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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教會我,希望並非理所當然——專訪《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鄭有傑導演
對許多人來說,《愛在黎明破曉時》系列等以愛為題的電影早已是青春回憶,劇中男女主角陪著我們經歷愛情亂流,一起長大,一起變老。但,李察.林克雷特所導演的《Before Sunrise》、《Before Sunset》、《Before Midnight》,英文片名其實沒有「愛」這個字,而是關於時間。在某個時間點之後一切永不可逆,只能義無反顧往前跑;但在那個關鍵的時間點到來前,在鳴槍起跑之前,我們還有一些些的光陰可以把握,搞清楚為何而跑,跟誰同跑,已跑過多少。時間可怕,但越可怕就越可愛,越可以放手去愛,在來不及之前。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原本沒打算續拍,過了就過了。雖然首作風評佳詢問度高,但對導演鄭有傑來說,該講的早已講完。腦中雖然不時竄過角色身/聲影,但他不覺得必須回放再啟,不必強加附註也不求將句點改成逗號。直到前幾年,鄭有傑看了李察.林克雷特的《年少時代》(Boyhood)深感震撼,時光在演員身上斧鑿的一切痕跡導演都如實相告,這需要多少謙卑和寬容啊。鄭有傑好奇起當年《爆炸》若干演員和角色,「如果他們活到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似乎可以原班人馬再續前緣。「我從學生時期開始看李察.林克雷特的電影,伊森.霍克現在已經是歐吉桑而我也四十歲、當爸爸了,就像跟著角色一起成長似的,或許《爆炸》也能成為這樣記錄歲月的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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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記錄時間改變了什麼
剛入行,鄭有傑急著拍出代表作,接連幾部作品跑遍各大影展拿下不少獎項,捲起漫空塵埃冀望殺出重圍。如今的他更穩更慢,開始思考觀眾需求,關注更幽微的共同人性。「現在看比如《一年之初》那些舊作,很粗糙,有點莽撞,有許多不足的地方,更多是無知愚蠢的見解或手法,但現在回頭看那些愚蠢也滿美的。」「那時的我正是《爆炸》這群角色的年紀,滿腔熱血地想改變世界,想進影展,想告訴世界我會拍電影,但越到後來越去思考觀眾觀影的狀態。每個製作客觀條件不同、觀眾的心態也不同,我現在更在意的是:我拍的東西能不能留在觀眾心裡?」他想用《爆炸》續集記錄這些年改變了什麼,「我和當年這批演員始終保持聯絡,七年了,他們變了很多,臺灣也變了很多,手機、臉書、三一八運動⋯⋯。藉由影像去記錄光陰,記錄這批演員從未成年的孩子變成對社會有責任的成人,記錄觀眾七年來的成長,記錄臺灣的變化。社會氛圍累積得差不多了,差不多是可以拉開距離去描述這些經歷的狀態了,那就來試試看拍續集吧!」
七年來角色始終在彼此心裡,無論編導或演員,時間就是這些人做的角色功課,再次聚首也無須多說什麼。「當年拍《爆炸》我和演員做了很多溝通,如果角色仍留在他們身上,這幾年的生活經驗就是角色的人生歷練。主要演員都讓我有這種感覺,光一個回眸我就知道他還在那,始終沒走遠,不用花太多力氣重新溝通或拿捏角色。」而在舊有角色之外,新角色新演員最是難尋。當年黃遠飾演的陳浩遠已是經典,要複製或再現都是徒勞,唯有新角色新形象才能撐起新的篇章。
「我想找個很純粹很理想、滿腔熱血的男生來演新角色,因為年輕沒吃多少苦所以志得意滿也驕傲。我跟宋柏緯試鏡了三次,不斷探索在他純粹天真形象之外有沒有為了理念而燃燒的特質?花了許多時間溝通才發現他愛音樂,玩音樂的時候他的確有想保護的、渴求的自在,那就沒問題了。」另一位演員胡廣雯也有類似過程,原本她並不像戲裡記者角色有報導真相記錄世界的理想。胡廣雯來自中國,在異鄉求生存必然需要保護色,生活處處是表演斧鑿,「她的脆弱和堅強,為了求生存必須表演,就是和黃茜這角色相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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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行動,才有希望
「幫我記得我還沒壞掉的樣子」是第一季延續至今的創作主軸,青年為了追求純粹理想與現實碰撞而逐漸崩毀。七年前的主角還是高中生,因無知而天真;七年後他們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已經開始選擇所信仰的理想,因應他人注視而呈現選擇後的天真。才剛決定拍續集,鄭有傑腦中立刻浮現角色輪廓。他放任角色在腦中自行長出血肉骨架,跑出故事情節之後再找當年的編劇木二下筆寫本,「當我看到角色有自己的眼神和說話語調、有自己堅持的正義和世界觀之後就好辦了,直到開拍前才會因演員特質微調,後期剪接再重新調整一次,讓角色更完整。」第一季的故事環繞校園生活展開,第二季則跟當下社會議題更緊密關聯,「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樣,二十來歲為了理想抗爭而遭受挫折,有些人將挫折轉化、內化繼續走,有些人則在衝撞過程中越走越偏激,燃燒自己成全信仰。我不希望片中有絕對好人或壞人,無論是大人或年輕人,劇中每個人所講所做的都自有道理,沒有絕對的善惡。」這或許也是時間要鄭有傑領悟的事,無須悲觀樂觀,唯有行動才可能有希望。
當年公共電視看到木二創作的《爆炸》原始劇本頗為讚賞,找鄭有傑合作改編成迷你劇。在那之前,他的作品以個人情感抒發居多,時常對世界悲觀且憤慨,不想把新生命放入悲慘世界受苦,從未計畫生兒育女。但,時間的確會默默改變什麼。突然孩子降生,承受重擔同時他也放下包袱,「以前跟很多年輕人一樣覺得悲觀,為何要生小孩受苦?但生了小孩才開始想怎樣讓世界更好。我開始了解為何很多人去抗爭,希望讓下一代活在更好的世界。有了小孩就很難再冷漠了。」所謂延續,不只是生命或宗代的延續,更包含價值與世界觀的延續;有了延續,才會看到希望。
鄭有傑不再是劇中「要改變該死的世界」的憤慨青年何士戎,更能將鏡頭拉遠,從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善惡。人性本善也本惡,公平與不公都有其為何以致的緣由,也許無道,但也有理。「我知道很多人說現在是『厭世代』,是『沒有希望的世代』,我不可能就用一部片去跟大家說『一切都還有希望』。」「『希望』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用生命去爭取去延續的。唯有堅持走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希望。我不能保證一直走就必然有希望,但如果只因我們悲觀而停下腳步,那一切就停下來了,不會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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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選擇都是改變世界的契機
「延續才有希望」這樣的想法是鄭有傑從友人師長身上逐漸領悟的。比如始終循其背影前進的王小棣老師,已是得退休的年紀卻甘願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成立培育新人的「植劇場」,辛勤耕耘的姿態始終讓鄭有傑佩服。拍攝《太陽的孩子》之後陸續認識許多原民或漢人朋友,他們並非因有希望才有所行動,而是因持續在做所以每天都得其所望。鄭有傑欽佩這些師友的生活態度,深感自己沒有悲觀的權利,必須身體力行。「我是臺北小孩,總是用臺北觀點去看臺灣看世界,越離開臺北拍片越覺自己不足與無知,越想知道更多。許多事從臺北觀點看只是表態支持或闡明論述的議題,但對當地人而言是每天必然的生活。」
這幾年鄭有傑走遍臺灣鄉鎮,當故事匯聚成能量時身體自然行動。從新住民到原住民,從美濃到蘭嶼,他在臺灣各地蒐集動人故事,「前陣子我帶《太陽的孩子》去沖繩播映,去之前我對沖繩人處境稍有理解,但當他們眼眶含淚握著你的手說故事情節就是他們的真實經歷,原來兩邊原住民有這麼多相似處境,我才發現電影真的能跨越文化語言。離開臺北拍片,我必須放慢速度放低姿態,先理解才得以想像並且同理,同理才能有真正的尊重。」
訪談最終,鄭有傑談起劇中施名帥飾演的媒體編輯,幾乎是鄭有傑內心獨白寫照。四十歲的他卡在想衝撞跟被衝撞的世代之間,仍有些想做「對的事」的熱血理想卻也無法脫離體制而活,理解了社會運作方式反而更能同感時下青年的激情衝動。劇中雖有許多與現實互相參照對應的情節,但關注焦點始終是普世的人性價值。「創作時我不斷告訴自己和團隊我們在做的是戲,故事沒說好,議題就更沒人願意關注。若後續真想持續關注議題,『紀錄觀點』或『我們的島』等節目更能深入了解議題及其後續。」鄭有傑不想催眠觀眾世界多美好活著多麼好,每個人都能在劇情角色身上投射自我,終究領悟到即使世界不如理想但都是人性所致。
「我不覺得抽換掉某個政治或企業領袖就能改善社會,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在工作或生活中選擇,不要忘記何謂對錯,不要麻木,坦誠面對自己的善與惡,在能力範圍做些許改變。世界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改變自己就是改變世界的一小部分,每天做的選擇都會影響明天的世界。我們的確能改變世界的。不是因為明天會更好才做選擇,而是因為選擇了以後,明天才可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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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
2017.07.29 晚間九點,公視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