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為了看見下一座山──專訪 someshiit 山姆《愚公》
「我覺得,哪天我真的得了金曲獎,我應該還是沒辦法看得起自己。」
當我問山姆,為什麼選擇繼續留在台北時,他忽然這樣說。
坂元裕二在日劇《追憶潸然》的劇本裡,讓某個配角對著離鄉打拚十年的男主說:「東京不是實現夢想的地方。東京是讓人忘記自己的夢想還沒實現的地方。」今年正好是山姆在台北的第十年。但,要說他的夢想完全沒有實現,又有些過頭了——2019 年,他發表單曲〈那些勸我別抽菸的人都死了〉,迄今在 YouTube 累積五百萬觀看;隔年〈你以為你是誰〉、再隔年〈閉上眼睛一下下〉也都有近七十萬觀看的成績。「someshiit 山姆」,早已不是不見經傳的名字。
然而,他至今不願意將〈那些勸我別抽菸的人都死了〉上架串流。
「我身邊的人、身邊的團,他們上 Spotify 的歌都超好聽的,我這是什麼垃圾?怎麼可以跟他們比?」
去年,他參加《大嘻哈時代2》,主持人串場問他覺得哪個參賽者最強,自己有沒有機會,他回答「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在追求自信展示、乃至期待互比互嗆的圈子裡,這一段後來甚至沒有被剪進節目中。
「要在那種競爭,那種叢林法則中存活下來,你其實就是要 show off。可是我其實一直不敢,不敢去宣稱自己。」
十月,山姆的第一張專輯《愚公》發行。文案裡,他給了自己一個 title:矛盾系臥室饒舌。盾,是這份永遠覺得自己不夠的自卑,不樂意張揚的低調。矛,則是不信別人又強壯到哪裡去的懷疑:
「我可以很自在地講出這些煩惱,大家可能都覺得很白癡,可是你們真的沒有這些煩惱嗎?我不信,我覺得你們在裝。今天接了一個大案子,你們一樣很緊張。你們心裡也在問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那些,為什麼自己做不到。」
「你們說這些東西中二,但你有沒有?你有沒有嘛?」
人人都聽過的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湯問》,故事最深處藏著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精誠所至,天神動容,人的心靈與外在世界彼此反映。
但關於《愚公》這張專輯,山姆十分明白地說:「我不是在寫這個。」
我不一樣
不一樣。關於過去,山姆的記憶是不一樣。
「小時候,學校有那種親師座談,家長都會帶東西來。我最記得的就是別的家長都帶乖乖桶和肯德基炸雞桶,可是我媽拿一排養樂多來。」
「我知道我跟別人不一樣。你沒有講,但我知道。」
因為這份不一樣,山姆後來唸軍校。新生訓練時隔床有人在哭,他沒哭,因為他知道「這是我自己選的」。
和外頭相比,軍校對山姆來說是更明確的劇本。從小他被灌輸要好好唸書,考個好大學,然後工作,結婚生子;而軍校,只不過是劇本更嚴更細:你要這樣才能升官、這樣才不會被罵——
決定退學的那個下午,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在軍校合唱團當男中音的他剛結束演出,休息時間耳機裡播著 Mazzy Star 的〈Cry,Cry〉:「Cry, cry for you./Just like you knew I wouldn't do.」
「其實我對軍校沒有恨。有次和同學一起開玩笑罵了隊長,被隊長叫到天井中庭、十二個長官圍著我痛罵,罵到連長出來救,我都沒有覺得怎麼樣。」他說,「但那天下午,我只覺得我不要再繼續下去了。我心裡一直在想:為什麼我沒有選擇?」
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但為什麼我沒有選擇?
母親本來不可能接受山姆這個決定的。不料,同一年洪仲丘事件爆發,本來不能接受的母親,因此點了頭。
但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母親都不願意帶他出門吃喜酒。
那時的山姆,就已經在聽團了。跟著哥哥,他聽 Tizzy Bac、這位太太、絲襪小姐;也同樣跟著哥哥,他讀藤井樹的《我們不結婚好嗎》、《聽笨金魚唱歌》,讀痞子蔡的《槲寄生》。
從網路小說起始,山姆的閱讀史卻隱然有某種不可名狀的方向性,後來延伸到日本文學、再讀回台灣當代,如今他最愛的的散文作家是言叔夏,小說作家是胡遷。
從軍校退學之後當替代役,山姆準備考台藝大電影系。那陣子他看了非常多電影。從百年電影史開始,《北西北》、《安達魯之犬》,接著王家衛全集,台灣新電影。
不過,即使從經濟資本的場域過渡到文化資本的場域,階級感仍左右著他的目光與心事。
「前面說的,我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所以以前還在累積品味的時候,別人說《教父》好看,叫我去看,然後問我好不好看,我都會說『好看』,就算我可能覺得不好看或看不懂。」
「我會覺得說,他們比我懂,那他們說好看就是好看吧?」
原來那份潛藏在深處的方向性,是憧憬。身邊的酷朋友在看什麼,在聽什麼,他就去看去聽。那個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小孩,在沉默中學會的第一步,是嘗試和別人一樣。
他在這樣的狀態下遇到了饒舌。
「本來就有在聽蛋堡,但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饒舌,只覺得哇,很酷,押得很好。然後開始聽 BIGBANG 的 GD,然後身邊有同學去現場看 Diss RBL⋯⋯我就覺得說,都好酷喔,怎麼可能,我也好想要去現場看。」
「那時候覺得,在台北的人好像都這樣。」他說。
這也是為什麼,當政大黑音的某堂社課請來了國蛋,後來轉學進政大社會系的山姆決定去聽課。縱然當時的他,正因和不同世代的學弟妹相處而感到格格不入,而且,從不覺得自己可以創作。
看過的人
那年,恰巧是《中國有嘻哈》大紅,原本只有三五個人的社團來了一教室也坐不下的學生。幹部把新生分了戰隊,每個戰隊要出一首 cypher,山姆也被分到了四個八。
「如果是寫詩或拍電影,那對我來說還是太偉大了。但那時候,饒舌對我來說比較近,沒有那麼遙不可及。」自卑的他,與感覺不遠的饒舌。一切這樣開始。
自己創作之後,山姆忽然可以面對自己的品味了,因為漸漸知道作品是什麼,創作者在思考什麼。知道創作多數時候沒有優劣之分,然後才終於能夠對他人侃侃而談自己的喜好。「比方說,蛋堡寫的東西很赤裸很髒,但他有自己的宇宙,他可以把那些寫得很透徹、很蛋堡流。但對我來說那樣還不夠難看。因為他的才華讓他的難看變得很好看。」
又例如另一位偶像、韓國歌手禹元材,「他那時候參加比賽,寫他重鬱症的時候:『兩包藥袋說明我現在的生活/怕我的笑容讓你感到違和/我的歌詞讓你的藥變得可笑』,揭露自己人生中最最難看的部份。後來紅了之後,他又寫說『你們到底在好奇什麼呢?我對你們來說就這麼重要嗎?』」
「我覺得饒舌就是,你只能唱你自己寫的。開始創作其實就是為了自己,不誠實就沒有意義了。」山姆說。
累積品味,不是為了互相比較,而是為了找到誠實的方法。他開始打開筆記本,記下自己的感受;不知道饒舌是什麼,只覺得好像要押韻,筆記本裡開始有了歌詞,「但還是受蛋堡影響啦,太喜歡他了,所以都習慣押雙韻,現在好像也改不回來。」
讓他一曲成名的〈那些勸我別抽菸的人都死了〉,是離開政大黑音之後才發的。
他們勸我別抽菸,抽少點別抽那麼多
Like不抽的生活會好點,我勸你別管那麼多台北的焦油究竟混雜多少重量的陰鬱
而又有多少希望能進去,還是點不著就熄滅?
「你最前面問我說,我為什麼要留在台北。其實如果說是生活的話,我好像沒辦法喜歡台北,像中永和那樣擠在一起,大家橫衝直撞,根本就沒有在管別人的生活。」
話雖如此,「可是,我很想要當『看過的人』。我想要看見最好看的、也看見最醜的,什麼都去看過。在台北,我看到很難看的東西過。當然它也一直在發生好看的事。」
新專輯的首發作品〈在台北生的病〉,歌詞裡又這樣寫:
觀察著萬物,躲在城裡用視線散步
每個人的世界都關在門裡
比到最後誰又會是誰的半成品
之所以想當看過的人,是為了除魅。「其實,每個階段我都會有一個我覺得很酷的人。高中有同學會唱歌,有同學會寫詩,我就覺得他們很厲害;有同學在表演方面很強,做劇場的,選學校時考慮北藝大、台藝大,我也覺得酷。結果現在,離這個圈子最近的反而是我。」
「總是會有某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完全不在意這些人了,也不再覺得他們那麼酷了。」山姆說,「可能接下來又會有另一個人出現,我又會覺得他很酷,往他的方向走。但再過一陣子,我又會除魅了,因為我看過更多事情了。」
從半成品到成品,又再發現成品只是半成品,一次又一次。山的後面是另外一座山。
這是他寫《愚公》的意思。
不懂作為一種坦誠
愚公如今搬到哪一座山?打開新專輯,關於階級的比較,關於他者的不理解,關於冷漠的殺傷力。山姆不斷質疑心靈與行動之間的聯繫:關心真的是關心嗎?善良真的是善良嗎?
他所思索的誠實,更接近「真誠」——事情不能只是模樣,它理應必須是由內而外的。
其中一座山姆沒搬完的山,是情感上的依附。「在創作這件事上,我覺得我的心態很健康,我不再把價值寄託在別人身上了。但感情上卻還是會不自覺地依賴他人。如果在感情中不被愛,就會覺得自己很糟糕。這個問題我還在思考中。」
該怎麼原諒我現在已經不敢說晚安
回家的路不同但場景很熟悉
已經不能再想妳打開門我獨自走上樓梯
——〈後來有很多人去過那裡〉
另一座沒搬完的山,是立場的揭露:
「新專輯可能還是有一點自我閹割。我以前對什麼事都很認真,理想很強烈。但當我面對到現實時,這些理想全被打碎了。所以後來我變得不太喜歡直接去論斷某件事,像是爭辯怎樣的價值觀才對,或高聲指責某個糟糕的人之類的。儘管我覺得自己還算是明白的,但我選擇不去談,因為我擔心一旦踩出某種立場,對話的空間就消失了。」
這樣的遲疑,在〈杜甫他不知道恐龍曾經存在〉中表露出來:
那還會有多少災難是我無法親眼目睹
當不幸發生的時候我們的旁邊總是沒有人在
後來有天我想到了杜甫
有人說杜甫他不知道恐龍曾經存在
那還會有多少災難是我無法親眼目睹
當不幸發生的時候我們的旁邊總是沒有人在
明明是新專輯的訪問,卻這麼老實地把沒想通的事情說出來。但這正是山姆想呈現的面貌——描述新專輯時,他說自己的作品經常在寫自己做不到的事。寫這些,不是提醒或督促自己往那個方向去,反而是藉由揭露去向別人證明:你其實也可以這麼無助喔。你不用一定要知道答案喔。
藏在心中的愚笨是一種挫折,但與別人共享的愚笨似乎可以是一種激勵。這又是《愚公》的另一層意思。
不只是不要
9 月 25 日,《愚公》聽歌會在台北未央咖啡。山姆大學畢業後兩年就開始在未央工作,他說一開始一樣像在除魅,「我以前跟朋友來,也不知道菜單在黑板上,不知道廁所在哪,進來的時候就一臉畏畏縮縮,心裡想說他們一定覺得我不屬於這裡,我怎麼可以來這邊。」
「所以我來應徵,是鼓起很大的勇氣。」當時為了發作品,以正職為目標,存了一些錢。後來用這筆錢也發了 EP《往而不返》,再到如今的《愚公》。「來未央之後,一開始我沒辦法站吧台,太害羞了。但後來慢慢練,練到終於可以站吧台;也幸好未央的風格讓我們不用太過情緒勞動,客人來,我們就是把你照顧好,但我們是平等的。」
這也影響了他對演出的心態,「後來在舞台上,我也是這樣想的:客人來,我唱給你聽。」
聽歌會上,他把舞台設在吧台,媒體朋友和貴賓繞著座位。設計背後,藏著山姆的成長,改變,藏著他穿梭階級、偶像崇拜、憤怒與真誠的個人史。
但聽眾不用知道這些。他只想把你照顧好。
「前幾年投了一個專輯補助,沒上,那時候心情真的是天塌下來。我崩潰到打電話問一個也在做音樂的朋友,用情勒式的語言問他說:『欸,你老實跟我說,我是不是不行?』」
那個朋友的回答,山姆惦記至今。「他就說,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問你,你開心嗎?」
「我就想說,我真的很開心。每次把歌寫完的那個早上,我都是世界上最開心的人。」
Courtney Love 曾說,only dumb people are happy。或許這又是《愚公》的另一層意思,但當個 dumb person 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快樂就是快樂。
「做音樂這件事情,不是我選的。我不是一個可以勇敢說出我要做什麼的人。所以一直以來,我一直在選我不要的事情:我不要朝九晚五擠捷運,覺得自己像垃圾;我不要固定上下班,所以找到一個可以排班的工作;我沒拿到補助,沒錢發專輯,所以我先發 EP。」
「所以,做專輯這件事情是一個交代:既然我不要這個我也不要那個,那我覺得要用一張專輯,好好交代我要做的事情。」
他知道自己並不是那種可以拋下一切,說這輩子非音樂不做的人。但他也知道,就算成果不如預期,他也不會放下創作,頂多繼續存錢,繼續等待下一次。
「因為創作讓大家知道,我好像可以想到一些和別人不太一樣的事情。」那個曾經追逐和別人一樣的男孩,現在這樣想。
而他心裡依舊仰望,依舊不覺得自己特別。《愚公》完成後,有朋友問他,如果這張專輯沒中怎麼辦?他的回答看似依舊痛苦,依舊自輕,但現在我們知道,並不只是那樣——
「有才華的人太多了,沒被看到剛好而已。」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