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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面孔》：性別牢籠裡，如何長出殊異的女性生命

作者張敦智

日期29.10.2018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女性影展之一：加拿大聖約翰斯女性影展（SJIWFF）在 2018 年跨入第三十個年頭；英、美、法、韓等地，也有凱戴爾國際女性影展（AFIFF）、首爾國際女性影展（IWFFIS）等兼具歷史與國際代表性的女性影展。多年以後，在相關領域已被大量視為創作主題的條件下，新作品必然需回頭思考：相關領域在今日，還有什麼未被言說？

從這個角度分析，可以透過很好的觀察面切入，《三張面孔》為何能一舉拿下 2018 坎城最佳劇本獎。故事背景發生在伊朗偏遠的村莊；在那女性權益尚不被正視的國家裡，一名少女想追逐演藝相關夢想，因此與家庭產生革命性衝突。她錄製了一段手機影片傳給最愛的女明星，指控她不願意協助自己說服父母讓她追夢，進而在片中自殺。女明星為了一探內容虛實，臨時放下繁重拍攝工作，與導演一同驅車前往少女所住地。

然而無論是少女的反抗、或女明星的行動，都沒有成為作品的唯一主軸。首先，導演暨編劇的賈法潘納希，針對女明星收到影片忐忑的心情，做了立體的刻畫。儘管她關心少女現況，但事前從未收到任何求助訊息的她，同時感到無辜、懷疑、與憤怒。過程甚至有來自製片方的壓力以電話傳來，認為女明星一意孤行，放任資金燃燒，更令不知所措的女明星五味雜陳。人性的多種面向，在此被完整地呈現。

到村落後，女明星一下車即受到熱烈歡迎。但當她跟導演表明自己真正的意圖，卻遭村民數落：原來妳不是來關心我們的，妳大老遠跑來這，只為找個不重要的女生。此處，城鄉差距與父權主義在性別議題電影裡被立體、尖銳地並置。第二種現象的浮現沒有使主題偏斜，反而讓以性別議題為主軸的故事，在主線清楚發展的前提下，長出更鮮活的世界。

尼采認為，藝術家與哲學家是文明的醫生；德勒茲更補充，藝術家擔綱的工作，便是對文明先有臨床觀察，再「重組符號，解消先前連結的徵候，將不相關的徵候在深刻原創性的臨床學『圖景』（tableau）中建立新的連結。」在《三張面孔》裡，這種將不同議題並製的技巧，正是使兩項不同徵候重新產生連結的作法。二議題原先各自處於獨立關係，但在賈法潘納希的描述下，它們卻可能彼此重疊、纏繞、密不可分。

而與電影最息息相關的第三點，則是透過三位不同角色，展現女性主義的三種不同面貌。第一位便是坐困家中，發出求救訊號的少女；第二位則是拋頭露面的女主角（明星），享有高知名度，也須面對更多壓力；第三位是並未實際露面的前女演員、舞蹈家，因不堪世俗紛擾，回歸山林隱居。這三人中，誰才更接近女性應享有權力與自由？或者其實，只是揭露了女性權利在被忽略的脈絡裡，不同的變異結果？答案懸而未決，問題已有更多樣貌。

電影最後，導演透過簡單畫面，扼要濃縮了世道的面孔：代表父權僵化、狹窄的道路，至今無人拓寬，並被視為重要交通樞紐；雖然如此，女性仍可能在其上，摸索出逃逸方案。禁錮體制的消失與個體自由，原來可能非消長關係，而是牢籠完好如初，禁錮其中者卻仍可以開枝散葉地，長成理想的樣貌。那是接近魔術的場景，像大衛．考柏菲的逃脫秀，以為滴水不漏的，卻總有人歷劫歸來；以為萬無一失的，卻總有絕處逢生者，走出自己的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