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週 2015】《相約星期二》導演古天農、演員陳國邦專訪

作者香港週 2015

日期22.09.2015

「明瞭死亡，就懂得如何生活！

小說《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原名 Tuesdays with Morrie，港譯《相約星期二》），出版迄今已 18 年，翻譯為 31 國語言，全球銷售量何止千萬。這不是目眩神迷的奇幻小說，其中更沒有迷人的都會時尚與紙醉金迷。它談死亡，那個很多人不願觸碰的話題，是這本著作不厭其煩地訴說的主題；這還不夠，它陸續被改編為電影、舞台劇，甚至港台劇團也都不約而同地將這個故事搬到舞台上，用各自的語言與文化演繹。今年「香港週」，戲劇節目即由香港中英劇團改編的《相約星期二》代表，該劇為中英劇團的當家好戲，自 2007 年至今已是第 18 度公演，全球巡迴超過 150 場，足跡遍及洛杉磯、多倫多、溫哥華、北京、廣州和澳門，所到之處無不動人。原著故事對於觀眾而言並不陌生，於是請容許我在以下的介紹中略去故事背景的交代，而針對訪談中提及的幾個值得聊以分享的重點。

談及《相約星期二》的改編，翻譯過《哈姆雷特》、《泰特斯》、《有酒今朝醉》、《窈窕淑女》等多部作品的譯者陳鈞潤曾指出，小說與劇本雖然都以文字形成，但作品的呈現方式卻截然不同。小說的意義經由讀者的閱讀形成，讀者在符號意義的轉譯過程中得以反覆品味與思考，其間更有停頓、中斷的可能，意義的形成與情緒的疊加都有從容周旋的空間。然而，劇本的意義不在文字本身，是在於舞台上被實際搬演時，透過現場的空間、佈景的包裝，由觀眾的耳目即時接收訊息而產生意義與情緒。此間觀眾對於台詞不但不容反覆咀嚼以辯證商榷，情緒的波線在訊息的拋接與綜合中亦無反覆商量的餘地，一場關於生死哲學的春秋大義如何動人，形成劇本編譯工作的一大挑戰。

難題不止於此，《相約星期二》導演古天農如此說道：「舞台上僅有兩個演員，談的都是人生的哲理，這樣觀眾看得下去嗎？而且兩個多小時，兩個演員平均一個人要講一個多小時。」如果沒有導演對於設定演出基調的慧眼獨具，沒有演員演繹功底的情感穿透力，不如做成一齣廣播劇省事簡單，導演如此打趣地說。導演除了與陳鈞潤在劇本編譯上設定了淡化美國人地名物及特殊文化脈絡底下的諺語與笑話外，相當程度地以香港的「幽默感」為《相約星期二》帶來新生命力。“comic relief”，古導演特別強調，「我不是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有理由地笑』」，為了讓觀眾的情續起伏張而緩之，以備適時出入於故事安排的不同衝突，有理由地搞笑其實是導演對於觀眾的體貼。

然而，在這樣一齣面對死亡的戲劇中，「搞笑」、「幽默」之中其實別有深意。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即為悲劇訂下了道德教化的詩教色彩，在故事中透過情節引發觀眾的憐憫與恐懼，進而使觀眾的情緒得以宣洩、陶冶而淨化；相較之下，喜劇則是庸俗之人生，甚至較之於凡人之世間僅得等而下之的地位。然而，生命何嘗不是悲喜交加？凡俗的人生較之於道德殿堂，毋寧是你我更為熟悉的世界。於是，我想起馬克吐溫所說的：「幽默是真理的輕鬆面」，古天農導演在此戲的用心，或許可從這一角度去品味。尤其是死亡這一課題，作為人生無可遁逃的終站，較之以逃避的心態忽視甚至遺忘，或以道德姿態作為屏蔽、抽離而冷漠地靜觀，何妨以自身的開朗與灑脫，化做一道溫暖的籤詩，解開死亡恐怖的面具。笑淚交加的暢快之中，亦足以自明：對於死亡可以輕鬆以對，因為我比死亡更有力量。引而申之，《相約星期二》究屬悲劇或是喜劇，或許也不易在此二元對立的格局中理清。

這一個巧妙地迴轉，並非一個倒轉天地的錯置，而是原著小說中早已銜著的意蘊，至今為古導演發而掘之。以生之力量化解死之恐怖，進而挹注生之色彩，這一番深度的哲理，不禁令人想起德國大哲海德格的一句宣示：「向死而生」，唯有本真地將死亡的懸臨納入自我生活的建構之中，使得自我的獨一無二、孤獨卻又飽涵可能性與開創性的事實持續地延展，方能以自由之身的姿態面對世界。於是，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眾人的小道話題與應酬在生活的實感中剝離，從而對生活有了更為鮮明而積極的實踐力。這正是故事中的明哲（原名 Mitch）在老教授慕理（原名Morrie）身上學到的最珍貴的一課，而教授在戲中的自嘲與幽默感，恰可作為「向死而生」的意志表態。

如果說故事的轉譯與原著之間始終存在著想像空間，語言符號與意義的連結在不同文化的脈絡中實有特殊的疆界與範疇，那麼《相約星期二》與 Tuesdays with Morrie 絕不可等而視之。在香港，或更概括地說，在中國文化的觀念中，死亡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世界不同，故我們無妨正視此間帶有創造性詮釋的事實。當我問起這個問題時，古導演胸有成竹，侃侃而談：「『死』對華人而言是特別難說出口的，我們常常說『生老病死』，其實我們不但避諱談『死』，『老、病』也很少談」，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華人文化的特殊性。然而，也正是這樣的一種矛盾，形塑了中國文化對於生命哲學的洞見，從生死無常的悲感昇華，轉化為對此岸世界的真情擁抱。莊子〈齊物論〉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對於生命流轉的洞見，提昇為「逍遙遊」的自由追求；佛家對於生命「性空無常」的述說，亦引伸「即世間即涅槃」的此世關懷。導演的這一番體會，因而有了文化底蘊的智慧光芒：「其實我們就是用『老病死』來了解所謂『生』」。然則，古天農導演的詮釋與原著中 “When you learn how to die, you learn how to live” 之間的對話該如何品味，就待觀眾自身去發現吧。

談到翻譯與創作之間難解的糾纏，我向來欣賞當代哲學詮釋學大師高達美對於「理解」的斷言：「凡是能被理解的都是語言」，換言之，我們總是在語言中產生理解。緣此以觀《相約星期二》的改編，編譯與演員以香港語言文化的思維作為媒介與載體，勢必產生出香港的理解。因此，「語言」的因素就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古天農導演對此亦有相當程度的自覺，他在今年「香港週」的開幕記者會上即熱情地宣示：「香港文化就在香港語言之中」，語中對於香港語言文化的鍾愛清晰可辨。其實，1979 年成立的中英劇團長期以來即以普及粵語戲劇文化的使命感自任，為了在香港本地將戲劇的根系深入，劇團積極地以粵語改編經典作品，同時也創作新的粵語劇本。

古導演說：「戲劇是最接近人的藝術，要接近人，就要用他熟悉的語言」，因此，即使是改編英語的經典作品，在《相約星期二》中卻「港味十足」。例如原著劇本中用了“ slough” 一詞表達大學生慵懶度日、消閒散漫的態度，粵語與華文世界中並不存在一個完全對應的符號；然若論其意蘊，則有一個粵語的流行用語恰可興起港人的時下趣味──“HEA”。導演與一旁的演員陳國邦描述演出時觀眾聽到此字的熱烈反應，那興奮滿足的神情將對粵語文化的熱愛表露無疑，同時也貫徹了導演對於戲劇親人的初衷。「我不想要觀眾不明白，不明白的話他的注意力就會跑掉了」，面對即場性十足的戲劇演出，導演必須用心讓觀眾將精神持續投注其中，於是「語言」的運用就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此處或可順帶一提的是，台灣的果陀劇團亦曾改編同部劇作，將《相約星期二》與《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的台詞編寫氣韻相比，想必是個有趣的題目。

於此我問及語言交流中的文化差異，是否會導致使用不同語言以及身處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在理解上產生隔閡，導演與陳國邦的回答饒富趣味。他們先是從情感的直接與共通性切入，說起該劇在中西城市演出皆造成一票難求的盛況，足見生死議題在人類世界中跨越國界的感染力。此外，導演又從文化推廣與交流的角度，指出語言對於他者理解香港文化的重要性。那些遍佈在對白中的文化因子，實以「行話」、「諺語」的姿態出現在不同文化的觀眾眼前，而在理解產生阻隔之際，陌生化的當下即是意義停留、蘊積而終於迸生的頓點，異文化迷人的風貌於焉產生。雖然外國觀眾可能不懂香港文化的獨特用語，但陳國邦說，無論是語言表達的速度、節奏、頓點，聲音的長短與高低，甚至是面部的表情與手足的姿態，都能為意義理解產生適當的脈絡及語境，因此理解是不成問題的。

於是我們可以把握到觀賞這齣劇的兩個重要面向：文化的共通性與特殊性。就共通性而言，死亡是凡人皆不可免的議題，因此在其中皆能找到豐沛的共感資源；而語言在表達情感真實的任務裡，在情境中可藉由氣氛與氣韻的渲染而突破語言的層膜，意義的生成於是直達內心。就特殊性而言，把華人文化對於死亡議題的詮釋，拿來欣賞西方文化、這是同樣身為文化共同體的台灣觀眾得以咀嚼回味的因素；在語言方面，則有香港的文化特色列陣在前。

現在，就讓我們沿著一條「有聲有色」的道路認識、感受、欣賞香港這一座人文薈萃的城市所成就的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