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對我拍電影不重要,人才重要」:專訪賈樟柯

「國家對我拍電影不重要,人才重要」:專訪賈樟柯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4.08.2016

賈樟柯來台為個人專題影展揭幕,【時光的遊子】選映他 2008 年以降的作品,包括《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天注定》、《山河故人》,以及他做為被攝者的《汾陽小子賈樟柯》,再加上夫人趙濤和義籍導演安德烈塞格雷合作的《我是麗》。訪談中,我說這份片單劃定的時間範圍恰好是「從影 18 年的下半場」,他立刻大笑糾正:「是第二集,下半場還沒到來!」

賈樟柯 時光的遊子   賈樟柯 時光的遊子

過去的 2016 上半年,賈樟柯動作頻頻,忙轉著的事務卻與我們熟悉的導演身分不大有直接關聯。先是 3 月宣布在家鄉山西汾陽賈家莊成立「賈樟柯藝術中心」,設有視聽圖書館、展覽廳、影院、劇場,並組織策展團隊,解決受限於進口配額的藝術電影片源問題;從 2006 年開始運作、至今已扶植 7 部新導演作品的「添翼計劃」,也將交由藝術中心的學術委員會進行公開甄選;中心內還有一間現已開幕的山河故人主題餐廳,其餘設施將在明年落成。到了 5 月,他除了以投資者身分公開介紹新創的短片平台「柯首映」,同時旗下電影公司「暖流文化」也釋出完成融資的消息。壯大中的影視帝國,好似為他身上所流的晉商血液所應允。

賈樟柯不曾諱言自己的商業頭腦,他最初想做的其實也是商業類型電影,只是從電影學院畢業的 1997 那年,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攫住了他,本以為順勢拍個兩部就差不多結束,未料竟一路延續到 17 年後的《天注定》,前一次在釜山採訪他時才驚訝得知,原來過去的作品對他自己來講都是個意外。

媒體輿論之於賈樟柯電影,十多年來特別愛用的註解是「為世界呈現當代中國」,但若將之理解成創作動機,就不免倒末為本了。是因為他在中國電影世界裡看不見從小經歷的生活、找不到現實環境中的人與故事,才認為學電影的自己責無旁貸。

當然那是中國人的生活,但不代表我有想說中國的渴望,因為國家對我拍電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拍的這些人。

相較第五代導演,賈樟柯的確更有機運與企圖來關注當代,只是當代必然也涉及歷史,所以《山河故人》哪怕故事線已走到未來時序的澳洲,人物仍在處理過去的問題,「人不是在橫斷面裡,不能把過去跟現在切割,中國電影過去受文宣的影響比較大,它會脫離現實世界、誇大宣傳,但是真實世界裡每個人都有七情六慾,世界有黑白兩面,對藝術來說重要的是面對全部的生活。」

然後他過了不惑之年,精確地說是 43 歲前後,對愛情裡的困難與自由、親情中無法逃避的生離死別,有了更通透的懂得,因此欲以《山河故人》中較長的時間跨度,描述那些唯有親身經歷才能真正明白的情感。片中女主角父親驟逝、帶著遺體返鄉的情節,也是他自己的,「我父親在北京過世,我陪著他開了 8 小時車回到山西,就坐在他身邊。拍到那一刻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背後緣由,我只能自己消化,但今天很釋懷了。」

賈樟柯 時光的遊子

成長在中國社會亟欲掙脫文宣、突破過往思維模式的時代,身為創作者,理當要還原藝術所應為。他亦提到《山河故人》在坎城放映時,有台灣記者問他是否用三角關係來影射兩岸三地,「我說你可以這樣想,但我沒有這麼想,作品出來後多重解讀是大家的權利。」他一貫理直氣和地解釋,抽了幾口為取代每日三包菸量的那支雪茄。

以國際名望或資金人面的實力而論,賈樟柯大可為自己的導演生涯鋪墊一條通天之路,但他仍是個沒有創作規劃的人。

剛入行時有個前輩跟我講,當導演要像打橋牌,要知道自己手裡有什麼牌,也要想怎麼出牌。聽完之後我就特別叛逆,為什麼要那樣算計?2006 年《三峽好人》在威尼斯拿到金獅獎後,我特別想拍服裝的紀錄片,但是 producer 不讓我拍,他說你應該接著拍一個大作品,但我還是拿著很小的機器拍了《無用》。

他始終堅持想拍什麼就去拍的創作方針,甚至拍紀錄片也專挑陌生題材:《無用》是服裝,《東》是畫家,《海上傳奇》是上海人。一方面是為開闊視野、滿足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他相信紀錄和虛構是通往真實同樣重要的方法,電影這個媒介是用來滿足人類對復原真實世界的內在訴求。

當今熱議的 VR 技術,賈樟柯亦抱持濃厚興趣,並表示會應用在明年的作品中,「電影是科技的產物,做導演應該敏感地去嘗試新技術。我前兩部還是膠片,到了 2000 年數位開始出現,我就嘗試用數位一直到現在,比如《三峽好人》,那個地方需要用極端的製作方法來追隨它的變遷,我們帶很小的數位攝影機,小組人住在那差不多半年,不停地拍,根本沒有製作計劃,完全即興,如果沒有數位支持很難做到。」他認為 VR 的出現讓當代導演得以重返電影初生之時,人類再度發明一個看世界的新方法,但它是不是藝術、能怎麼拍都沒人有譜,正因為有無限可能,令他甚感興奮。

專題影展名為「時光的遊子」,然而他所有作品不僅是捕捉時間的存與逝,也包括空間上的強烈流動,從《站台》以蒙古烏蘭巴托承載對遠方的想像,到《天注定》跨越山西、重慶、湖北、東莞,《山河故人》更從家鄉遷移到了世界。他透露自己就算寫劇本也從不在書房,總要開車出門一個月,白天走路看風景,晚上回旅館寫作,許多初稿都是在移動的過程中完成。46 歲的賈樟柯,他說自己仍是不安份的。

賈樟柯 時光的遊子

按照您自己對前作《山河故人》的說法是「年紀到了的多愁善感」,這是否代表一個更感性親民的賈樟柯即將到來?

的確《山河故人》是我希望拍一個情感稍微外露的電影,過去我不太願意讓情感太氾濫,氾濫的情感會淹沒某種理性的光輝,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非常欣賞佛教的哲學,在佛教裡是不講情面的,但是它講慈悲,我一直希望我的電影能這樣。

但是《山河故人》裡滿多我個人生活的細節,我自己覺得也需要拍一部,因為它是最通俗、從九0年代到現在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經歷過的,我希望有一部跟觀眾在情感共鳴上更貼近一些、更通俗一點的電影,從我個人電影觀念來說不會拍太多這樣的電影,偶爾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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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電影劇照。

知道您的電影儲備中還有奇幻、黑幫題材,甚至是情色故事《踏雪尋梅》,這些項目的籌備狀況如何?武俠片《在清朝》已確定年底開拍?

《踏雪尋梅》劇本寫完已經有 14、15 年了,一直沒有拍,一方面是存在很大的風險,因為在大陸這樣的文化實際上是被禁止的,調度起來自然會非常困難,包括演員。想拍武俠片已經第 7 個年頭,7 年之中主要在做資料蒐集,我拍的那段歷史是 1900 到 1905 年,那個時代有很多文獻,特別是野史,很多傳教士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另一方面有大量的照片,我們有一個團隊在全世界蒐集那時候中國的照片來變成電影的造型和視覺參考,這工作差不多幹了 6 年,也包括劇本的修改。

拍古代對我來說,愈來愈是在挖掘我個人的古代記憶,我生活的汾陽城是一個明代就有的城市,在我小時候所有建築都保存得很好,我們就生活在明代的建築裡面,那時家家戶戶除了自行車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也沒有火車、汽車、飛機,跟古人行走的距離是一樣的,沒辦法走遠。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上 6、7 點起來先去學校讀書,還要回家吃早飯再去學校,到了中午再回家吃飯,午休後再去上學,一天非常漫長,跟今天壓縮的時間感完全不一樣;汾陽是依山建的縣城,遠處就是群山,今天看起來只有不到 10 公里,但是對小時候的我們來說已經是非常遙遠未知的土地,這很靠近我對古代的想像。劇本修改到現在,更多是挖掘我 12、13 歲前的生活記憶。

本次專題影展的作品,從2008年《二十四城記》橫跨到2015年《山河故人》,以您目前從影18年的資歷來說,正好是第二個九年,如果與之前相比,不同時期中您的三觀、創作中的激情有著什麼差異?

激情沒有差異,當然電影經驗比過去要豐富很多,相較於前面更放鬆一些。

比如我過去的電影語言有一種潔癖,我不喜歡用 close-up 我就一直不用,但是現在我想用就用,不會為了讓自己的電影語言有一種風格而去破壞演員的表演和狀態;過去有一種追求極端的衝動,現在我覺得最重要是把情感準確地表達出來。

人生觀也更隨遇而安一些,企圖心啊,野心啊,都比較消解,能一部一部拍電影就可以了,也比較少關注別人怎麼看我的作品、怎麼判斷我啊,都已經過了那個階段,跟自己相處的時間更長了一些。

我從去年開始寫作量提高,因為我開始有很多時間可以自己寫東西,電影不可能每天都在拍,但是你的思考感情是每天都存在的,我就找到寫作的方法,讓我變成一個很能跟自己互動交談的人,今年 10 月會有新書出來,最近也開始寫小說,剛剛發表一篇關於中學的愛情故事。

這七八年間您開始擔任世界各大影展的評審、主席,獲得終身成就獎,多倫多影展也設立向您致敬的「站台」競賽單元,站上這樣的國際高度,是您曾經料想或者盼望達到的嗎?

我拍電影之前對人生沒有任何期盼,是沒理想的一個人,拍電影之後覺得壓抑了非常多的故事想講,如果能一部接一部把這些事情講出來,給自己一個電影的交代就可以了,但現在我還沒有交代完,這是我最大的目標,在這過程中又會有很多新的想講的事情不斷在積累,我覺得我主要的工作是清倉,哪一天清完倉就 byebye 做別的事情去了,但是還有好多沒有清出來。

我在2000年拍《站台》的時候,我自己寫了一段文字,我說我的心頭壓了很多石頭,拍《站台》是搬走了一塊,但還有很多,到現在還在搬,國際影壇回饋給我的當然也特別重要,會讓我搬石頭搬得更加自信、有力量,但不是我的目標。

您從個人表述式的創作者轉而成為更加關注產業環境、文化教育的領頭者,也更加涉入資本市場,是否有一些契機推動您這麼做?

創作是我保護的一塊,但在創作之外我也有很多想做的事,恰好有一些是需要資本來幫忙的,比如我一直想做短片的播出平台,因為中國過去沒有短片的傳統,年輕人從電影學院畢業後,一籌集好條件馬上就去拍長片,導演資深之後再也不拍短片,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跟寫長詩短詩一樣,一個詩人不可能只寫長詩不寫短詩,我也不清楚這種情況是怎麼形成的,我個人是從頭到現在一直在拍短片,我也很喜歡拍短片,即時的心情可以用一星期拍攝的短片表達出來。

當然短片的弱點是很難商業化、很難回收,所以我一直想做短片平台,過去想做短片影展,後來中國(電影節)漸漸有短片部門,比如上海、深圳,但總之是不穩定,這兩年新媒體開始興起,我覺得跟短片結合是特別好的方法,我們要做短片的新媒體,包括線上線下的活動,所以做了「柯首映」,正好資本的情況比較活躍,有條件找到錢來做就做了。

「以上傳媒」(賈樟柯入股的新媒體公司)是因為中國媒體變化特別快,紙製媒體下滑得很厲害,很多新媒體平台開始重組,在這時候有大量的人才從傳統媒體出來要重新創業,有人才的行業是好的,所以投資做這件事。「暖流文化」(賈樟柯新成立的電影公司)要做商業電影、跟上海大學合作電影教育,今年秋天就招生,中國電影教育機構也不少,大部分是文化研究,但是從幾年前每年電影拍 200 多部到今年會超過 1000 部,這個過程中會需要大量的專業創作人員,這個培養是沒有的。

我覺得應該有一所學校做非學歷的培訓,有半年、3 個月、一年的專才培訓,過去片廠是很好的培養地方,現在沒有那個精力,開戲太多了,昨天剛高中畢業馬上就來做道具,沒有培訓時間,所以把它解決到前端有培養的機構,學一段期間出來就可以投入工作。相對導演編劇,傳統院校都已經有這些科目了;商業電影主要是前端購買可以改編的 IP,另一部分是約作家來寫,第三部分是跟導演談現成的計劃,想做這塊是因為覺得商業電影需要升級、拍好一點,現在有點太爛了。

最後請您針對專題影展中的每部作品,各用簡短幾句話介紹給台灣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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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城記》是講曾經社會主義實踐的記憶,從 1949 年實踐到改革開放,逐漸放棄計劃經濟,幾代人在那個制度下生活,像我都不是很熟悉,我是 93 年讀大學、97 年畢業,畢業後就是自由工作者,沒有在體制機器裡生活過,但我的父母都是在集體裡面生活。片中的虛構跟真實不是要做美學的噱頭,它是創作的需要,一開始我沒有想要虛構,拍了之後才覺得需要虛構,否則講不出來我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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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傳奇》人命運的被動性,在災難和戰亂中,人怎麼像一個浮萍一樣地活下去,透過城市裡的 12 個人來講命運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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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定》講暴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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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陽小子賈樟柯》被人錄了口供。他(指導演華特薩勒斯)很會拍、很會問,整個拍攝都不知道我講了什麼,第一次看是在羅馬電影節,我嚇一跳,很多話我都忘了我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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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麗》表演很精彩,趙濤在拉丁地區好厲害,《山河故人》在義大利和阿根廷票房非常好,發行商說跟趙濤有關係,觀眾喜歡她;華人地區不太喜歡她,因為她不會撒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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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情感的付出的確很不同於以往,過去我的電影是觀察式的,我會很好地把情感克制起來。但這個電影是講述式的,其中又有一些細節是自己的,(拍攝過程中)很多時候很難過,那些點像點穴一樣,把自己點得武功全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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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孫志熙
攝影潘怡帆 Crystal Pan
資料提供佳映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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