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教會我，希望並非理所當然——專訪《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鄭有傑導演

對許多人來說，《愛在黎明破曉時》系列等以愛為題的電影早已是青春回憶，劇中男女主角陪著我們經歷愛情亂流，一起長大，一起變老。但，李察．林克雷特所導演的《Before Sunrise》、《Before Sunset》、《Before Midnight》，英文片名其實沒有「愛」這個字，而是關於時間。在某個時間點之後一切永不可逆，只能義無反顧往前跑；但在那個關鍵的時間點到來前，在鳴槍起跑之前，我們還有一些些的光陰可以把握，搞清楚為何而跑，跟誰同跑，已跑過多少。時間可怕，但越可怕就越可愛，越可以放手去愛，在來不及之前。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原本沒打算續拍，過了就過了。雖然首作風評佳詢問度高，但對導演鄭有傑來說，該講的早已講完。腦中雖然不時竄過角色身/聲影，但他不覺得必須回放再啟，不必強加附註也不求將句點改成逗號。直到前幾年，鄭有傑看了李察．林克雷特的《年少時代》（Boyhood）深感震撼，時光在演員身上斧鑿的一切痕跡導演都如實相告，這需要多少謙卑和寬容啊。鄭有傑好奇起當年《爆炸》若干演員和角色，「如果他們活到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似乎可以原班人馬再續前緣。「我從學生時期開始看李察．林克雷特的電影，伊森．霍克現在已經是歐吉桑而我也四十歲、當爸爸了，就像跟著角色一起成長似的，或許《爆炸》也能成為這樣記錄歲月的系列作品。」

用影像記錄時間改變了什麼

剛入行，鄭有傑急著拍出代表作，接連幾部作品跑遍各大影展拿下不少獎項，捲起漫空塵埃冀望殺出重圍。如今的他更穩更慢，開始思考觀眾需求，關注更幽微的共同人性。「現在看比如《一年之初》那些舊作，很粗糙，有點莽撞，有許多不足的地方，更多是無知愚蠢的見解或手法，但現在回頭看那些愚蠢也滿美的。」「那時的我正是《爆炸》這群角色的年紀，滿腔熱血地想改變世界，想進影展，想告訴世界我會拍電影，但越到後來越去思考觀眾觀影的狀態。每個製作客觀條件不同、觀眾的心態也不同，我現在更在意的是：我拍的東西能不能留在觀眾心裡？」他想用《爆炸》續集記錄這些年改變了什麼，「我和當年這批演員始終保持聯絡，七年了，他們變了很多，臺灣也變了很多，手機、臉書、三一八運動⋯⋯。藉由影像去記錄光陰，記錄這批演員從未成年的孩子變成對社會有責任的成人，記錄觀眾七年來的成長，記錄臺灣的變化。社會氛圍累積得差不多了，差不多是可以拉開距離去描述這些經歷的狀態了，那就來試試看拍續集吧！」

七年來角色始終在彼此心裡，無論編導或演員，時間就是這些人做的角色功課，再次聚首也無須多說什麼。「當年拍《爆炸》我和演員做了很多溝通，如果角色仍留在他們身上，這幾年的生活經驗就是角色的人生歷練。主要演員都讓我有這種感覺，光一個回眸我就知道他還在那，始終沒走遠，不用花太多力氣重新溝通或拿捏角色。」而在舊有角色之外，新角色新演員最是難尋。當年黃遠飾演的陳浩遠已是經典，要複製或再現都是徒勞，唯有新角色新形象才能撐起新的篇章。

「我想找個很純粹很理想、滿腔熱血的男生來演新角色，因為年輕沒吃多少苦所以志得意滿也驕傲。我跟宋柏緯試鏡了三次，不斷探索在他純粹天真形象之外有沒有為了理念而燃燒的特質？花了許多時間溝通才發現他愛音樂，玩音樂的時候他的確有想保護的、渴求的自在，那就沒問題了。」另一位演員胡廣雯也有類似過程，原本她並不像戲裡記者角色有報導真相記錄世界的理想。胡廣雯來自中國，在異鄉求生存必然需要保護色，生活處處是表演斧鑿，「她的脆弱和堅強，為了求生存必須表演，就是和黃茜這角色相通的地方。」

唯有行動，才有希望

「幫我記得我還沒壞掉的樣子」是第一季延續至今的創作主軸，青年為了追求純粹理想與現實碰撞而逐漸崩毀。七年前的主角還是高中生，因無知而天真；七年後他們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已經開始選擇所信仰的理想，因應他人注視而呈現選擇後的天真。才剛決定拍續集，鄭有傑腦中立刻浮現角色輪廓。他放任角色在腦中自行長出血肉骨架，跑出故事情節之後再找當年的編劇木二下筆寫本，「當我看到角色有自己的眼神和說話語調、有自己堅持的正義和世界觀之後就好辦了，直到開拍前才會因演員特質微調，後期剪接再重新調整一次，讓角色更完整。」第一季的故事環繞校園生活展開，第二季則跟當下社會議題更緊密關聯，「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樣，二十來歲為了理想抗爭而遭受挫折，有些人將挫折轉化、內化繼續走，有些人則在衝撞過程中越走越偏激，燃燒自己成全信仰。我不希望片中有絕對好人或壞人，無論是大人或年輕人，劇中每個人所講所做的都自有道理，沒有絕對的善惡。」這或許也是時間要鄭有傑領悟的事，無須悲觀樂觀，唯有行動才可能有希望。

當年公共電視看到木二創作的《爆炸》原始劇本頗為讚賞，找鄭有傑合作改編成迷你劇。在那之前，他的作品以個人情感抒發居多，時常對世界悲觀且憤慨，不想把新生命放入悲慘世界受苦，從未計畫生兒育女。但，時間的確會默默改變什麼。突然孩子降生，承受重擔同時他也放下包袱，「以前跟很多年輕人一樣覺得悲觀，為何要生小孩受苦？但生了小孩才開始想怎樣讓世界更好。我開始了解為何很多人去抗爭，希望讓下一代活在更好的世界。有了小孩就很難再冷漠了。」所謂延續，不只是生命或宗代的延續，更包含價值與世界觀的延續；有了延續，才會看到希望。

鄭有傑不再是劇中「要改變該死的世界」的憤慨青年何士戎，更能將鏡頭拉遠，從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善惡。人性本善也本惡，公平與不公都有其為何以致的緣由，也許無道，但也有理。「我知道很多人說現在是『厭世代』，是『沒有希望的世代』，我不可能就用一部片去跟大家說『一切都還有希望』。」「『希望』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用生命去爭取去延續的。唯有堅持走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希望。我不能保證一直走就必然有希望，但如果只因我們悲觀而停下腳步，那一切就停下來了，不會再有希望。」

每個選擇都是改變世界的契機

「延續才有希望」這樣的想法是鄭有傑從友人師長身上逐漸領悟的。比如始終循其背影前進的王小棣老師，已是得退休的年紀卻甘願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成立培育新人的「植劇場」，辛勤耕耘的姿態始終讓鄭有傑佩服。拍攝《太陽的孩子》之後陸續認識許多原民或漢人朋友，他們並非因有希望才有所行動，而是因持續在做所以每天都得其所望。鄭有傑欽佩這些師友的生活態度，深感自己沒有悲觀的權利，必須身體力行。「我是臺北小孩，總是用臺北觀點去看臺灣看世界，越離開臺北拍片越覺自己不足與無知，越想知道更多。許多事從臺北觀點看只是表態支持或闡明論述的議題，但對當地人而言是每天必然的生活。」

這幾年鄭有傑走遍臺灣鄉鎮，當故事匯聚成能量時身體自然行動。從新住民到原住民，從美濃到蘭嶼，他在臺灣各地蒐集動人故事，「前陣子我帶《太陽的孩子》去沖繩播映，去之前我對沖繩人處境稍有理解，但當他們眼眶含淚握著你的手說故事情節就是他們的真實經歷，原來兩邊原住民有這麼多相似處境，我才發現電影真的能跨越文化語言。離開臺北拍片，我必須放慢速度放低姿態，先理解才得以想像並且同理，同理才能有真正的尊重。」

訪談最終，鄭有傑談起劇中施名帥飾演的媒體編輯，幾乎是鄭有傑內心獨白寫照。四十歲的他卡在想衝撞跟被衝撞的世代之間，仍有些想做「對的事」的熱血理想卻也無法脫離體制而活，理解了社會運作方式反而更能同感時下青年的激情衝動。劇中雖有許多與現實互相參照對應的情節，但關注焦點始終是普世的人性價值。「創作時我不斷告訴自己和團隊我們在做的是戲，故事沒說好，議題就更沒人願意關注。若後續真想持續關注議題，『紀錄觀點』或『我們的島』等節目更能深入了解議題及其後續。」鄭有傑不想催眠觀眾世界多美好活著多麼好，每個人都能在劇情角色身上投射自我，終究領悟到即使世界不如理想但都是人性所致。

「我不覺得抽換掉某個政治或企業領袖就能改善社會，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在工作或生活中選擇，不要忘記何謂對錯，不要麻木，坦誠面對自己的善與惡，在能力範圍做些許改變。世界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改變自己就是改變世界的一小部分，每天做的選擇都會影響明天的世界。我們的確能改變世界的。不是因為明天會更好才做選擇，而是因為選擇了以後，明天才可能有希望。」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２》
2017.07.29 晚間九點，公視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