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消失，只是淡了一個色階──專訪王淨薇，擦掉一張二二八照片之後

小時候，當爸爸的話題浮上檯面，大人就會提到打針的事。他們說，一根針插入身體，他就再也沒有醒來過。

那年，王淨薇兩歲。兩年，成為她擁有父親的時間總長。

兩歲以前，她沒有任何記憶，對爸爸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位麻醉科醫師，射手座，性格和開車速度一樣，又衝又快，玩命關頭的形象，但這些都不是她的記憶，而是別人告訴她的，打針的事也是。

至於為什麼要打針？她從不知道。車禍、破傷風、狂犬病，有各種可能，在家裡這是禁忌話題，即使她知道媽媽知道答案，真相近在眼前，她也不會主動問。「突然去問有點奇怪，我可以想像我媽說，問這個要幹嘛？」

她不是沒有打破禁忌過。大三那年，為了交一份梳理家庭歷史的課堂作業，她決定打破砂鍋問到底，在作業的名義下，媽媽欣然接受採訪。結果問到一半，媽媽突然輕描淡寫地說，爸爸會過世，其實是因為頭部外傷。

她嚇一跳。等等，怎麼會是頭部外傷？不是說是因為打針嗎？為什麼跟以前講的不一樣？

她看著媽媽，媽媽看著她。

「你不要再問了。」

拼湊記憶的人

父親的身世之謎不但沒解開，反而越挖越大，記憶就是如此弔詭。在王淨薇心中，父親的形象總是浮動的，充滿噪點，朦朦朧朧。根本原因在於，那些記憶全是來自其他人，是二手的，無從考究。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拼湊而來，就我聽別人說怎樣怎樣，又聽別人說怎樣怎樣，可能在記憶上也會有誤差，然後你又會誤植一些東西。」

這種狀況在她成長過程中，發生過很多次，有時同一個記憶的不同版本，甚至會出現悖論。這種關於記憶的懸而未解，早在王淨薇成為藝術家以前，就是她經常反思的問題。

「我對記憶的狀態很感興趣，」關於它如何形成、它的半衰與不可靠、存檔版本的相互覆蓋，「然後你每一次去回憶，其實都是在改寫那一個原本的記憶。」

早期的創作就是以記憶為主題。2020 年，她發現拍完的一卷底片意外泡水，照片全數損壞，一趟夏日旅行的回憶也瞬間面目全非，連她自己也想不起來拍的是什麼。看著底片上脫膜如烈火燎原，奔放又荒蕪的形象，深深吸引著她。

她將底片沖洗出來，拿出針線，在相紙上對著那些壞毀部份手工刺繡，以細膩的縫紉勾勒記憶的消長，一本名為《在我憶起之前我遺忘》的藝術家的書（Artist’s Book）因此誕生。

儘管運用了當代藝術式的思考，作品最初的創作動機其實相當單純──她想要修復壞掉的記憶。「當時其實只是單純覺得，它看起來很像一個破碎的或是受傷的狀態，我就很直覺聯想到縫補。」

當時她正在念外文系，但創作始終更吸引她，從小學舞加上高中國文老師的薰陶，跳舞和寫作一直是她表達自己的方式，直到大二歷經一場失戀和舞團徵選的失敗後，她買了人生第一台相機。心如刀割的日子裡，攝影成為少數有份量的東西，也才正式進入她的創作視野。

那陣子她整天背著相機到處跑，快門聲沒停過，「就像買到一個新玩具然後一直玩的感覺，」但這股熱情很快就消失了。受到當代攝影思想的影響，她開始越來越厭倦拍照，特別是讀了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後，對攝影本質和意圖的批判，再也無法說服她憑直覺按下快門，和攝影的關係，從此一言難盡。

「拍照是一個很動物性的活動，就是視覺上產生美這件事，其實就是在滿足感官嘛，我自己覺得，我對這件事情產生了很多質疑。」

對攝影的不自在，離開台灣才得到喘息空間。畢業後她以最高額獎學金申請到紐約 Parsons 設計學院攝影藝術創作碩士，那裡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使用複合媒材，不必完全受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攝影，平面、雕塑、文字、書籍、表演都有發展空間，這讓她很有歸屬感，也開始進一步反思自己與攝影的關係：「系上有一種風氣是大家不會預設你要產出攝影照片，而是問你說，為什麼你想講的這件事情，非得用影像不可？」

隨著創作媒材的解放，創作主題也有巨大轉變。她的作品從底片上的個人回憶，開始轉向台灣政治歷史題材，例如二二八事件、中美台關係、退出聯合國與 WHO 相關議題。看似與過去主題截然不同，其實本質上相互聯通，都是牽動著記憶，無論那是個人的記憶、集體的記憶、還是國家的記憶。

王淨薇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拼湊記憶的人，就像她一直努力理解父親缺席的身世一樣。「其實很多作品都是埋藏在下面，都跟我曖昧的家庭歷史有一點關係，就是怎麼持續去理解一個很難理解的東西，然後試著拼湊出一個我能拼湊出的東西。」

不是消失

為什麼要去理解和拼湊？或許是因為，這些東西都使人心痛。

2024 年在 Parsons 攝影系碩士畢展上，王淨薇發表了《永遠維持現狀》，結合行為藝術和現成影像，在一幅巨大的二二八歷史照片上赤腳跪地，以家中婦女擦洗的姿態，用砂紙緩慢擦拭，直到表層的噴墨漸漸褪去並模糊化。

隨著擦拭的動作不斷重複，歷史的輪廓逐漸淡去，未竟的歷史傷痛與國族認同，竟然如此易逝。在一次又一次磨擦的勞動之間，她試著提出一個問題：歷史的傷痛如何留存，又如何消逝？

也許傷痛不會真正消失，它只是轉移了，變成可儲存的形式。某次查資料時，她偶然看到一集公視訪談，受訪者是鄭竹梅，鄭南榕的女兒。1989 年她父親因捍衛言論自由自焚身亡時，她年僅九歲，和王淨薇一樣，爸爸的記憶在成長過程，同樣支離破碎，同樣充滿誤差，同樣難以言說。

那一刻，她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單。

「她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好像想說什麼，但不知道要怎麼說，說不清楚，一說就會哭⋯⋯我那時候就很深受感動。」鄭竹梅不是個案，在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家庭中，相似的情境一再發生。雖然深知自己並非受難家屬，談起這議題不夠政治正確，但王淨薇也知道，創傷者之間的感應是相似的，在她看來，許多人都以某種隱密的方式和創傷共存。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一個朋友，他們家是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後代，他就有跟我講說，他們家其實一直都是不能去講那些事情的，」無論上一代還是上上一代，都會刻意不去談論。這讓她想起媽媽那句：你不要再問了。

記得很難，遺忘更難。因為過於沉重而不能輕易觸碰，但又因為太過重要不能輕易拋棄，這種微妙的拉扯，往往難以向他人解釋。發表《永遠維持現狀》期間，「擦拭歷史照片」這件事經常受到批評，王淨薇不只一次遭觀眾質疑：你為什麼要抹除歷史？

「我的回應就是，在視覺上影像其實不是完全消失，它只是淡掉一個色階、變得不清楚而已，」而擦拭的動作其實揭示了遺忘的本質：那是一種持續性的勞動。遺忘的前提在於，你必須先記得，才有可能忘記。

「我覺得創傷需要被放在一個，可以被記得，但又不能太常被想起來的地方。」而她持續的擦拭與試圖抹除，則是為了提醒觀者，也提醒自己：不能將創傷抹去，而是投入心力將它好好保存，「是個本能跟求生的反應吧。」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大部份的創傷者，在走過漫長的痊癒之路前，都難以從過去的創傷抽離。只能回頭，難以向前，一如家庭歷史的缺失，也讓王淨薇的創作習慣，成為她自身困境的寫照。

「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我永遠在處理過去，某種意義上我很難活在當下。」

中國不可分割的

《永遠維持現狀》發表結束了，爭議卻沒有結束。當時系上受邀到中國展出，那時候王淨薇收到通知，被要求更換作品，原因是主題太過敏感，「新疆、巴勒斯坦、台灣、香港，這些都不行，這些都不要碰。」

經過一番討論，她決定拿出無關政治的作品參展，這是原本的計畫。「本來想說好啊，我做得到，但後來想一想就覺得，幹還是很不爽。」

最後她選擇退出，因為作品議題太敏感而冒犯到別人，這還只是其中一次，後來她漸漸習慣了不可避免的衝突。

「我覺得我應該得罪很多人，」回想在紐約這三年，王淨薇說。「其實一開始我也是走一個不想得罪人的路線，但後來慢慢開始覺得很困擾，最後就決定當個罪人吧。」

很難想像，朋友眼中安靜內向如小白兔的她，關注起政治激進又火爆，反差極大，甚至到了紐約開始願意得罪人、衝撞體制，為什麼？

這件事要從那位中國同學說起。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碩士開學的入學派對。那時王淨薇剛來紐約，人生地不熟，在派對上看見了他，後來得知這位同學是從小來美國生活的中國人。在得知王淨薇是台灣人後，他主動上前攀談。

「他就突然跑過來跟我長篇大論，講了一大堆，說台灣跟香港的相似性，為什麼香港現在會變成這樣子，諸如此類的。」當時是 2022 年的夏天，距離香港反送中已過三年，突然有人迎頭撞上來評論你的國家，她受寵若驚，但往後的日子，這種事經常發生。自從搬到國外，她漸漸意識到，比起其他國家的人，身為台灣人似乎沒那麼理所當然。

沒有什麼脫離不了政治。參加派對是政治，自我介紹是政治，在中餐廳點餐是政治，有時什麼都不做也是。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通常不是大張旗鼓的，而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時刻。

但也不是沒發生過驚天動地的事。有次上研討課，另一位中國同學正在台上報告，他在簡報上放了一張李小龍的梗圖，圖中配上「我不懂英文」的文字，自嘲英文不夠好。一旁教授見狀，說你用這張圖是種族歧視。

同學反駁，說我是中國人，我有資格這麼做。

「但李小龍是香港人。」教授說。一瞬間，教室尷尬到極點。這時，距離講台非常遙遠的後方座位，那位中國同學突然像是訓導處廣播一樣，對著教授和全班同學大聲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時間停止，寂靜像末日。一想到班上沒有香港人，只有自己一位台灣人，王淨薇感到莫名恐懼。她悄悄離開教室，跑了出去。「其實一直以來我的個性，好像不是我現在作品的個性，就像我會很害怕這種場景。我會覺得我的天啊，我要離開這個現場，怕有人要問我的意見。」

軟萌台灣人

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一次次刺激王淨薇反思，讓她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會成爲旁人眼中的政治份子，連她自己也沒料到。

說來慚愧，以前她真不是這種人。她還記得太陽花學運時，看見高中同學們主動衝立法院，她總感覺有隔閡，覺得自己好像沒跟上什麼啟蒙運動。一方面她實在找不到關心政治的動機，另一方面她也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關於台灣未來可能的命運。

「講出這句話好恐怖，但是 16 歲的我確實是這樣，我不知道變成中國人到底會改變什麼。」這種隔閡，在王淨薇來到紐約後徹底瓦解。她開始用創作來尋找答案。她的藝術實踐，也從個體小寫的私人回憶，延伸到集體大寫的身份政治，兩者本是一體兩面。那個直搗核心的問題是：我究竟是誰？

「就是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到底跟中國有什麼差別？當別人很直覺認為你是中國人的時候，你到底要怎麼應對？很多這種實際的問題出現，我才開始對身份認同這件事情感興趣。」

伴隨《永遠維持現狀》展出的另一件作品名為《国中國》，王淨薇在一面白牆上，用「国」、「中」、「國」三個中文字重複連成一條線，形成開放的詞義組合，探索文字和圖像的關係。雖然作品形式簡約，但她總要耗費過多的話語，才能讓所謂的外國人真正理解這件作品：

首先這是三個中文字，第一個字跟第三個字是同一個字，都是國家的意思，不同的地方是，第一個字是中國用的簡體字，第三個字是台灣用的繁體字，除此之外，第二跟第三個字合起來是中國的意思，只不過⋯⋯

看似簡單的東西，卻存在多種詮釋，這完全反映了台灣的處境──某種進退兩難、非此非彼的狀態，如同政治人物口中說的，既不支持統一，也不宣布獨立。對王淨薇來說，這正是她想用藝術探索的，一種政治中的詩意。

「那個詩意來自於台灣這個曖昧的、不明的狀態，這個難以確定下來的混亂狀態⋯⋯你沒辦法很簡明扼要的表達，我就是想捕捉那個感覺。」

同時她也發現，這種曖昧狀態早已滲透進台灣人的民族性，尤其是人在國外，當她看見某些比較優柔寡斷的行為模式，她會忍不住發出「這很台灣！」的吶喊。「就是很有禮貌、很害怕得罪別人、很喜歡說『沒關係都可以』，一個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樣子⋯⋯有一種不要把話講得這麼死或是這麼清楚的感覺。」

某部份這很符合外界對台灣人的刻板印象。中國鄉民稱呼台灣人「灣灣」，在他們眼中不帶貶義的暱稱，曾被台灣網友票選為「最不可接受的中國用語」。2022 年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記者會上表示，這個詞，它有一種「萌的感覺」。

「對啊，就是一些軟萌生物，也可以理解啦。」

這種軟萌，讓台灣人顯得善意且包容，卻也讓我們的身份認同模糊不清。如果說《永遠維持現狀》處理的是台灣歷史的未竟，那麼《国中國》就是試圖描繪台灣當下的懸置狀態，在重重霧霾中，試著尋找自己是誰。

這種困境王淨薇並不陌生。小時候她努力想解開家庭歷史的謎，長大後，她發現作為台灣人這件事也是一個謎。她的所有作品，那些壞毀的底片刺繡、淡去的歷史影像、曖昧的文字圖像，無不是從散落的訊息中，試圖拼揍出她自己。

就像她一直試圖釐清並記住父親的模樣。就像整個台灣，也仍在試圖記住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