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彼端》：我是台灣人，來自海的那一邊

一座名為蓬萊的寶島／台灣真快樂呀／這樣的好地方／茂綠之樹梢／與雲等高之山／橡樹交錯／阿里山的檜木／在楠木的香氣中／小鳥的歌唱中／在山中拿著斧頭砍著呀／心情也正朗

用日文唱著這首《台灣樂》，88 歲米壽的年紀，玉木阿嬤的眼睛幾乎埋在皺紋裡，卻也沒阻止她看清楚家鄉的路。「終於要去『那邊』了喔。」阿嬤說著。離台六十多年，「台灣」這兩個字化成她心中一團黏糊糊的印象，「那邊」的生活樣貌，也只能從一句句《台灣樂》的歌詞裡想像。

1930 年代，日本政府看上台灣鳳梨帶來的龐大利益，將事業收歸國營，大批鳳梨農人彷彿一夕之間失去了明天。而距離台灣不到 300 公里的八重山群島在那時是一片蠻荒之地，這一推一拉之間，一群台灣農人坐上船，搖搖晃晃地來到了瘧疾肆虐、沒有日本人願意開墾的八重山。

玉木阿嬤的家族本姓王，歸化日本後才改姓玉木，7 個孩子、27 個孫子、40 個曾孫，玉木家族從第三代開始，身上幾乎已看不見台灣的痕跡，而阿嬤連台語都快忘記。只是，當回到海的彼端，身為台灣人的事實，便伴隨著埔里、彰化蜿蜿蜒蜒的小路一溜煙竄了出來。

她說著一口流利日文，標準的台灣農村阿嬤性格卻藏不住。自己的阿嬤來自彰化的緣故，我在看《海的彼端》時感覺再熟悉不過。那個年代的台灣農村女人堅強、能幹、剽悍，因為現實沒有留給她們掉淚的時間。當窮到沒有米、只能吃蕃薯，或甚至連蕃薯也沒有時，回頭看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們牙關一咬。

玉木阿嬤其中一個兒子回憶，一次有個客人撞壞了餐廳的門，阿嬤大罵「別以為我丈夫早死就好欺負」，追出去用草鞋把人打了一頓。「媽媽好強啊。」他當時這樣想。阿嬤總是那麼不服輸，玉木阿嬤的孩子們、孫子們說著。但在看見海的彼端以前，他們從不曉得，是這樣的強悍撐起整個家族，替他們在文化差異、身份認同、經濟貧乏的交織擠壓中掙得一絲呼吸的空氣。

我小時候對阿嬤的印象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四點就起床，十一點前會安頓好韭菜花田回到家，十二點前做好午飯，再用丹田大叫一聲「呷奔啦！」響徹整個三合院，召喚子子孫孫們像軟爛的蚯蚓一般，一條條鑽出土來吃飯。我不知道她怕什麼，她能抓隻雞來就往脖子上狠劃一刀，任鮮血流瀉底下裝滿米的盆子，沒幾小時就讓我們吃到獨門雞血糕；她能看著尖叫的孫女，拿起那隻小小的鞋子甩一甩，讓躲在裡面納涼的蟾蜍蹦出來，再面不改色地用掃把戳啊戳地趕那龐然大物出門。

我真的不知道生長在那年代的台灣農村阿嬤們還會怕什麼。「怎麼這一生都這麼辛苦啊。」「好像才剛開始要享福丈夫又死了啊。」「我應該差不多要走了吧。」玉木阿嬤連生死都看得淡了。

我能理解阿嬤的子子孫孫幼時對於體內台灣血液的無感甚至憤恨，因為那讓他們無法直覺回答出自己來自哪裡。認同的紊亂加上時不時的嘲弄，海的另一邊那座小島，像魚刺一樣卡在喉頭，吞不下去，卻也吐不出來。但那模糊的、所謂家鄉的氣息，卻一直隱隱約約飄散在空氣中，等待他們願意體察那個年代的光景。

「沒有在國外的感覺，雖然語言是不通沒錯。」
『才發現原來小時候每天吃的料理，是台灣料理啊。』
「這次來才想說，又是這味道，那是什麼？好像也不是香料？」
『那就是台灣的味道啊。』

三十而立的年紀，玉木阿嬤的孫子們第一次踏上這裡，終於有機會重新梳理生命，以及那從小到大對台灣這座島的複雜情感。當〈高山青〉在石垣島響起，黑白照片中，一張張台灣農民的臉在鳳梨田裡堅定，八重山的台灣人在離開時，把那個時代的台灣，也一起搬走了。

＊台灣第一部關於「八重山臺灣人」的紀錄電影《海的彼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蘭，現正熱映中！（更多詳情與放映場次請見：《海的彼端》臉書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