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為無解再砌一座高牆——《第 22 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

如果用傳統的劇本分析方式，先將不同場景區區別開來，再分析每一場景所發生的事件，以及人物轉折，會發現《第 22 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徹底禁不起嚴格分析。看似流暢的敘事集合許多矛盾元素：在題材上屬於社會寫實片，類型上屬於懸疑犯罪片，而人物則在以上兩者結合之下顯得非常蒼白。因此評論必須以爆雷為手段，指出本片沈重的危險與錯誤，因涉及關鍵劇情，下文請讀者斟酌閱讀。

電影主要角色包括伊藤英明飾演的刑警、連續殺人犯（實際上是受害者之一的未婚夫）藤原龍也、以及潛藏於媒體中的真兇新聞主播。其中後兩者的蒼白特別明顯，而編劇應該擔當大部分責任。劇本依犯罪懸疑片的節奏，建立出藤原龍也異常邪惡的形象，但揭露其真實身份為嚴格意義上的受害者後，其一路偽裝、以及過程的煎熬，絲毫沒有交代。當他還偽裝為殺人犯作家時，餐館場景中他一邊吃牛排、一邊威脅出版社經紀人無論如何都得賣書，安排盡可能多通告，過程甚至一把掐住經紀人脖子，直到語畢才鬆開威脅。如果此行為出自未曾殺人、僅心中充滿悲傷與仇恨的受害者，那麼邪佞、享受的表演將必須獲得解釋。

然而，劇本選擇以復仇成功來跳過最複雜難寫的橋段，失去拍攝本題材的意義。不需挑起社會的敏感神經，也能處理相同深度的問題。再者，真兇在新聞媒體裡潛藏多年，背後的犯案動機是在戰爭中看同袍死去而束手無策，因此希望將恐怖複製進他人的生命經驗。就心理學角度，若一個人兇殘至此，那其對世界的不安與創傷必巨大而無垠。換言之，此角色若曾有廣義上功能完善的家庭，那此設定便會顯得空洞而難以解釋。

戲劇的主要功能之一，便在於解釋角色動機，解釋個人行動的「because」。一部寫實戲沒有「because」，便失去穩固根基，觀眾在缺乏足夠資訊的狀態下，生命失去時間才能累積出的意義，角色做什麼都只像孩童般的嬉鬧。此失誤出現在社會寫實的連續殺人題材，尤其是加劇恐慌、仇恨、與撕裂的情結的發生。

同樣結合社會寫實與殺人題材，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便能清楚刻畫社會脈絡、與個人生命轉折。張震飾演的小四在街上公開殺人，此問題卻在四個小時的篇幅裡，擴散到整個社會結構與氛圍中。反觀之，《第 22 年的告白：我是殺人犯》卻加劇集中仇恨，片尾甚至安排受害者遺族對真兇動用私刑。抽絲剝繭的懸疑手法，先讓觀眾產生針對性心理，然而抓來負荊之徒，讓他得到以牙還牙式的下場。這是好萊塢英雄片式的正義。

《黑暗騎士》裡小丑跟蝙蝠俠就程序正義的辯論，小丑在其中提出的質疑，再適合放到此處不過：若本質都是動用私刑，為何蝙蝠俠不必受罰？如果都是殺人，難道受害者遺族便值得認可？此段落能產生的兩種詮釋，一是殺人意念在社會中繼續擴散、二是達到編劇「完美平衡」的效果。前者的作用微乎其微、缺乏呼應；後者效果則十分顯著。若社會不見容受害者遺族動用私刑，那所有人該如何自處？電影給出低於現實，一個便宜的答案。

已有多篇影評提到《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這本書。然而跟電影截然不同的是，現實中作者毫無意願露臉。他在結尾寫道，離開少年（感化）院後，撒下所有關於身世的謊，努力工作，成為一流的焊接工，卻始終逃不出自己的童年。那些責難眼神，還有擦不去的血，歷歷在目，揮之不去。書寫是他渴望被理解的最後手段。他也想有because，想有不曾鑄下大錯的童年。「真的非常、非常抱歉。」這是全書幾無修飾的文字裡，最後一行句子。有了這樣的材料後，日本仍拍出這樣的電影，再製造出一個貼近現實但又平板乏味的真兇。李蘄寬在影評〈強迫注視〉裡不平地認為，加害者總比受害者得到更多篇幅，其實不然。如果這些篇幅都是徒勞與虛耗，缺乏心理層次的深入剖析，那麼除了挑起恐慌、對立，其餘了無新意，再多也是枉然。

【對話】
作品、現實、個人、與理論間，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動。對核心概念強的作品進行精讀、對核心概念弱的作品進行偏讀，並視為特定文化現象詮釋，可以加深不同場域間的關係。此為本專欄寫作之目的，也做為作者自身創作理想方向的追尋路途。

【張敦智】
「Frank 是對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一顆代表自己誠實的星星。我們花了一輩子在黑夜中想抓住它，但是他一旦熄滅，就永遠不再閃亮了。我不認為他會跑多遠。他大概只是想自己一個人，看著他的星星熄滅。」──Arthur Miller《All My Sons》。

希望我的星星可以燒久一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1993 年生，天蠍座，台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