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雪豹放回山上，雪就停了──久美成列眼中的萬瑪才旦

編按：2025 臺北文學．閱影展以「靈魂的詩意」為主題，分別以兩位身兼作家及電影導演的跨界創作者：保羅奧斯特及萬瑪才旦作為焦點影人，前者在創作中追尋孤獨的深意，後者則深入當代藏族文化，在靈性與詩意中探索藏人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拉扯，從中叩問身而為人的存在本質。

本篇文章擷取自系列講座〈未竟的對話：萬瑪才旦的創作與傳承〉，由策展人楊元鈴擔任主持，並邀請萬瑪才旦之子、同是導演的久美成列作為主講人，分享兩代藏人之間的文化傳承，也從後輩的眼光回看，身為導演的父親畢生追求的創作主題。

楊元鈴：今年影展的開幕片《雪豹》，其實久美成列導演也有在其中參與執行導演的工作，因此想先從這部片聊起——你跟萬瑪才旦導演在現場合作的時候，他是怎麼樣和團隊溝通的呢？

其實在拍攝現場的時候，我覺得他更關注細節，而這個細節裡面最重要的，是台詞。

因為我父親是一個藏族人、他拍攝的是藏族電影，所以每一句藏語表達的含義，他需要精準地傳達給所有的藏族觀眾和漢語觀眾。所以我看他在跟演員對戲的時候，他會不斷地去調整台詞，即便這個台詞是他已經寫了很久的，但他會根據現場氛圍和人自然的情緒，去思考他應該在這種時候，說哪些更加生活化的藏語。我覺得這個是他在和演員溝通上最重要的一點。

然後跟攝影溝通上，其實他有自己的風格，他比較會把這種影像的權力交給攝影，讓攝影先去思考。比如說在走戲的時候，他就只專注於眼神本身的調度，然後攝影會在旁邊看，設計機位。當他的戲走完之後，攝影告訴他想這麼拍的時候，他可能就會很認真地聽，然後去想一想，再覺得哪裡有什麼調整。

他不會一上來說——我們要這麼拍這麼拍。我覺得這個也是他給予攝影一個很大的空間。

楊元鈴：其實《雪豹》這部片在拍攝的時候也有一些困難，尤其那個地點海拔非常高，為了要營造大雪的場面，好像還特別運了很大量的雪到拍攝地。你在現場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特別印象深刻的困難？

我覺得在拍攝的時候，我父親是一個很完美主義的人，所以很多場戲他都會要求一遍一遍地再來——但是不像我，我可能因為經驗不足，會要求三四十遍，他可能會要求個十五遍。

我記得我們在拍《雪豹》最後放雪豹的那場戲，也是一個場景，那裡面有很多的戲劇衝突，有很多非常有張力的表演和複雜的調度。那場戲拍了很多很多遍，我們都覺得拍得差不多了吧、很累了吧，但是我父親好像覺得還是不夠滿意，他希望能夠再來最後一遍。

結果最後一遍拍攝的過程當中，當金巴被按倒在地上，突然間天上就飄起了雪。那個雪隨著戲的情緒越下越大、越下越大，直到最後雪豹被放走，跑到了山上。那一刻大家就覺得，好像是有一種其他的東西好像在保佑我們的感覺，讓這一場戲達到了一個最完美的狀態。那場戲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楊元鈴：像你剛剛說的，其實萬瑪才旦導演對於文字或台詞的要求，是比較嚴謹的。我們知道導演其實也是小說家，你覺得他的文字跟影像之間，他是怎麼樣看待不同創作的形式？有沒有什麼相同或相異的地方？

我覺得文學創作對我爸來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他從小就很喜歡文學，尤其在他的那個成長環境裡面，本身能夠接觸到文化的產品很貧脊，所以小的時，那些文學的東西給了他無窮的想像力，讓他有看到外面世界的途徑。所以他可能本能地非常熱愛文字本身。

我覺得他天生有一種很敏銳的洞察，對於人性的感知，或者說對於不同人的情感上的理解和包容，然後再加上他對於文字本身的熱愛，讓他好像很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個用文字去表達和書寫的人。

在他剛開始進入文學領域的創作、還沒有進入電影領域之前，他在文字使用上會更加地自由、更加地暢所欲言，更加地把他能夠想像到的一切的東西，都呼之欲出地呈現在文字上面。所以我在看他早期的文學作品的時候，我會看得非常有代入感，就是因為他的很多細節性的描述，尤其對一些神話故事、或者藏族人生活細節的描摹，你立馬能夠投入進去。我覺得那是當時的藏族作家，他們寫作的一種方式。

但是這種東西，我覺得在我父親接觸電影以後，電影本身的創作對於他的文學創作有了一定的影響。

因為電影其實在內容上容量比較小，它需要很多台詞、動作和鏡頭的設計，達到一個非常精準的、不能有多餘的部份。所以長期積累下來的創作模式，我覺得慢慢影響到他的文學創作，你會看到他的文字更加簡便，篇幅也變得越來越短。但是你又感受到每一個簡練的文字，背後的空間是巨大的——他把那個想像的空間，慢慢地從他告訴觀眾，變成他交給觀眾去理解。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以前的創作，還是現在的創作，他一直保持的就是從一個很小的生活的切入點，慢慢地去引申出一個很大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他一直都沒有變的事情。

楊元鈴：萬瑪才旦導演的作品一直都充滿了很細膩的關懷，不只是對於個體，對於環境、對於整個族群，甚至對於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關照。好奇他跟你之間，有沒有印象中影響你很深的地方？

我從小到大，他一直在貫徹的就是一定要讓我成為一個懂得藏文化，離藏族整個社會群體很近的一個人。

在他成長過程中，他慢慢地從故鄉走到外面，隨著時代的變化，他也看到很多藏文化的東西在流失，尤其很多像我這一輩的小孩子在城裡面長大，他會覺得在這一代人身上丟失的藏族的寶貴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作為一個藏文化的繼承者，或者說一個熱愛者，他可能自己心裡面有這種使命，就是一定要讓我的後代變成一個懂藏文化的人。所以小的時候我在西寧上學，他會在暑假的時候 把我送到寺院裡面去，在那裡面待一兩個星期，跟那裡面的僧人生活在一起，去學習基礎的藏文、去體驗那裡面的生活。

那個時候我其實有很多東西都不懂，很多文化上的東西也不理解，會覺得那個寺院裡面的生活離我很遠，沒有太多的記憶點。但是當我慢慢長大，離自己的故鄉越來越遠，很多時候你下意識會感受到的東西——比如說那些僧人給你的很慈悲的愛，再加上小的時候醒來，第一眼你看到的是僧人坐在旁邊打坐，他在做法事，披著袈裟在身上，一種非常入定的狀態，好像在冥想在修煉——那個東西你到現在突然會想到，就覺得哇，那是一個很大的靈魂上和精神上的衝擊，就是你會嚮往那種精神狀態。

再到我上高中，還沒有參加高考之前，我父親要求我休學一年，去我們老家那邊有一個僧人辦的藏文學校去學習藏文。他不光教藏文，也教佛教裡面的因明學，會辯經，會教藏族人的歷史等等這些東西。然後我在那裡面和藏族同胞一起生活了一年，我覺得很多東西被喚醒，就是我好像骨子裡還是更加渴望那種和人之間最純粹的愛，和最純粹的關係，然後那種東西它就很自然而然地發生在那個學校裡。

慢慢地我感覺到，那種最純粹的東西來源於藏文化，尤其是藏傳佛教對於人精神上的塑造、對於世界觀的塑造。所以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找到了內心最溫暖的東西，我非常地感激我的父親，幫我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讓我好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一樣的感覺。

楊元鈴：你是從那個時候就想要從事電影拍攝嗎？父親對於你走拍電影這條路，有沒有什麼影響？

一開始我其實沒有想拍電影——我一開始可能是想當一個畫家，或者說想透過畫畫來變成一個動畫導演，因為我小的時候特別喜歡宮崎駿的電影，他的電影裡面有很多魔幻的東西。

在那個時候，我好像覺得動畫本身的想像空間，和它的呈現的方式，要比真人電影本身更具魅力，更加有那種純粹的東西，所以我就一直在學畫畫。但是到了後面我去考美院的時候，因為查出來我有色弱，所以從身體的問題上就沒能再去畫畫了。但是我又一時間想不到有什麼樣的專業，能夠讓我繼續這種創作。

可能從小到大一直在看電影，自己也會寫一些小說、拍一些話劇什麼的——那我就學電影吧。所以後面就決定去考電影學院。

楊元鈴：小時候有看過爸爸拍攝的電影嗎？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或是你覺得自己有受到影響的？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我父親的電影，大概是我在西寧上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是《靜靜的嘛呢石》 。但因為那時候公映的規模很小，好像就在西寧一家影院放了幾場，所以後面我們是在 CCTV-6 [註]上放的時候，全家就坐在電視機前看。

然後當時我觀察了一下我們家所有人的狀態，就是一種很索然無味的狀態，覺得這個故事好無聊啊、為什麼這個故事能獲獎，大家都很不理解。甚至會覺得這個電影不僅僅拍得無聊，它的整個影像、角色和場景都很不 fancy——因為當時在我們的認知裡面，fancy 可能就是對於一部電影最大的褒獎——就是哇賽，拍得太精彩了華麗了，這些橋段設計得太引人入勝了。

那你看我父親的電影，就覺得一切都平平淡淡的，這些生活裡面我們經常看到的東西被呈現在這個電影上，有什麼樣的意義？

但是慢慢地，我自己也是不斷地去理解他的電影。我可能最喜歡的還是我父親的《老狗》，電影裡面講述那個牧人的精神，和他對於狗的感情，以及他最後做出的那個決定，是非常讓人心痛和撕裂的。就是那種撕裂感一下子好像打到了我的心上。

之前我也有這種很強烈的撕裂感，就是我們的身份在現在的這個社會環境裡，我該怎麼樣和這個身份相處、我該怎麼去認知它，所以當我看到《老狗》裡面的老牧人，他如何堅持自己的信仰，然後最後做出那個決定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心疼。

同時從電影本身的角度來講，我也是在學了電影之後，更加喜歡《老狗》。我記得我和我父親有一次去美國做了一個他的回顧展，我父親當時半開玩笑地說，當時拍《老狗》的裝置也好，然後整個劇組的資源也好，都沒有那麼好，所以拍出來的影像和聲音有一些粗礪。但我記得有一個美國的觀眾說，他很感謝這部電影以這樣子的方式拍攝出來，他覺得如果這個影像再精緻一點、聲音再精緻一點，可能呈現出來的那種質感就不是現在的質感。那種很撕裂的東西，在本身的那種質感下才能夠生發出來，那是離現實非常近的一種影像的表達方式。 

我覺得我看到了影像的那種真實的魅力。所謂的更高畫質的攝影機、更好的聲音製作——我覺得這些東西和你真實的創作理念相比，沒有辦法相提並論。

楊元鈴：你怎麼看萬瑪才旦導演這樣的創作主題，尤其像你剛剛說的《老狗》裡，這些影像上的粗礪正好表現了傳統跟現代性之間的拉扯，我們在萬瑪才旦導演的電影裡，也看到他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和角度來探討。

我個人覺得這跟他的成長經歷，和他教育背景不斷變化，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所有他拍的這些東西，你能感受到他對於故鄉非常深切的愛，還有他對於藏文化本身的那種認同，然後藏文化裡面他最認同的東西，一定是藏傳佛教。它其實塑造了藏族人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不是我們現在的傳統教育，告訴我們要勤奮、要努力，所謂的溫良恭儉這些很表層的東西。

我覺得是探討生命意義的東西，這個意義的部份可能就跟宗教的很多東西相關吧，它會一直在戳你的靈性層面，往你的心理層面不斷地去挖，去用你的內心去看、去感受整個世界，然後再怎麼樣讓整個世界存在在你內心裡面。我覺得這是可能藏傳佛教對於所有藏族人來說，最重要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在他不斷地從故鄉往外走，進入到更大的城市、進入到更加快速、更加利益驅使的城市，他會覺得藏族人對自己內心的要求和探索的部份，那個空間會越來越壓榨，甚至會越來越變質。

我覺得這就是他很自然而然感受到的壓迫和一種變化。然後他會很本能地想把這種變化給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你會在片子裡面看到這種衝突本身，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東西。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永遠都忠實於自己內心的創作人，所以他一定會把這個東西不斷地講述下去。

楊元鈴：萬瑪才旦導演其實掀起了整個藏地電影的新浪潮，而你自己後來也也擔任導演、持續在進行電影的創作。好奇你會不會有一種類似使命感，要帶著父親的精神往下走，或者想要做一些什麼樣的轉變嗎？

這個問題我之前有問過我的父親——那時候我可能幼稚，我知道藏族題材其實有很多很宏大的題材可以拍攝，我覺得他已經到了那樣的一個年齡和階段，他完全可以拍出來。所以我就很幼稚地問他說，你為什麼不拍那些東西？

他就說，不是說想拍就能拍的。這個東西要等時機，要等很多的緣份疊加起來，才有可能拍攝出來。

我還記得我問過他一個問題，就是你最想對當下的藏族電影創作者說什麼？他說他希望更多的電影創作者能夠更加去瞭解電影本體的東西、去更加知道什麼是電影，這樣才能夠創作出屬於自己的電影。

我覺得其實藏族電影到現在還是一個萌芽的狀態，雖然我父親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高度，但是這個群體本身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非常地記得我父親說的，瞭解電影本體的東西很重要。我覺得大家首先要往「知道什麼是一個好的電影」去努力。

再一個就是，你要知道你為什麼要拍電影。這個我覺得跟我父親告訴過的，要跟著自己的心走，是有關係的。你如果慢慢地、更加地知道自己的心是什麼樣的、更知道自己是誰，你可能就會知道要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註｜CCTV-6：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衛星頻道，為中國廣電總局直屬之電影頻道。

 

2025 臺北文學．閱影展
時間｜2025.05.23-06.05
地點｜光點台北、光點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