路上,可能是想要震撼外界;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是在釋放一種求救的訊號;有可能是希望別人發現到他,或希望呼朋引伴⋯⋯」

刀傷可能大同小異,但自殘的理由成千上萬:感受疼痛也好,將內在痛苦可視化也好,展示傷口作為某種對抗也好,耽溺自毀的愉悅也好,為了融入特定社群也好⋯⋯眾多理由又能彼此交疊或吸納。而它們並不完全指向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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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看到一個自傷的人,就認定他一定想嘗試自殺,然後要防止他自殺——這是不正確的。但是我覺得也不可能說一個自傷的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死。他一定有想過。因為連一個根本不自殘的人都可能常想過要死啊。」

「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曾經在早上醒來的時候,覺得要是沒醒來就好了——這個意念,『你希望死了算了』的意念,是很多人很正常的想法。」至於她自己,「你要問我說你沒有想過要去死嗎?我有想過啊。我常常想。但是我自殘的時候,不是為了要去死。」

比起死亡,她更想看見的是自傷如何與活發生關聯。這也是《針の落ちる音》誕生的原因。

痛苦,跟活下去

2016 年,以攝影書為宗的日本出版社赤赤舍來台舉辦攝影交流活動,其中展出岡田敦《I am》,封面是銀色鏡面紙,觀者可以在上面看見自己。岡田敦招募 50 位左右介於 10 到 30 歲的女性自傷者,橫橫豎豎的血痕在白背景上安靜又尖嘯。是 2008 年木村伊兵衛賞的得獎作品。

林詩硯第一次知道,這可以被公開談論。

偶遇世上其他自傷者,那震盪比起覓得同類的溫暖,更近似相同經驗者的共振,「因為我也有自傷的經驗,所以看見她們手上的傷疤,雖然有些癒合了,但可以去想像她原本有怎樣的傷口,然後可以再回推去想像這個人到底有多難過,才會割到這個深度。」

隔年她去東京藝術大學就讀先端藝術表現科,認真學習起了攝影,也接觸更多自傷相關作品,包括岡原功祐《ibasyo》、中國攝影家陳哲《蜜蜂&可承受的》等。她也想以自己的方式處理手臂上的議題。

畢業後她在學校的攝影中心工作,成了輔導學生完成作品的角色,技術與知識備足,她展開創作計畫。不過相較岡田敦《I am》大膽揭示傷口,刺擊觀者的認知世界;林詩硯的攝影另走他路,自傷只是入口,真正欲抵達的是:

「我想要處理的是痛苦的問題:人怎麼面對生命中的痛苦?然後你怎麼承受這個痛苦活下去?我覺得在攝影這個語彙裡面,很容易是挑了一個對象之後,揭露這些人的實態——『平常看不到的東西,我現在丟在你前面給你看』,大家會受到震撼。會覺得平常怎麼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是不是要去關心他們?——但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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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針の落ちる音》,有些人的手腕寸無完膚,有些人只有繩線般的痕跡。她招募被攝者的文章特地說明:即使疤痕已經淡到幾乎不可見也沒有關係。「我需要的是,你有曾經面對那個痛苦、要做出決定的經驗,而不在於你當初割得到底深還不深。」

「我拍他們,並不是覺得這些人是特別的。我希望可以給他們一個正常的樣子。我覺得這件事很普通,因為我覺得痛苦是很普通的。但是我如果今天去演講,然後對所有人說我覺得自傷很普通,應該不會有任何人接受⋯⋯所以應該說,它在談的是一個更普遍的情緒:痛苦,跟活下去。」

小心翼翼

為了招募被攝者,她在日本精神健康互助網站投稿文章。選擇這樣的網站也有原因,「找到人不困難,只是你要怎麼找?因為這個怎麼找,會嚴重影響到最後找到的人是誰。」

在推特(現名:X)搜索相關標籤,或在自殘相關群組詢問,一定能召集更大量的被攝者,但「你找到的,就會是割腕之後把照片放在網路上的群體——不是我不想了解他們,而是有一些情況我想避免。」

比方說,她擔心有人會為了拍出來「上相」,事先傷害自己。「這類事情是我很明確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讓這件事情發生。我希望至少,當事人能夠用一個比較穩定的心態看待被拍照這件事情。 」

又或者在某些社群裡,傷口的深淺會成為某種競逐或資格,「日本 2000 年代的網路留言板非常流行,大家相約出去一起自殘,很多人會有一個心態,怕其他人覺得自己不夠痛、不夠深,不夠格,那就割用力一點,就不小心死了。」

用傷口的深度驗算痛苦的深度本就偏失,她想記錄的也不是群體的病態或極端。「我在精神健康互助網站發表這樣的招募,已經是一種篩選——因為,首先,大部份人是為了讓自己回歸正常生活、或是他很認真思考身上這個到底是什麼,用一個不是毀滅性的心態在看這件事情,才有可能看到這篇文章。」

她也發現,無論是來找她的被攝者、還是日本社群上大多經驗者,多以女性為主;攝影集最終也只出現一位男生。「為什麼是女生?有一個我認識的男生跟我說過,他生命中出現過很多次想要自殘的瞬間,但他覺得在日本的社會,自殘如果被發現,對一個男生來說,是一個非常不能承受的標籤——因為它會顯得你很弱小。他覺得這個事情比流血還要更恐怖。

3 年多的創作,那段日子她把拍攝放在最優位。為了賺夠生活費與創作資金,她打過不問名字的黑工;有些被攝者居住在較遠的市鎮,為省錢得搭夜巴;要支撐拍攝的體力及防身需要,她開始練拳。

觸碰他人生命很裡面的那部份,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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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裡她會先請對方選擇能感到安全、舒適的地點,「有一些人會覺得,讓陌生人進到家裡會覺得不安全;但也有些人相反,覺得在家裡比較舒服;也有人想去離家有距離的地方,因為擔心在他家附近,可能會被同學看到。」

她也不過度介入被攝者的生活。有種攝影方式強調融入拍攝群體,比如 Larry Clark 與紐約青少年一同滑板、嗑藥,拍出《Tulsa》。她則做不來。「我沒有辦法承受當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要一直表現出我們共同的那一面。我覺得是一個危險的相處。」

最後,等照片洗出,過稿時會請他們挑出不想放的照片,以及最喜歡的照片。她會手洗一張送給對方。

有人挑了肖像,有人挑了傷口特寫。「會想要拍照的人,他基本上對傷疤有一種——他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可能他某種程度上是喜歡這個東西,或者是在身體上保留這個東西,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普通的傷口

服用藥物的人不擅長早起,與他們碰面的時間大多落在中午,吃完午餐後開始拍攝。過程中有些人有分享自傷經驗,有些人只是聊聊漫畫,都可以。解散前再吃頓晚餐或喝酒。一期一會。

我不是精神科醫師、不是心理諮商師、也不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會持續接觸的家人、同事或朋友,今天過完了,或許我們永遠都不會再見,但在這短短的半天之中,我們可以是無話不談的摯友,讓這些看不到盡頭的壓抑苦悶,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喘息空間。——直視生命的爪痕,聆聽針落下的聲音,刊載於《報導者》

喘息之中也有命運如電流。其中一位告訴她,17、18 年前也有人拍過她的傷口,便從家裡翻出那本銀色鏡面設計的書。岡田敦《I am》。她說,「妳看,這就是我,已經是 17、18 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表情很糟吧?看起來像在詛咒全世界毀滅一樣。」

即使外型與氣色大不同,但當《I am》鮮紅色的刀痕,癒合成《針の落ちる音》泛白的淡疤。它們超越了什麼而被留下。

有人帶她去看比人高的向日葵花田,「她就跟我說,它們長得超大、看起來很噁、你一定很喜歡。我就說,對,我真的很喜歡。」

有人展示一冊相簿,是先前割腕割到脂肪層,去醫院縫線時拍的。「她突然問我要不要看。她覺得重要才做成相簿,但人生之中應該不會遇到第二個想看這個東西的人。我就說好,那給我看。」

有人承認會割那麼深,是想跟命運賭一把,「要是死了就死了,那要是活下來也沒辦法。」

還有人告訴她:自殘是我人生中唯一能努力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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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她想起刺青。刺青源於儀式,祈雨禱風,都是試圖控制不可控之物,「所以他透過人類唯一可以控制的、自己的身體,去想辦法影響不可控的事情。他沒有其他方法,他只能動他自己。」

「對我來說,自傷也是這樣。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讓你很不舒服或沒辦法接受,可是你也不能怎樣,所以你的身體,就是你最後的手段。

林詩硯知道,種種修辭,是未曾經歷者難以語言並交流的。在比起嘗試同理、更容易指罵自傷者浪費公共資源的社會裡,傾聽尤其可貴。

她也避免將這些聲音歸納。「雖然他們有一些共通點,但對我來說都是不同的人。我也不想要他們最終因為這一本書被歸類——因為這個分類法很粗暴,就只是方便你非常快速去理解一個東西,但如果這些東西十分鐘就可以講完了,我何必這麼辛苦?」

編排攝影集時她不以人為單位,而是把各個被攝者的照片打散,閱讀時沒有明確的對應,「我很確定,我要避免談他們的個人故事——他們為什麼選擇了自殘,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不能出現的。」

「攝影的時候,我們常常覺得,既然都已經想盡辦法進到他家了,你就是要拍他最私人的那些東西,不然他都讓你進去了,幹嘛不拍?但是對我來說,他們處在空間裡面,要展示的是生活的一個切面。不可以有任何資訊,所以我把很多資訊都去掉了。」

她舉例有一張拍到被攝者借閱自殺相關書籍,乍看美學上合格,被她拉掉,只因故事性太強——「我希望可以盡可能消滅個人敘事。」

將照片依照人物及空間的邏輯組織,讀者容易套入既定框架解讀,潛意識裡,將被攝者認定為一個身份上的他者,反而阻塞了兩造的共情。使一切破碎,是為了守護痛苦被感受的可能。

於是《針の落ちる音》所有的,只是普通的廚房,普通的床,普通的樓梯,普通的茶壺,普通的水氣——

普通的人,與他們普通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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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與血色

《針の落ちる音》由赤赤舍出版,隨後在東京 Nikon Salon、京都 Purple 舉辦個展,並獲得 2024 年日本相模原攝影新人獎,她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台灣人。過程中,有些翻過實體書的日本讀者回饋:書拿起來比想像中重。

之所以體感比視感更重,不是因為它被設計成一本有重量的書,而是一本「看起來輕盈」的書。

設計師根本匠選用白色紙材為基調,光潔而內斂。目光掃視,不會是陳列架上最顯眼的,但精裝外殼結實,根本匠希望是一本無論如何都能在書架上挺直的書。一如他眼中的林詩硯。

設計的不喧嘩,也把重點集中照片。他們花上大把時間印刷校色,為還原照片沖洗後的相紙模樣,讓印刷廠前後做了三次版。

部份照片背景暗部的植物太清楚,「細節豐富」是攝影裡典型的稱讚,然而她決意調暗,「我希望它帶給人一種不安——那種情緒是從黑暗中一些若隱若現的東西產生的,所以這些東西它好像有、又好像看不清楚。」穿插人物照之間的馬背、蛇身、背光的向日葵,也出於同種意念。

「不安是我認為不能消失的一個要素。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是很平靜、很漂亮的,有一些人很溫柔地在光之中。但比如在展覽上,我會把照片擺放的高度,調得比一般標準的展品高度還要高一點,是為了讓你跟畫面中的人對視,感受到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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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拍攝血腥的畫面,但是我想要讓人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力,也包含不得不直視這件事情的壓力——就算你覺得有點恐怖,你還是必須要看著他。」

個展期間,也觀察到許多散客逛到中途,撞見手腕特寫,猛地停下腳步,「很多人一看以為在拍日常生活、漂亮風景,看到一半才覺得越來越不對勁,覺得怎麼怪怪的?」回過頭來找細節,才發現前幾張照片裡,血痕早已零散其中。那所謂日常。

細節的貫徹也包括皮膚。相模原攝影新人獎得獎時,展出作品的輸出委由其他公司處理,事前讓她看過,「有一些照片,一眼就看得出來顏色有差,但我覺得變成這個顏色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有一張,跟我的原作真的只差了非常一點點,可是我突然覺得,它完全不行。」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血色。」

那是一張人物照。大概印刷師傅發現她的作品調性偏藍,因此特意往藍色調,卻輾平了原本皮膚的色澤,「我突然覺得,這個人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如果看不出皮膚下面流的是紅色的血,就沒有那個力量。」

留下

「很多人看到這本書,喜歡問我,那你是不是就沒事了?你是不是就不會再割手?——我發現大家期待的還是同一套東西。大家期待藝術會療癒你。」

『那妳都怎麼回答?』

「沒有。」

今年 34 歲了,她用的依然是美工刀。頻率比以前低了很多,但有需要還是會割,割深割淺不一定。怕影響工作或不想解釋自己時,她也還是會套上長袖。

自傷依舊,只是她越來越憧憬「不留下」的狀態。

想起一位被攝者,迷上吉他,現場彈了起來,「她跟我說,彈吉他最快樂的就是,你花很多時間做這個事情,但不會留下任何東西——像打毛線做了之後就會留下東西嘛。自殘也是。這個想法很有趣,確實『不留下』是滿沒有壓力的。」

「很痛苦的時候,我去割,那是當下情緒需要處理。但隔天又會覺得,這禮拜開始要一直穿長袖,好麻煩⋯⋯還要想辦法不被旁邊的人發現;或者是你洗澡的時候被熱水沖到,還是會痛。」

「要是那個瞬間可以什麼都不留下,應該滿好的。那個瞬間的事情在那個瞬間結束了。」

只是有時候,能留下什麼也好。展覽期間,一位被攝者從名古屋跑來東京,突然出現在展場,「她也沒跟我講。我問她,你怎麼來了?她就非常開朗地跟我說,沒有啊,我就是想說來幫你加油。你看她笑成那樣的時候,大家一定沒有辦法去想像,她就是其中一個被我拍的人。」她舉著手機裡的照片給我看。

那個瞬間的事情在這個瞬間留下了。攝影如此,自傷如此,活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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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の落ち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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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統籌・撰稿吳浩瑋
圖片提供林詩硯
核稿編輯陳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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