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影評｜《大同》： 最厲害的紀錄片要正邪難分
去年底，在金馬獎拿下最佳紀錄片，並再次引起（顯然都還沒看過的）網友們質疑「政治立場介入」的中國紀錄片《大同》終於上映了。短短八十多分鐘的篇幅，思考的可能性和以靜制動的力道，真讓人覺得得獎實至名歸。而這已經是導演周浩連續第二年拿下這個獎了，對照台灣的紀錄片這些年，其實是票房越來越好的景況，說明了什麼，值得進一步思考。
《大同》的片名取自山西省第二大城大同市，而這部紀錄片拍的是 2008 至 2013 年，擔任市長的政治明星耿彥波。這位奇特的地方官，很難一言以形容之，他不是光鮮帥氣或鏗鏘熱血的魅力領袖，比較是個幹才，常常一臉疲態但風塵僕僕地跑東跑西，當官對他來說完全不是閒差，他的樣子看來也清簡，一身過大的夾克和瘦褲子搭襯衫，毫無名貴氣。
那他無一刻得閒是做什麼？耿彥波的雄心壯志，要從大同說起。一千六百年前還稱作「平城」的那年代，大同曾是北魏一百年的首都，而接掌這座城的耿市長，決心復興它的「文化價值」，打造一座觀光都市。他堅信這能夠解決過去靠著煤礦產業運轉，既付出嚴重的污染代價，更早已式微的市運。乍聽之下，這大方向挺好，但在作法上，引他自己的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做得比資本主義國家優秀！」——他大刀闊斧地要真正改造地貌，在大同市中心修建完整的古城，還要另建新城——總之是驚人的土地建設計畫。而且要快，要狠。
這樣的建設需要徵地、拆屋，他在任的五年內，估計有五十萬住民被迫搬家。這過程裡當然折射出值得「紀錄」的各方素材。在台灣，對於徵地、都更等等議題，這些年你我早已熟悉了，背後配套措施的複雜和難為，更不在話下。如今大同一口氣搬遷數十萬人，而且在前後五年內衝到這數量，不論出發點的立意多良善，過程和手段一定是粗暴的。與之相對，被拆遷戶有的因為原住處產權有瑕疵，而申請換屋受阻，有人家境清寒想要換購廉價住宅都辦不到，有人換了新樓但是沒電梯，老人家爬不上去，也有人換了一戶還想要第二戶，還想指定跟女兒住同一地段⋯⋯
關於公共政策和居住正義的衝突，《大同》當然碰觸了，而且是這部「兩面並陳」的人物紀錄片建構其負面印象的主要來源。但它沒有停在這裡。耿彥波在市政會議上，對底下的官員非常嚴厲，一再把人罵得狗血淋頭，帶給觀眾一種「他也很無奈，對中國人行事（如你我想像的）怠惰拖延的習慣著急不已，很想讓這頭大象動起來」的印象，甚至在勘察現場，還直接抓包施工者偷工減料⋯⋯看到這，你幾乎要真心相信他是個好官了。
但實際上呢？
在耿主政期間，包商被壓價是常態，這和他一切以效率為先的原則一搭，當然造成了工程處處是弊失，污水系統不堪用，就是片中明顯的例證。而更精彩的觀點，來自文化和經濟的二元思考。片中耿提到：全世界這麼多觀光客去羅馬，是因為他們 GDP 很高嗎？當然不是，是去看文化遺跡。所以他認為大同（這座城市）唯一的機會就是把觀光產業做起來，「僅此一次機會。」這發展文化而非商貿／製造／工業等等的眼光，還真有點動人，但仔細追想，這計畫裡的「古城重建」真的是重建嗎？那把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改革開放後的藝術品並陳，建造中國版「大都會博物館」的雄心，背後的文化底蘊真的足嗎？
耿彥波的重建其實是以假代真，在原先不存在的地方建構想像的古蹟，同時付出巨大的社會不正義成本，還讓市府欠下兩百億人民幣的債。這才是這位市長的客觀評價。他指派部署到各地搜羅古物壁雕，想把它們「海納百川」帶回來收藏，但背後缺乏系統性的文化思維。這整個建城夢想終究是為了打造觀光——或以我們現在熟悉的語彙，就是「文創」——注重的仍是那之後的產值。不是為了替文化保存或學術研究或美術史做些什麼。
值得談論的還有，透過這紀錄片，製作人趙琦與導演周浩想表達什麼？在看《大同》的過程中，我毫不懷疑這樣一部片拍來就是為了要假藉「不評價」來讓觀眾對於荒謬的「政府建設強壓民生和基本人權」產生反感。但事後讀到趙琦的說法：「要讓外界看到中國並不全是貪官腐敗，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讓我困惑了。難道我直覺的不認同，是因為我處在公民意識相對進步的價值習慣，所以特別敏感，才有此解讀嗎？
再回想片中呈現的耿彥波：親力親為到各處工地視察，廢寢忘食到被妻子連環叩追罵，每天早晨出了營區大門沒直接上車（他要的話絕對可以）而是先聽聽等在那的請願民眾想說什麼⋯⋯這種種，若是中國觀眾看了，會作何感想？這跟他們平常接觸的領導幹部如果大大不同，那不難想像為何，在 2013 年初耿突然被調走後，會有大批市民上街拉紅布條慰留了。那天上車後的耿彥波，滿臉淚痕，他是真的壯志未酬，說不出有多不甘心。如此再倒轉一點，當他在「市長選舉」中以 337 位投票委員／337 人贊成的百分之百得票率連任，說不定不是做戲。說不定他們真的服他。
不過，上面這整段都只能是猜想了。因為《大同》在中國還是成了禁片。實際看完，我很好奇主要踩線的是哪個部分？是拆遷善後的粗暴瑕疵？是施工爛尾的建設窘況？還是市長自己說的：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種把地方官調來調去，「以防養成一山之虎」的中央對地方的防範心態？
去年十一月，金馬獎頒獎典禮後幾天，我在一個演講場合被問了對於《大同》拿獎「到底是不是政治力介入」的看法。我當時還沒看片，但根據值得信任的影評朋友的說法，我答這片的觀點應該會觸怒中國有關當局，所以因為意識型態給獎的說法，根本不合邏輯。
如今實際看完了，我也理解朋友當初形容：《大同》拍出了「人治」社會的缺陷和隱憂。耿彥波如青天老爺一般，被當地市民愛戴，有事找他最快，只要他一簽字交辦，處理效率會十倍百倍增加，而這正是中華文化向來鞏固的結構：所有臣民都在期待一個「明君」，都望他如「父母官」，都希望最高領導者是聖人。這心態背後則是對於「如果領袖是壞人，則整個系統根本無法撐得住、無法抗腐蝕和反擊」的信心缺乏。這樣的無助和奴才心態，才是這套文化的悲哀。
所以話說回來，相信政治力可以介入藝術競賽的這態度，其實也沒有差很多呢！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