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翊 ╳ 唐鳳：從小叮噹的高度看世界，做與機器共舞的人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1.04.2021

溫暖黃光下，咖啡小酒館裡的侍者正忙進忙出，安排所有賓客就定位；機械手臂「小庫卡」也跟著打卡上班，調酒、泡咖啡、做冰淇淋樣樣來，一刻不得閒。黃翊工作室四月下旬於國家戲劇院內帶來限定三日的《小螞蟻與機器人：遊牧咖啡館》，五月初則在松菸推出沉浸式定目劇《小螞蟻與機器人：咖啡小酒館》，每場觀眾限定 15 人以下，與舞者、科技之間，都是伸出手就能觸及的距離。

這天傍晚，走進小酒館裡的是唐鳳。一個與機器共舞，另一個與政府共舞；一個打造機器人，一個優游虛擬網絡——他們與人交流，但更常說「程式語言」，在他們身上，似乎可以看見未來世界的影子。

劇場和政府，都歡迎光臨

我們就坐在演出用的吧台旁聊，兩支復古麥克風分別放在黃翊與唐鳳面前，頗有深夜廣播節目的樣子。沉穩內斂，甚至給人害羞之感的黃翊，見到唐鳳忍不住話匣子大開。左右腦同步發達的他著迷於結合科技與舞蹈，舞蹈界少有人像他如此懂機械，而科技界無人像他一樣跳著；彷彿兩塊大陸上，一座悠長的橋。

過去黃翊在作品裡的追問，充滿哲學意涵，「《黃翊與庫卡》探討的是，人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本質是什麼？那機器人呢？一個會死，一個不會死，兩者放在一起時會延伸出很多議題討論。」舞作十年來獲得太多肯定，全世界亦邀演不斷，卻也引發黃翊反思，繼續追求下去，似乎越來越少人能理解了。他不願持續曲高和寡，「所以這次我們選擇了比較生活化的主題，一間咖啡館。」

走入劇場，能不能就像走進街角的咖啡館那樣簡單？黃翊想改變大眾對表演藝術的想像，「有些人寧可去吃一頓好的，也不願進到劇場來，這是滿讓人沮喪的一件事。」他從兩個面向著手，一是降低觀賞門檻，二就是開發定目劇：「很多表演，等你想推薦給親友時都已經要結束了，但定目劇就在這裡、這個空間，不用擔心想看的時候已經沒有了。」一齣成功的定目劇有發展成如《歌劇魅影》、《貓》那種強大 IP 的潛力，「它會是一個文化風景，或一個親子活動，成為這座城市裡的人接觸藝術的第一步。」

黃翊一路梳理心路歷程，唐鳳作為溫柔的聆聽者，興味盎然。作為台灣首位「數位政委」、以開放政府作為任期內重要目標之一，她所做的事，也是歡迎更多民眾走進來。面對「罵政府」這個幾乎無解的問題，她的切入點，是理解人民之於政府機構的渺小與無力感。

「政府對很多人來說好像很恐龍、很大型，原因是它能夠施加在每個人身上的效果，比之我們能傳遞到它腦袋的想法，是非常不對稱的。」

她用傳輸率的概念進一步解釋，「我們現在用的系統，好比說投票，每四年一個人大概能上載三個位元吧，即便公投一次也是一個位元而已。當你傳輸率那麼低、解析度那麼低的時候，看任何事都很難彼此同理。」她說，但其實當代已經有很多高傳輸率的工具存在，只是體系裡的人可能還不熟悉、不習慣。

以台灣的防疫措施為例，唐鳳說明政府加強對話後能帶來的利益，「我們只要打 1992 說，我都拿到粉紅色口罩怎麼辦？結果 24 小時之後，大家都開始戴粉紅色口罩，突然這就不是問題了。像這種幾乎能當下回應的電話，去年大概就有兩百萬通，這『頻寬』是非常高的。」

彷彿架設了一條傳輸線，把大庫卡化身為小庫卡，「你稍微一動，它就跟著動。如果大家都習慣一個想法等七天就能實現，而不是等七年，就會更願意投入心力。」

歡迎光臨，無論是劇場還是政府，都有你的位置。

一起小步快跑

黃翊聽見唐鳳的分享，像是久逢知己。一腳跨在瞬息萬變的科技圈，在表演藝術界的另外一腳，卻似乎不習慣機敏而動，「我曾經與一些單位互動，別說四年，甚至六、七年都不會有什麼改變，這讓我很訝異。」

例如，他在剛成立舞團時不斷遇到談贊助或補助的時限困境。限於各種現實因素，對口單位往往很難一次就對一個創作長期許諾。黃翊說，與表演藝術創作接近的電影，前置後製動輒三五年，但一年為期的死線卻常常壓在表演藝術工作者的脖子上，「他們覺得風險很大，所以可能會想把三年的進度壓到一年內完成，變成惡性循環。」聽見黃翊這麼說，唐鳳笑，「一年還是運氣好，因為前面要寫計劃後面要核銷，所以其實只有半年。」

「後來我就決定自己創造一個新的方式，把作品需要的資源規劃出來，但不要求對方一次就承諾好幾年，而是切成小塊，每一年都用階段性的方式檢驗 KPI，如果做得好就再繼續。」黃翊的新方法，實驗後證明有效。以 3 年製作的《黃翊與庫卡》國際巡演至今達 78 場、去了 17 個國家，為台灣近年國際邀演價第二高。最高則是他花了 2 年時間初步實驗、4 年製作的《地平面以下》，其中光是荷蘭出資就超過台灣 4 年總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既有的限制，「藝文產業一直都需要更有效、能把事情完成的方法。」

唐鳳認為，這其實很像科技產業中的敏捷開發，「敏捷宣言重點不是快，而是你的客戶在每次迭代時，能有一次干擾你的權利，且這個干擾是在下一站才會生效。」

不直接從 0 衝向 1，而是中途設有檢驗站的小步快跑，這樣的機制能讓客戶更放心，「一個放心的顧客，才願意花更多的心力成為你的創作夥伴。」她再舉近日施行的地方創生多元徵案為例，過去民眾申請時需集中至中央特定窗口，現在則開放分散至各分區輔導中心，「以增加介面的方式把迭代縮小，避免一直卡住。我覺得我們公共政策的體現，都因為像黃翊這樣釋出創新的作法，而全面變得更加敏捷。」

對唐鳳而言，成為政委是如黃翊一般與機器共舞。「我常說我不是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而是 work with，或說我是在所謂的拉格朗日點，這可能要懂天文學或看鋼彈比較知道我在說什麼（笑）。」在地球跟月球中間，有那麼一個點，承受著來自兩邊相同的引力拉扯，「所以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停在政府跟社會中間，讓彼此的通信變得更便利，這比較是我的想像。」即便眾人對唐鳳充滿奇思異想：她是真人嗎？可以控制腦波？不小心就會被增幅？也先別嚇到用鋁箔紙包住自己的腦袋，因為事實上，她可能比在座的我們都還理解「人」。

「之前日本媒體常常說我是 IT 大臣，我後來會反射性地糾正，說我是數位（digital）大臣，因為 IT 是連結機器與機器，數位是連結人跟人。」許多困境的解方，原來都在人身上。唐鳳強調，「我的所學是互動空間設計，用程式寫出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的空間，重點都在人與人。」

我是誰

在《小螞蟻與機器人》裡，黃翊以機器人來讓人學習、甚至去了解自己。小朋友來看表演，第一步就是要跟小庫卡自我介紹，在紙上畫出「我的樣子」。

這個概念，來自於黃翊的生命經驗，「國小時，我抽到一個即席演講的題目：『我』。這對小學生是非常殘忍的，我緊張到全身都在發抖。」他上台，和評審鞠躬後這麼說：「大家好，我的題目是『我』，我叫做黃翊。」他接著報告了自己的歲數，然後就下台、痛哭。

那時懵懂的黃翊回答不出「我是誰」，只知道自己很喜歡小叮噹，「但小叮噹它還沒有真的出現，我的作法就是去找工業機器人，那現在最好的工業機器人就是庫卡。」他希望，即便來看表演的小朋友無法立即擁有小庫卡，這場表演帶來的刺激，也能成為他們心中某個夢想的開端。或許，也在與庫卡的互動裡，開始思考「我是誰」。

聽見小叮噹，唐鳳笑了，「我很久沒聽到這三個字，很親切。我覺得『小叮噹』這三個字滿好的，它對小小孩來說很 manageable（易掌控），如果叫哆啦 A 夢，感覺就只是個型號而已。」她提及自己上任政委前的一次經驗，「那時我在 VR 裡跟小學生對話，把身高降到跟他們一樣高，這樣我們的視線才在同個平面，感覺像是一個小唐鳳被邀請到他們的空間。」沒了仰視、俯視，權力關係平衡了，「真實的我」也從這裡開始發聲。

唐鳳眼裡，科技與人文科學之間並不是完全切割的：「怎麼跟小朋友互動，那也是『科技』啊。社會科學也是科學，互動的技術當然也是技術。不要說別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社會技術。以前可能因為台灣製造業過度強盛，所以我們就覺得只有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工業技術才是技術。」

黃翊想像，如果科技界有駭客松，那文化界可以有文化松嗎？如何讓科學界的精神或知識，更好地走進文化界，而非壁壘分明？唐鳳坦言：「如果要讓數位進入文化或藝文，我覺得創作者要有一種看小叮噹或小庫卡的感覺。『科技』包含產業技術跟社會技術，它都是為我們創作者跟人群互動的這個社會使命而服務。」

「藝文」或「創作」聽起來難以定義，兩端的縫合，唐鳳認為需要有問對問題的業內人。「如果你把自己的價值主張講得很清楚，那程式碼要去捕捉它其實非常容易，但是如果沒有講得清楚、而是去順應過去的話，那就會變成是用前一代的、解決別的問題的東西，在你這邊可能不太好用。」

兩個端點如何碰觸到彼此，那就是透過「我」的表達，形塑出共同價值：「要一直去說：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要做什麼，這三個基礎問題（笑）如果 focus 在回答這三個問題，我覺得現在擁有公民科技、社會創新的朋友，是很願意投入藝文工作的，但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藝文工作者可以先把這三個問題先分享一下。如果藝文產業這三個關鍵問題出來，那其實就是一個共同價值，那有共同價值的情況下，科技界總是可以用輔助的概念。」

人機界線的交融

這天難得有兩位長期與機器互動的人類對坐眼前，我好奇提問他們對人機界線的想法。

黃翊堅定地說，他認為機器是人類最完美的形象、最理想的樣子。「我們人類的存在是為了創造機器人，這是我的想像。因為人類有很多缺陷，需要休息、吃飯、睡覺。」即便身為舞者，對自我身體能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控制力，他仍嚮往極限，「我們所謂的動態結構，應該要能依據意識所想的樣子去變化出來。」

會有這樣的想法，一部分也來自演出時對人體的觀察。「我們提供給視障者觀賞演出的口述影像設備，其實是比明眼人還要好的，他們反倒會產生一種羨慕的感覺。」他認為，既然機器能改善人體天生的不足，最終當然也能取代這個肉身。

相較於黃翊對機器的全然傾心，唐鳳卻抱持不同的看法。以疫苗開發舉例，「在病毒不斷突變的狀態下，我們要如何跟上？我們發現方法是把病毒碼放到載體裡面，每次突變，不是重新測試疫苗，而是更新病毒碼。」拿 A、B、C 疫苗一一測試它們對病毒的抵抗力太沒效率，面對突變的反應也不夠快速，不如反過來先讀懂病毒碼，「但其實我們身體裡本來就有 mRNA 這個病毒碼，只是我們要先從機器上，好像電腦病毒一樣，取得這整套訴說它的語言，然後再回過頭來去找到對的疫苗。」她說，一開始「更新病毒碼」的概念，是人類病毒與電腦病毒的比喻，但科技走到現在，已經讓比喻變成明喻了。

說完病毒，唐鳳以相同邏輯形容人機關係，「這就像是機器學習的類神經網路，當年 John Von Neumann ［註］透過造出電腦這個參考，去了解人腦的結構。當我們理解類神經網路到一個程度後，那完整的神經網路，就是我們自己啊（笑）。」在人類對自我處境的論述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機器人就像是一個小型的測試系統，「先用這個方法鍛鍊大家談論這些事情的能力，那反過頭來要談人類處境的時候，就多了很多概念上的工具，到時再來照鏡子比較容易。」相較於黃翊認為機器人是人類的完全體，唐鳳眼中的機器人，更像是人類的學步車。

即便兩人對人機未來發展的看法不同，卻都同意人類應該在有限的生命裡對下一代做出貢獻。很難想像被當代眾人視為天才的唐鳳，其實只將此生的自己視作 beta 版，「我常常會說我們有一個 digital double 或是 digital twin，我自己在生活中，包括這次訪談，都有鏡頭記錄下來。」

目前唐鳳已經累積了超過一千小時的紀錄，全公開在網路上，「隨便大家用，任何人想要唐鳳講什麼、唱什麼，都有一些合成的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現在的這個創作也許只是一創、拋磚引玉的一個素材而已。」在這樣的思維下，她便不擔心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夠完美，因為把一創拋出後的每一次迭代，都將有所成長，甚至產生全新的創作。

聽到唐鳳的思考，黃翊想起科技與藝術領域共享的重要精神，「我們其實只是整個發展脈絡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都是承接前人的成果，在消化以後做出現階段能力極限的成果，然後再將這個成果交給下一代。」想往下發展，這個理念不能忘，「若你什麼都不讓人家用、什麼都不願意分享的時候，發展就會停在這裡，沒有辦法再往下了。」

唐鳳點點頭，「你可能可以瞥見未來，但是未來就不會透過你真的來臨。」她又講回流行病學，「R₀ 值要大於 1。」若將人類智識傳播看作病毒傳染的過程，當 R₀ 小於 1，傳染病將逐漸消失。因此，不管對未來人類的想像為何，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無私地持續分享，當每個人的 R₀ 值皆大於 1，未來的未來也將逐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