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腕上的傷口，熱水沖到依然會痛──專訪林詩硯，鏡頭裡的自傷者日常
◇ 攝影師林詩硯以自傷者生活群像為創作題材，文章收錄部份攝影作品拍及傷口，亦涉及自傷相關細節描述，在意者請斟酌閱讀 ◇
她用的依然是美工刀。
若以製造傷口的物理深度而言，美工刀不算是最有效率的工具，剃刀或修眉刀都可以更加輕易地進到肉裡。所以反過來說，林詩硯自殘 14 年以來並未「升級裝備」，在於她無意求取受傷的深或痛，「我遇過很多人是想追尋痛感。有些人身上同時也有刺青，因為刺青可以代償那個痛感。但我割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感覺到痛。大概是會分泌腦內啡什麼的。你就會突然沒有感覺。」
「我覺得我自殘，是在於一個用力的動作——然後這個用力的動作不會干擾到任何其他人——就像有些人生氣會去敲牆壁或者是去捶玻璃⋯⋯」
差別是，敲牆壁、捶玻璃，那是向外的施力；而割腕，是向內的施力。
向內意味著隱密。「選擇自傷，其實你只要把袖子拉下來，沒有人可以發現你剛才發生什麼事——所以我覺得它的其中一個特質就是：它非常安靜。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尖叫、或你丟東西，然後一直跟別人吵架、你哭，都會發出聲音。所以這個不會被發現的特質，我覺得應該是很多人，包括我，去選它的原因。」
但這樣的安靜會不會也存有一種聲音？刀刃插入手臂時，血珠一顆顆冒出時，傷口像貝殼一樣打開時，疤痕掉出袖子時——宛如一根針掉落，鳥鳴山更幽，喧嘩的反義不等同於無聲。以自傷者的生活面貌為題材，她在日本拍攝了 3 年多的攝影集就叫這個名字。
《針の落ちる音》。
就割下去了
人們總是好奇她是怎麼開始的。
16 歲，她活在一個憤怒的年紀。怒火指向了無法控制的生活，以及擅自控制她生活的大人。「我小時候覺得大人都很笨，比如我發現老師好像也沒有比較聰明⋯⋯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是一個天才，我只是覺得他們沒有辦法處理很多、我認為大人應該要可以處理的事情。但是大人可以控制我的生活。」
她從小成績名列前茅，服從師長的意志上了升學導向的高中，但心繫美術的她讀得並不開心。「我記得我坐在那邊，我聽到老師說，你們不可以一直讀書、你們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然你們人生沒有意義啊——我就突然覺得，哇，你們全部人都在耍我，怎麼每個人都在耍我？」
剛好口袋裡有一把美工刀，就割下去了。「因為我真的太生氣，我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她經常蹺課遊蕩，獨自冷靜，想割腕就去廁所，因為那裡老師找不到。她已被認定成容易出事的小孩，「你可能在頂樓、在地下室、在機房、在樓梯，他們都會覺得要趕快把這個小孩找出來，不然很危險。」尤其學校樓層高，窗台四處，朋友形容那是一間「滿好跳」的高中。一不在座位上，大家都怕她去死。
漸漸弄得滿手是傷，但起初藏匿技巧不太好，戴護腕或手鍊來掩飾，「認真看是看得到，我並沒有特別覺得會怎麼樣。同學看到，覺得好像很痛，然後就結束。我一直覺得自殘這件事只跟我自己有關。」
有時班上同學多嘴一句：你不要這樣。她還有點不解，「我又不是割你。」
她被帶去輔導室過。輔導老師慈祥，但也無可奈何，「他提供一個讓我休息的空間，但他也沒有權限叫他們不要控制我的生活。」一直到高三診斷憂鬱症與焦慮症，開始服用精神科藥物，「坐在教室裡面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坐立難安。很不舒服。」後來她請了一整學期的假。位子空在教室。
但只有林詩硯知道，她自殘不是為了去死。
或許聽來矛盾，但不自殘反而讓她更難活下去。她形容割腕的剎那，就像用針戳一下，氣球終於洩氣，「那個東西滿原始的。就是你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全部都從你的身體裡面丟出去。」當語言或其他表達工具在教育現場的禁制裡失效，自傷是她與痛苦一起活下去的方式；如果放任氣球鼓脹，才真正靠近了爆炸。
為什麼要自傷？我想每個自傷者心裡都有很不一樣的答案。我自己的版本是：每當刀片即將劃到皮膚的前一瞬間，我會本能地感到害怕；每當我把自己的頭埋進水裡，我會急遽地想要抬頭呼吸。——〈直視生命的爪痕，聆聽針落下的聲音〉，刊載於《報導者》
只是當自傷出現，多數旁觀者看來常是「能付諸行動」的跡象。社工也告訴過她，不曾遇過一名自傷者，是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的——然而，她的經驗也提醒著，將自殺視為自殘的完成式，不太對勁。
她傾向把自殺與自殘分開來看。分開的意思並非兩者完全平行，而是理解每位自傷者的譜系都是複雜的。比如，光是揭露傷口與否就有很多區分，「有些人把自殘照放到網路上，可能是想要震撼外界；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是在釋放一種求救的訊號；有可能是希望別人發現到他，或希望呼朋引伴⋯⋯」
刀傷可能大同小異，但自殘的理由成千上萬：感受疼痛也好，將內在痛苦可視化也好，展示傷口作為某種對抗也好，耽溺自毀的愉悅也好，為了融入特定社群也好⋯⋯眾多理由又能彼此交疊或吸納。而它們並不完全指向了死。
「你不能看到一個自傷的人，就認定他一定想嘗試自殺，然後要防止他自殺——這是不正確的。但是我覺得也不可能說一個自傷的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死。他一定有想過。因為連一個根本不自殘的人都可能常想過要死啊。」
「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曾經在早上醒來的時候，覺得要是沒醒來就好了——這個意念，『你希望死了算了』的意念，是很多人很正常的想法。」至於她自己，「你要問我說你沒有想過要去死嗎？我有想過啊。我常常想。但是我自殘的時候，不是為了要去死。」
比起死亡，她更想看見的是自傷如何與活發生關聯。這也是《針の落ちる音》誕生的原因。
痛苦，跟活下去
2016 年，以攝影書為宗的日本出版社赤赤舍來台舉辦攝影交流活動，其中展出岡田敦《I am》，封面是銀色鏡面紙，觀者可以在上面看見自己。岡田敦招募 50 位左右介於 10 到 30 歲的女性自傷者，橫橫豎豎的血痕在白背景上安靜又尖嘯。是 2008 年木村伊兵衛賞的得獎作品。
林詩硯第一次知道，這可以被公開談論。
偶遇世上其他自傷者，那震盪比起覓得同類的溫暖，更近似相同經驗者的共振，「因為我也有自傷的經驗，所以看見她們手上的傷疤，雖然有些癒合了，但可以去想像她原本有怎樣的傷口，然後可以再回推去想像這個人到底有多難過，才會割到這個深度。」
隔年她去東京藝術大學就讀先端藝術表現科，認真學習起了攝影，也接觸更多自傷相關作品，包括岡原功祐《ibasyo》、中國攝影家陳哲《蜜蜂＆可承受的》等。她也想以自己的方式處理手臂上的議題。
畢業後她在學校的攝影中心工作，成了輔導學生完成作品的角色，技術與知識備足，她展開創作計畫。不過相較岡田敦《I am》大膽揭示傷口，刺擊觀者的認知世界；林詩硯的攝影另走他路，自傷只是入口，真正欲抵達的是：
「我想要處理的是痛苦的問題：人怎麼面對生命中的痛苦？然後你怎麼承受這個痛苦活下去？我覺得在攝影這個語彙裡面，很容易是挑了一個對象之後，揭露這些人的實態——『平常看不到的東西，我現在丟在你前面給你看』，大家會受到震撼。會覺得平常怎麼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是不是要去關心他們？——但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不是這樣。」
翻開《針の落ちる音》，有些人的手腕寸無完膚，有些人只有繩線般的痕跡。她招募被攝者的文章特地說明：即使疤痕已經淡到幾乎不可見也沒有關係。「我需要的是，你有曾經面對那個痛苦、要做出決定的經驗，而不在於你當初割得到底深還不深。」
「我拍他們，並不是覺得這些人是特別的。我希望可以給他們一個正常的樣子。我覺得這件事很普通，因為我覺得痛苦是很普通的。但是我如果今天去演講，然後對所有人說我覺得自傷很普通，應該不會有任何人接受⋯⋯所以應該說，它在談的是一個更普遍的情緒：痛苦，跟活下去。」
小心翼翼
為了招募被攝者，她在日本精神健康互助網站投稿文章。選擇這樣的網站也有原因，「找到人不困難，只是你要怎麼找？因為這個怎麼找，會嚴重影響到最後找到的人是誰。」
在推特（現名：X）搜索相關標籤，或在自殘相關群組詢問，一定能召集更大量的被攝者，但「你找到的，就會是割腕之後把照片放在網路上的群體——不是我不想了解他們，而是有一些情況我想避免。」
比方說，她擔心有人會為了拍出來「上相」，事先傷害自己。「這類事情是我很明確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讓這件事情發生。我希望至少，當事人能夠用一個比較穩定的心態看待被拍照這件事情。 」
又或者在某些社群裡，傷口的深淺會成為某種競逐或資格，「日本 2000 年代的網路留言板非常流行，大家相約出去一起自殘，很多人會有一個心態，怕其他人覺得自己不夠痛、不夠深，不夠格，那就割用力一點，就不小心死了。」
用傷口的深度驗算痛苦的深度本就偏失，她想記錄的也不是群體的病態或極端。「我在精神健康互助網站發表這樣的招募，已經是一種篩選——因為，首先，大部份人是為了讓自己回歸正常生活、或是他很認真思考身上這個到底是什麼，用一個不是毀滅性的心態在看這件事情，才有可能看到這篇文章。」
她也發現，無論是來找她的被攝者、還是日本社群上大多經驗者，多以女性為主；攝影集最終也只出現一位男生。「為什麼是女生？有一個我認識的男生跟我說過，他生命中出現過很多次想要自殘的瞬間，但他覺得在日本的社會，自殘如果被發現，對一個男生來說，是一個非常不能承受的標籤——因為它會顯得你很弱小。他覺得這個事情比流血還要更恐怖。」
3 年多的創作，那段日子她把拍攝放在最優位。為了賺夠生活費與創作資金，她打過不問名字的黑工；有些被攝者居住在較遠的市鎮，為省錢得搭夜巴；要支撐拍攝的體力及防身需要，她開始練拳。
觸碰他人生命很裡面的那部份，小心翼翼。
訊息裡她會先請對方選擇能感到安全、舒適的地點，「有一些人會覺得，讓陌生人進到家裡會覺得不安全；但也有些人相反，覺得在家裡比較舒服；也有人想去離家有距離的地方，因為擔心在他家附近，可能會被同學看到。」
她也不過度介入被攝者的生活。有種攝影方式強調融入拍攝群體，比如 Larry Clark 與紐約青少年一同滑板、嗑藥，拍出《Tulsa》。她則做不來。「我沒有辦法承受當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要一直表現出我們共同的那一面。我覺得是一個危險的相處。」
最後，等照片洗出，過稿時會請他們挑出不想放的照片，以及最喜歡的照片。她會手洗一張送給對方。
有人挑了肖像，有人挑了傷口特寫。「會想要拍照的人，他基本上對傷疤有一種——他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可能他某種程度上是喜歡這個東西，或者是在身體上保留這個東西，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普通的傷口
服用藥物的人不擅長早起，與他們碰面的時間大多落在中午，吃完午餐後開始拍攝。過程中有些人有分享自傷經驗，有些人只是聊聊漫畫，都可以。解散前再吃頓晚餐或喝酒。一期一會。
我不是精神科醫師、不是心理諮商師、也不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會持續接觸的家人、同事或朋友，今天過完了，或許我們永遠都不會再見，但在這短短的半天之中，我們可以是無話不談的摯友，讓這些看不到盡頭的壓抑苦悶，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喘息空間。——〈直視生命的爪痕，聆聽針落下的聲音〉，刊載於《報導者》
喘息之中也有命運如電流。其中一位告訴她，17、18 年前也有人拍過她的傷口，便從家裡翻出那本銀色鏡面設計的書。岡田敦《I am》。她說，「妳看，這就是我，已經是 17、18 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表情很糟吧？看起來像在詛咒全世界毀滅一樣。」
即使外型與氣色大不同，但當《I am》鮮紅色的刀痕，癒合成《針の落ちる音》泛白的淡疤。它們超越了什麼而被留下。
有人帶她去看比人高的向日葵花田，「她就跟我說，它們長得超大、看起來很噁、你一定很喜歡。我就說，對，我真的很喜歡。」
有人展示一冊相簿，是先前割腕割到脂肪層，去醫院縫線時拍的。「她突然問我要不要看。她覺得重要才做成相簿，但人生之中應該不會遇到第二個想看這個東西的人。我就說好，那給我看。」
有人承認會割那麼深，是想跟命運賭一把，「要是死了就死了，那要是活下來也沒辦法。」
還有人告訴她：自殘是我人生中唯一能努力的事情了。
這讓她想起刺青。刺青源於儀式，祈雨禱風，都是試圖控制不可控之物，「所以他透過人類唯一可以控制的、自己的身體，去想辦法影響不可控的事情。他沒有其他方法，他只能動他自己。」
「對我來說，自傷也是這樣。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讓你很不舒服或沒辦法接受，可是你也不能怎樣，所以你的身體，就是你最後的手段。」
林詩硯知道，種種修辭，是未曾經歷者難以語言並交流的。在比起嘗試同理、更容易指罵自傷者浪費公共資源的社會裡，傾聽尤其可貴。
她也避免將這些聲音歸納。「雖然他們有一些共通點，但對我來說都是不同的人。我也不想要他們最終因為這一本書被歸類——因為這個分類法很粗暴，就只是方便你非常快速去理解一個東西，但如果這些東西十分鐘就可以講完了，我何必這麼辛苦？」
編排攝影集時她不以人為單位，而是把各個被攝者的照片打散，閱讀時沒有明確的對應，「我很確定，我要避免談他們的個人故事——他們為什麼選擇了自殘，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不能出現的。」
「攝影的時候，我們常常覺得，既然都已經想盡辦法進到他家了，你就是要拍他最私人的那些東西，不然他都讓你進去了，幹嘛不拍？但是對我來說，他們處在空間裡面，要展示的是生活的一個切面。不可以有任何資訊，所以我把很多資訊都去掉了。」
她舉例有一張拍到被攝者借閱自殺相關書籍，乍看美學上合格，被她拉掉，只因故事性太強——「我希望可以盡可能消滅個人敘事。」
將照片依照人物及空間的邏輯組織，讀者容易套入既定框架解讀，潛意識裡，將被攝者認定為一個身份上的他者，反而阻塞了兩造的共情。使一切破碎，是為了守護痛苦被感受的可能。
於是《針の落ちる音》所有的，只是普通的廚房，普通的床，普通的樓梯，普通的茶壺，普通的水氣——
普通的人，與他們普通的傷口。
白色與血色
《針の落ちる音》由赤赤舍出版，隨後在東京 Nikon Salon、京都 Purple 舉辦個展，並獲得 2024 年日本相模原攝影新人獎，她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台灣人。過程中，有些翻過實體書的日本讀者回饋：書拿起來比想像中重。
之所以體感比視感更重，不是因為它被設計成一本有重量的書，而是一本「看起來輕盈」的書。
設計師根本匠選用白色紙材為基調，光潔而內斂。目光掃視，不會是陳列架上最顯眼的，但精裝外殼結實，根本匠希望是一本無論如何都能在書架上挺直的書。一如他眼中的林詩硯。
設計的不喧嘩，也把重點集中照片。他們花上大把時間印刷校色，為還原照片沖洗後的相紙模樣，讓印刷廠前後做了三次版。
部份照片背景暗部的植物太清楚，「細節豐富」是攝影裡典型的稱讚，然而她決意調暗，「我希望它帶給人一種不安——那種情緒是從黑暗中一些若隱若現的東西產生的，所以這些東西它好像有、又好像看不清楚。」穿插人物照之間的馬背、蛇身、背光的向日葵，也出於同種意念。
「不安是我認為不能消失的一個要素。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是很平靜、很漂亮的，有一些人很溫柔地在光之中。但比如在展覽上，我會把照片擺放的高度，調得比一般標準的展品高度還要高一點，是為了讓你跟畫面中的人對視，感受到壓迫。」
「雖然沒有拍攝血腥的畫面，但是我想要讓人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力，也包含不得不直視這件事情的壓力——就算你覺得有點恐怖，你還是必須要看著他。」
個展期間，也觀察到許多散客逛到中途，撞見手腕特寫，猛地停下腳步，「很多人一看以為在拍日常生活、漂亮風景，看到一半才覺得越來越不對勁，覺得怎麼怪怪的？」回過頭來找細節，才發現前幾張照片裡，血痕早已零散其中。那所謂日常。
細節的貫徹也包括皮膚。相模原攝影新人獎得獎時，展出作品的輸出委由其他公司處理，事前讓她看過，「有一些照片，一眼就看得出來顏色有差，但我覺得變成這個顏色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有一張，跟我的原作真的只差了非常一點點，可是我突然覺得，它完全不行。」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血色。」
那是一張人物照。大概印刷師傅發現她的作品調性偏藍，因此特意往藍色調，卻輾平了原本皮膚的色澤，「我突然覺得，這個人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如果看不出皮膚下面流的是紅色的血，就沒有那個力量。」
留下
「很多人看到這本書，喜歡問我，那你是不是就沒事了？你是不是就不會再割手？——我發現大家期待的還是同一套東西。大家期待藝術會療癒你。」
『那妳都怎麼回答？』
「沒有。」
今年 34 歲了，她用的依然是美工刀。頻率比以前低了很多，但有需要還是會割，割深割淺不一定。怕影響工作或不想解釋自己時，她也還是會套上長袖。
自傷依舊，只是她越來越憧憬「不留下」的狀態。
想起一位被攝者，迷上吉他，現場彈了起來，「她跟我說，彈吉他最快樂的就是，你花很多時間做這個事情，但不會留下任何東西——像打毛線做了之後就會留下東西嘛。自殘也是。這個想法很有趣，確實『不留下』是滿沒有壓力的。」
「很痛苦的時候，我去割，那是當下情緒需要處理。但隔天又會覺得，這禮拜開始要一直穿長袖，好麻煩⋯⋯還要想辦法不被旁邊的人發現；或者是你洗澡的時候被熱水沖到，還是會痛。」
「要是那個瞬間可以什麼都不留下，應該滿好的。那個瞬間的事情在那個瞬間結束了。」
只是有時候，能留下什麼也好。展覽期間，一位被攝者從名古屋跑來東京，突然出現在展場，「她也沒跟我講。我問她，你怎麼來了？她就非常開朗地跟我說，沒有啊，我就是想說來幫你加油。你看她笑成那樣的時候，大家一定沒有辦法去想像，她就是其中一個被我拍的人。」她舉著手機裡的照片給我看。
那個瞬間的事情在這個瞬間留下了。攝影如此，自傷如此，活著如此。
《針の落ち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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