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影集《媒體公審》：當現實成為奇觀，當奇觀成為正義

1995 年，Scott Amedure 興奮地走上談話性節目《Jenny Jones Show》舞台。他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那天，他在眾人面前和暗戀好友 Jonathan Schmitz 告白。即便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同性戀，總之，他出櫃了，在節目主持人 Jenny Jones 營造的歡樂氣氛中，還說出了令人臉紅心跳的性幻想。

幾天後，節目上遮著臉看似害羞的 Schmitz 開槍殺了他。

1984 年，紐約，一個靠近聖誕節的夜晚，地鐵中傳出槍響——工作人員緊急口耳相傳描述現場，一名白人男子表明自己被四名非裔青少年包圍勒索，情急之下開槍自保，隨即逃逸。槍聲點燃的是長期治安混亂、地鐵偷拐搶騙盛行的引線，男子成為大眾心中的正義表率，報章雜誌稱他為「地鐵俠客」（subway vigilante），探究非裔社群造成的「社會問題」。

一週多後，Bernhard Goetz 主動投案。大批民眾遊行為他說情，人人出門害怕被搶的陰影成為遮罩他的保護傘，居民肉身記憶的恐懼驅使他們發出「正當防衛」的呼聲⋯⋯直到 Goetz 投案時的錄音畫面被公開。他鉅細靡遺表露過程：

「我開槍有打到他還是沒有，我也不知道。然後我說，『你看起來沒事，來，再補一槍。』」

「我要殺了那些傢伙、教訓這些傢伙。我要盡一切所能讓他們痛苦，如果我有更多子彈，我會一次次朝他們開槍。問題是我的子彈用完了，事後我還想用鑰匙把其中一個人的眼睛挖出來。」

Goetz 形容四名青少年如何包夾他、和他要五塊錢。但他拔槍行刑、置他們於死地的心意如此堅定，點燃非裔社區的憤怒與悲傷，種族對立一觸即發。

談話性節目樂於以告白、分手等私生活作為煽動觀眾的素材，無論當事人可否消化，先把能夠共感的私事當作笑料共享再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而從電視到報紙再到網路媒體，「疑似」「恐成」等標題早已成為日常，造神或打落水狗都只需一瞬間，推測成為真相。媒體凝結全民意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看紀錄片影集《媒體公審》（Trial by Media）簡直不寒而慄。

由 George Clooney、曾製作《亞果出任務》《晚安，祝你好運》《選戰風雲》等時論議題電影的 Grant Heslov 及著名的 CNN 法務分析師 Jeffrey Toobin 製片，《媒體公審》以六集的篇幅講述六則媒體影響美國社會的真實案例，一二集從脫口秀謀殺案及地鐵殺手各自延伸出約一小時的梳理，從案發、輿論醞釀到審判，不只採訪當事人周遭親朋好友，也採訪當時負責辯護的律師、檢方、記者，關注眾人的意見是如何策略性地被影響。尤其美國採陪審制，如何透過民意來影響陪審團團員、如何以法庭上的「說故事」技巧翻轉對犯罪的認知，簡直對人類的「聰明」嘆為觀止。

即便審判的畫面素材大多來自法院，但「審」的運作早就不只侷限於法庭。以地鐵殺人案來說，Goetz 的律師找來地鐵上自發維護治安的小隊「守護天使」來扮演四位青少年重現案發現場，特地挑了四位黑人，要求他們「演得很兇殘」。律師回顧，只要講到任何在地鐵上可能遭遇的潛在危險，那傷害像是漣漪般渲染在每個紐約人心裡，陪審團情緒波動。最終，Goetz 謀殺指控被判無罪，僅在民事法庭被判刑賠償餘生癱瘓的少年。

在脫口秀上告白後被殺害的 Amedure 家人請來當時鼎鼎有名的律師 Geoffrey Fieger，控告製作公司。Fieger 展現了這部影集中所有律師都擅長的表演特質，他被所有人視為「媒體動物」，不僅拍了宛如明星代言的影片自我宣傳，也很懂如何用最撼動人心的方式讓客戶呈現「自己的故事」，每一個對節目工作人員的提問都像是指控，即使這些關係人一再說「不」，依然在陪審團面前堆砌出客戶的受害記。看完之後，不免思考這些律師和我們攻擊慣了的媒體有何差異——美其名是「說故事」，但要說贏別人，總得要抓住人性的軟肋，放大再放大。

會說故事的人，和你想的不一樣——這點從第四集 Richard Scrushy 的案件也能深有同感。Scrushy 本是美國五百大企業南方保健（HealthSouth）的創辦人之一及 CEO，被控洗錢、詐欺後，竟然自己開了一個晨間脫口秀節目，在宗教與民眾關係依然緊密的南方，他轉為神的僕人，日日在晨間節目展現美善與無辜。

有時媒體的角色很微妙。另一集的知名案件「41 槍」發生在 1999 年紐約，23 歲的幾內亞籍移民 Amadou Diallo 在自家門口被便衣警察掃射 41 槍，他手上沒有任何武器，也沒有任何不法物品。若是關注現今 Floyd 案的人可見得歷史重演痕跡，彼時案件同樣點燃族群問題，群眾義憤難忍，輿論壓力大到最終法官同意辯方聲稱「民眾被媒體影響過多」，通過移地審理的申請。

從 19% 人口為白人、早已忍耐執法不公及種族對立已久的紐約 Le Bronx 區，審判現場及陪審團移到遙遠純樸的 Albany，在那裡，有 89% 人口是白人。辯方讓四位白人警察上台訴說自己這段時間下來有多後悔，也談他們當時「懷疑」Diallo 正要掏出槍的恐懼⋯⋯最終，四人無罪開釋。

回顧八九〇年代的案件，即使沒有網路，媒體仰賴關注的本質是不變的。人生而近乎無法抵抗的偷窺慾與好奇心，透過媒體的加成，一同建構了捆縛當事人與真相的網。對私生活無上綱的刺探在自媒體與社群時代更加難以脫身，也讓人想到與這個影集同樣在 Netflix 平台上的《雙層公寓》。木村花自殺身亡後，如同鐘鉉、雪莉離開時也捲起一波波檢討網路生態的聲音，但隨意逛逛明星經營的各種社群，性騷擾、批評藝人這邊醜那邊歪、甚至是「建議」怎樣才對你好，很難樂觀得起來。

而抵制一向如此無用——不太確定這件事會不會被淡忘，寫給未來的讀者，不到一個月前鏡週刊披露 YouTuber 私生活，起初三天不少網友義勇出征，在每篇文章下留言譴責、咒霉體全家死一死。如今一滑，不知在各種腥羶色新聞下留言「關注」其他桃色風波的人裡，有沒有當初的正義之士。

最後的小提醒，點開「大丹酒館」那集前，請深呼吸。

1983 年，一名 21 歲女子在酒吧被四名當地男子輪姦兩小時，而在場的其他人，就只是看。社會熱議，但脫口秀裡觀眾發言聽起來依然耳熟：她一個人去酒吧不就早該預料到嗎？這個女子當時穿什麼樣子，檢察官怎麼不公佈呢？而法官聲稱為「公開透明」而讓攝影機進入法庭轉播，於是，當辯護律師一一把這些問題丟出來，受害者不得不在全國轉播面前，回答私人感情史。

公開透明成為獵奇眼睛的骯髒掩護，當法庭秀成為最受歡迎的實境節目，人們已不需要編劇，只需拿爆米花坐等律師端出一個個苦難敘事或尖銳提問。延續至網路時代，媒體不必轉播，媒體就是法庭。張娟芬在《不完美的正義》序言形容台灣主流媒體：「只要有嫌疑犯，媒體便徹底漠視無罪推定原則，檢警放出什麼訊息，他們就照單全收，沒有一家媒體會質疑與查證。等到判決出爐，如果判死刑就一片叫好，只要不是判死刑，一律下標題：『免死』，『輕判』。」

網路時代讓獵奇的眼睛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得以「仗義執言」。於是我們一再看到善良之心、正義之師的公審釀成悲劇，因獲得、理解資訊總是比情緒性反應還難、需要的時間更多，而當嫌疑犯／犯罪者／被公審者身處結構性問題下時，情況又特別險峻。有時被公審的人早已是壞掉的人，但要認識一個壞掉的人，比認識一個「壞人」難多了。我們傾向批判壞，罵兩聲、踩兩腳主流媒體後，不知不覺同樣在「關心」其他同性質但不同對象的新聞。若是聽眾持續口嫌體正直，正義便無意義，罵聲只是自爽。

我沒有看完大丹酒館這集，實在太難受。如果這麼痛苦依然存在意義，那希望這次苦難成就更多人拒絕的勇氣，每一次出現不該點開的新聞，無論當事者是名人或平民，不轉傳、不點閱、提出檢舉。失控的年代，我們需要更努力關掉，有力氣的話，也請身邊的人一起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