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民主，愛是平等，愛是獨裁──潔絲汀楚特談《墜惡真相》
「在這場審判裡，人們一直對她說：『妳就是這樣的人。』但她說，『不，我不只是這樣。』」要拿回對自己的詮釋，於是潔絲汀楚特（Justine Triet）拍電影。
新作《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2023）以大量的法庭辯論撐起整部電影的結構，女主角珊卓被指控謀殺墜樓身亡的丈夫，真相卻在性別、語言和婚姻權力的成見裡各方拉扯。《墜惡真相》在 2023 年的坎城影展上拿下金棕櫚獎，是坎城影史上第三位由女性執導的金棕櫚獎電影，並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內的 5 項大獎提名。
本篇訪談由好威映象授權 BIOS monthly 刊登，潔絲汀楚特以導演身份還原剖析《墜惡真相》的創作過程——一場墜樓意外的起點，絕非始於意外發生的當下。
《墜惡真相》是怎麼開始的？
我最初是想要創作一部描繪一對伴侶關係崩毀的電影。這個概念是，我想在技術上呈現一具身體在物理和情感上的墜落，以此象徵著這個愛情故事的衰落。
這對夫妻有一個兒子，在一場審判中，他發現了父母之間動盪的關係。隨著審判的進行，男孩從對母親從完全地信任轉變為懷疑，這也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捩點，而電影緊密地跟隨著這個轉變開展。在我的之前的電影裡，兒童雖然存在，但總是沉默，他們僅僅存在在背景之中。然而，在這部電影中，我想將兒童的視角融入敘事，與主角Sandra 的觀點並置呈現，以更平衡地描繪整個故事。
電影採取了一種延續審問的形式，場景從這對夫妻的家裡轉移到法庭，並且讓人物在法庭上不斷地接受質問。我想透過這種方式帶來一種現實感，從劇本到攝影都更貼近紀錄片的風格。然而，我也想深入挖掘故事的複雜性，同時引起觀眾各種情感的共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選擇更大的簡單性：沒有額外的音樂，以一種原始、未經修飾的調性，使這部電影與我早期的作品有所不同。
電影以一個令人困惑的鏡頭開始：一顆球沿著樓梯滾下。
墜落在整部電影中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最初是在字面上，我一直以來都對「身體重量」，以及身體墜落的感覺十分著迷，這是被《廣告狂人》的片頭字幕啟發的：一個人不斷地墜落。
在這部電影裡，我們不斷地上下樓梯，觀察墜落的不同角度，以解開它發生的原因。我想從側面的角度建構這部電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了球作為墜落的象徵，這顆球被一隻狗接住，而牠一直看著主角 Sandra，從而為她的故事開啟了兩個半小時的探索。
這對有孩子的夫妻之間的戰爭，是整部電影的核心。
電影的核心深入探討了在一段關係中，關於共同時間背後的複雜性。這是我認為在電影中較少被探討的主題，因此我在電影裡提出了關於相互性、信任和伴侶相處的重要問題。
Sandra Voyter 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她的丈夫是一名老師，同時也負責教育他們在家自學的兒子，這種角色的顛倒挑戰了傳統的夫妻模式。 Sandra 對於自由的追求和自我意志產生了一種不平衡，因而引發了對於關係中平等的探討——它既強大，卻又如此可疑。
電影讓我們得以質疑我們對關係中所謂「民主」先入為主的想法，以及它如何因為獨裁的慾望和彼此競爭而脫軌。但儘管他們如此掙扎困鬥，這對夫妻所抱持理想主義和拒絕接受不完美的狀況，是相當令人敬佩的。即使他們彼此爭吵（實際上是談判），他們仍然選擇對對方誠實，並且在種種挑戰中展現了深沉的愛。
你和 Arthur Harari 共同編寫《墜惡真相》的劇本。這齣劇本並非改編自真實故事，但卻充滿了細節，尤其是法律上的細節，幾乎比現實看起來更加真實。你有請專家協助嗎？
是的，Arthur 和我共同編寫了這齣劇本，同時我們得到一位名為 Vincent Courcelle-Labrousse 的刑事律師的寶貴指導。我們經常諮詢他，以確保故事在技術層面維持準確，並更深入地了解法國法庭審訊的進行方式。令我們驚訝的是，在法國，有時審判的的進行並不嚴謹，這與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更有組織的審判方式大不相同。這使我能夠採取一種不同於美國法庭戲秀場一般的呈現方式，從而創作一部更真實的法國電影。
我們很自然地選擇要呈現連續不間斷的法庭審訊，在後期製作時，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我的剪接師 Laurent Sénéchal 溝通，放慢電影節奏，保持鏡頭的不完美，並保持輕微搖晃的粗糙影像質感。我不希望它過於精緻，或讓觀眾容易預測電影的發展。我覺得在做完電影之後，我找到了一種新的形式上的喜悅。
你在寫劇本時就已經想著是 Sandra Hüller 來演出珊卓吧？
自從她演出我的前一部作品《寂寞診療室》之後，我一直很渴望再次與她合作。我的劇本是想著她寫的，因為最初就是她引發我對這部作品的興趣。這位在性格、事業和母職上都相當解放的女性，我相信她會為角色帶來複雜性和深度，而不僅僅是一句台詞裡的訊息。
在我們一開始拍攝時，我就被她的信念和真實感所打動。她賦予每一句台詞都帶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真實感。有時她甚至挑戰我的劇本，讓我必須修改某些段落。她的表演彷彿觸手可及，她對角色的詮釋在電影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拍攝結束時，我感覺她已經將自己的一部份奉獻給了這部電影，而我們在現場捕捉到的表演，完全是獨一無二的。
對於不同語言的使用，包括法文、英文和德文，也讓 Sandra 的角色增添了一層複雜性，同時創造了一種不透明感。
這也讓她和觀眾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作為一個在法國受審的外國人，她必須仰賴丈夫和兒子的語言來尋找自己的出路。珊卓是一個複雜的角色，而審判也一一探索她的不同面向。我對描繪那些說不同語言的夫妻生活特別感興趣，因為有了一個中立的第三語言，他們之間的溝通談判會變得更加具體。
Samuel Theis 是你一開始就考慮飾演丈夫山謬的人嗎？
不，我為這個角色找過很多演員，但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畢竟這個角色一開始的名字就已經叫 Samuel 了！儘管他的戲份不是很多，但他在故事非常重要，而且必須立刻吸引觀眾的注意。
我必須承認，我覺得他非常有魅力，聲音迷人，外表溫柔，底下卻有著豐富深沉的內在。我想拍攝他是因為他在演員中有一種我喜歡的厚度——外在和內在都是。這讓他的表演非常引人入勝。
飾演兒子的 Milo Machado Graner 是很困難才找到的嗎？
是的，這是一個很冗長的過程。我和我長期合作的選角指導 Cynthia Arra，我們花了四個月時間選角一些視力受損的兒童們，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後來我們將搜索範圍擴大到視力正常的兒童，然後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才找到了 Milo。我的編劇助理 Jill Gagé 發現了他，而他的天生的才華立刻就讓我們印象深刻。
Milo 花很多時間在密集的鋼琴課程上，我們也與 Cynthia 一起諮詢了視力受損專家，以決定這個角色應該有的視力程度。最後我們設定為輕微的視力受損，高度近視，但不影響到周邊視覺。Milo 有著不可思議的才華，他同時擁有出色的領悟力和共感能力，還有一種微妙的憂鬱氛圍。
在法庭場景裡很清楚地呈現了某種對言語交鋒的熱愛，而飾演檢察官的 Antoine Reinartz 在是其中的關鍵。你是怎樣選擇他出演這個角色的呢？
我選擇他，是因為他為角色帶來了一種現代性。他為電影增添了一種異質感，將當代世界引入其中，並且打破了審判的嚴肅莊重。雖然他扮演的是反派，但他描繪了一個非常迷人、狡詐而且浮誇的角色。他代表觀眾幾乎從沒看到的死者發言，因此他必須讓死者在陪審團和觀眾眼中是討喜的。Antoine 的表演為整個法庭帶來競技場一般的氣氛，展現了這場起訴裡的文明的暴力。
相反地，Swann Arlaud 扮演的是一個相對脆弱、敏感的辯方律師文森的角色。
是的，我不希望他們的攻防變成一場鬥雞比賽。文森的角色並不是一個大律師，他是個好律師，但並不理想化。Swann 的表演非常細緻，並且展現了更多一層的顧慮，因為他了解他的客戶，從而感覺到更大的危險。有趣的是，我發現他像是 Samuel 的某種分身，他們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而且 Sandra 和 Swann 幾年前就認識了，他們之間的火花也還沒有熄滅。
我們的律師顧問 Vincent Courcelle-Labrousse 告訴我們，當朋友請求你為他們辯護時，這會是一個陷阱。但這個陷阱——或者說，這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對這兩個人之間的互動來說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顯然還有其他事情正在發生，而且珊卓可能真的需要這種支持。Swann 很擅長在沒有對話的情況下表演出這麼複雜的多重面向，既真實，而且觸手可及。
這部電影沒有倒敘的場景，除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例外：爭吵的場景。
從一開始，我就想避免在電影中使用倒敘。我認為倒敘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把焦點放在角色說出來的那些話。在一場審判中，要找到真相是困難的，當中的空缺需要靠言語來填補。而且實際上，這個例外並不能算是倒敘：這個爭吵的場景是一個突然出現在螢幕上的錄音檔，它的存在感十足。這段聲音創造了一快空白，幾乎比影像更有力量，我認為這個存在既真實又鬼魅。
電影裡還有一幕，是 Daniel 重演他父親生前說過的話，但它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類型——這是一個影像，但這是一段由檢察官提出，關於記憶的陳述，是虛構、或者說至少是沒有證據的證言。
本質上，當我們身處法庭，我們的過往就不再只屬於自己，而是由其他人來判斷，他們必須從零散而模糊的元素中，把這些往事拼湊起來，於是，它成了虛構的故事。而這件事讓我非常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