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與痛苦並存的心靈：邱妙津的死亡，及其後的台灣女同志社群

我祝福您幸福健康 
但我不再能完成您的旅程 
我是個過客。 
全部我所接觸的 
真正使我痛苦 
而我身不由己。

《鸛鳥踟躕》——安哲羅普洛斯；邱妙津譯。

邱妙津生前熟讀世界文學，鍾愛安哲羅普洛斯、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以及太宰治、三島由紀夫等既離世又濃烈的文字。而其所鍾愛的，也是祝福與痛苦並存的各樣心靈。這些文藝養份既是個人的，也是一個世／時代的。而邱妙津自己的文字，在過了數十年後，跨越時空，落在越裔美籍酷兒詩人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的扉頁上；或經由跨越了性別與族群經驗的藝術化，由香港導演重新融合詮釋在《蒙馬特之愛與死》中；旅日台灣作家李琴峰也在日文出道作《獨舞》裡，透過文學少女們以刺鳥比喻邱妙津的人生，及其結束自己生命的意志；我也在今年（2025）年六月的首爾酷兒遊行裡，看見她的肖像及其創造出來的女同志稱謂「拉子」被印在Ｔ恤上。這些跨時空的接收，似乎與當代台灣讀者群體對於邱妙津作品的感受有著溫差，舉我自己觀察到的兩個場景為例：

一是我每年分別在中文、英文授課的大學課堂會讓學生讀邱妙津的兩部經典作品片段，大多數學生都感到閱讀上的遲疑與困難。而那種隔閡其實不是經驗或時空距離造成的，而是感覺距離。如我在當下重讀邱妙津，能夠指認其作品中特定的感覺結構除了是性／認同的，同時也是（殖民）菁英的矛盾、是現代愛意識形態的作為。因而我也觀察到，邱妙津的愛慾糾結，對於大學生的陌異感，就類似於學生們對於殖民時期的翁鬧作品中、以愛表現的殖民矛盾感到無法親近。因此，就如賴香吟連結翁鬧、太宰治與邱妙津的討論（《天亮前的戀愛故事》），這三人不僅是「文學史上的異端」，也是「其後」「文青之死」的跨時代印記。

第二個場景是近期網路平台 Threads 上的討論串，提及邱妙津（其作品中的角色）有恐怖情人、情勒、精神與身體暴力等傾向，因此讀來令人不舒服。討論中有閱讀的直觀、也反映當下的性別觀。這個「當下的性別觀」，遠可從邱妙津死亡那年全球開始推進的「性別主流化」議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1995）來談，近的則是 2017 年以降，由美國好萊塢蔓延至全球的＃MeToo 運動中的性暴力覺察論述。這兩個時刻造就當下對於性／別有特定的理解情境，我認為也同時運作在閱讀邱妙津作品的當代詮釋與接收裡。包含對於認同標籤的抗拒（特別是 T、陽剛特質），對於親密關係暴力、煤氣燈效應概念的熟稔，同時也可能對於非順性別認同經驗的認識狹隘與排斥。這些閱讀與接收也同時是個人與集體的，而我意不在評價而是記錄。

正是在這樣的複雜的場景、時空、溫差裡，今年迎來邱妙津自死三十週年。

邱的死亡對於當時代的女同志社群來說曾經帶來很強烈的衝擊，以及蔓延整個世代的憂鬱情感，我在這篇文章想試圖重訪那個時代的氛圍。而重訪這段經常被指認為「壞掉的」時候，不是要神格化邱妙津或其死，而是重建當時的社會氛圍與女同志特定的感覺結構。這個「感覺結構」不只是被下方將提及的、外部社會的壓迫事件所定義，同時也由社群內部的自我實現、情感連帶共同形塑。我想試著詮釋邱妙津的「死亡」本身有著「事件性」與「親密性」，既同時與 1990 年代常見的曝光偷拍等視覺暴力、以及同志「現身／聲」運動有著交織關係，又與個人隱身、私密、掙扎的生命經驗親密連動。

死亡的事件性

「同志」作為一種性身份、社會主體、及其文化空間，在 1990 年代處於「黑暗與光明」、「隱藏與可見」的中介地帶；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邊緣性主體都是被凝視、再現、代言的。1990 年代從主流影展、文學獎開始，同志的聲音與身影通過文化與媒體運動取得發言空間，但現實上，個人生命依舊在曝光恐懼與認同實踐的張力中拉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文化中，「可見性」變成一種權力技術：看得見不代表被理解，而是可能被標記、暴露甚至懲罰，這可以從 1990 年代特有的「偷拍」事件談起。

1992 年的 T Bar「Heaven」偷拍事件，肇因於當年由張雅琴主持的《台視新聞世界報導》，任記者璩美鳳與攝影記者，潛入 T Bar 及從對面公寓二樓樓梯間偷拍酒吧內部情景，之後在影片中穿插訪問藝人潘美辰、影射潘為同志。此偷拍事件造成顧客曝光，甚至有人無法承受壓力而自殺。[1] 同樣的情形於 1998 年 8 月在 Alivila 音樂酒館再度上演，華視新聞記者謝絜修、榮晁北等記者們以攝影機入店偷拍後，在《華視新聞特搜隊》夜間新聞節目中以〈女同性戀酒吧、另類樂園〉為題播出，此次則引發同志圈大規模抗議。[2]

現身與曝光之間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充滿張力與互相滲透的關係：有時同志現身也會被社會組裝為一種「曝光」的戲碼；媒體常以現身的名義合理化對同志的偷窺與挖掘。曝光的語境是一種知識權力的結合：誰有權「看到」你、誰能定義你是什麼。這即是邱妙津《鱷魚手記》中的鱷魚，既是媒體的產物，也是媒體報導的對象：

「它住在台北，努力地隱瞞它是隻鱷魚的事實，以穿著『人裝』並且避免招惹不必要注意的方式不讓大眾與媒體發現。然而，島上的民眾還是在他們之間察覺到一些這種鱷魚的身影，於是逐步升起一股媒體臆測的狂熱，直到鱷魚幾乎被哄騙上鉤，要在一群熱切的旁觀者面前褪去人裝。此時拉子介入，在地下室的房間跟鱷魚一起拍攝了一卷帶子，後來交給台視播出。」

小說的最後是鱷魚坐在著火的木盆中飄向大海，旁白則是英國導演賈曼在電影《花園》中說的：『我無話可說』。」無話可說的另一種行動，可能表現為邱後續作品中的「死亡」。而在邱妙津死亡的前一年，他在北一女的小學妹們，即上演了一齣現象級的死亡行動。

1994 年 7 月 23 日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林青慧、石濟雅相偕於蘇澳一處旅館自殺，留下的遺書中一句「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3]，幾乎銘刻在一個時代少女（同志）的成長經驗中，同時也召喚出當時社會對於此事件的複雜情感反應：社論與北一女同學的投書反對將兩人標籤為因同性戀自殺；女同志社群則連結共感著這之中的失落、否定與決絕。這個死亡的「事件性」（event），從希臘語源的「眼見為是」，到當代哲學辯證的「超越因果」，在在呈現當時代社會越想辨明真實、則越不可能。一方面兩位學生究竟是不是「同性戀」變成爭論的重點之一，其解方在後來的社論指向「不良讀物」的影響；在另一個場景裡，同志社群將自己納入這個終結的時刻，透過剪報、秘密延續未及的生命。這一事件的複雜內涵，到了邱妙津成為主角的時刻，更全面推向極致。

死亡的親密性

自十九世紀末「報紙」這一大眾媒體開始發展起，死亡與性少數即是不斷被視覺化、奇觀化的對象。「同性愛者」、「殉情／情死／心中」作為社會現代化後的產物，在權力的一端是為了掌控與規訓。然而不同於林青慧與石濟雅，邱妙津的死訊是先從文學圈發出、發酵的，而非由一個更主流霸權的視角詮釋再現。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女同志社群與文學社群交集頗深，這與上節開頭提及的、當時同志於藝文場域的現身行動有關。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不問：對於被再現的一方（眾多的性少數讀者與觀者），這些奇觀化的（同族的）死亡，帶有什麼樣的社會意義？

邱妙津的死亡，已證成為其作品帶來更多正面的評價，也廣為同志社群接受與悼念。甚至在 1997 年票選同志十大夢中情人的活動中，邱妙津成為女同志票選第一名；除了邱，男女同志的其他人選皆為影藝人員。當時站在性／別運動與研究前線的學者何春蕤為文〈邱妙津的死與不死〉[4] 評論道：「邱妙津受到女同志的認同並非偶然，因為她與其他知名女星完全不同，特別是她所寫的並非充滿歡樂的題材；但是邱妙津的作品成功表達了女同性戀者在社會文化夾縫中的困境，讓她們的心聲有了出處，尤其她的自殺更帶動社會對同性戀者處境的思考。」

這些正面的評價，在同志社群內部有著更複雜的樣態。如我在幾年前從一位朋友的偶拾記憶中得知，當時有（女）同志們相約降（邱妙津的）靈，在某個人的房間中先喝一點酒，參與者手拉手，由另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帶領進行儀式。其實我輩應該都有記憶，1980 年代就流行碟仙筆仙之類的招靈儀式，連小學生時期的我都有試過，而我們從來沒有真的成功與另一個次元的靈體通訊。朋友回憶說，當天也沒有真的降到邱的靈。

但對我來說，這個降靈的舉動背後有很深的時代心靈紋理。邱妙津以刀刺向心臟的暴烈死法，對朋友來說同時帶來驚訝與困惑的情緒，也對同輩女同志們刻下難以被洗掉的記憶。而那是個解嚴後文化出版、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時代，卻也是同志生命總是跟死亡連結，連 BBS 都還剛剛發展的荒蕪年代。降靈會的參與者中，或許有出於對邱妙津崇拜的寫作者，或有對於自己的情感糾結非常痛苦又迷惘的女同志；他們或想弄清楚那種與死的糾纏，為自己當時的情感與生活困境找到指引，又或許只是想知道，邱妙津是否安息了。

因此當 2001 年駱以軍出版《遣悲懷》遙祭／記邱妙津時 [5] ，引發了女同志社群對小說中的虛構與真實、誰能言說與哀悼的爭論，並帶著邱將無法安息的怒意在網路集體發聲。對於這個出版事件，當年第十二、三期的《文化研究月報》[6] 留下了多方的視角與記錄。如鍾瀚慧在〈誰能言說，遣誰的悲懷〉[7] 一文中記錄下當時網路社群的反應，觀察到「女同透過異時異地的集體閱讀邱的《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產生一種共通的對邱的認識，甚至將之視為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陳祐禎則是在其文末句留下：「《遣悲懷》這樣的書讓亡靈永遠也「無能言說」哪！」[8] 的厲聲批判。

從鱷魚的「無話可說」，到上方控訴的「無能言說」，邱妙津無論是鱷魚或亡靈，都未成「人樣」，而我認為這正是邱與其作品的基進性，同時也是特定時代透過其死亡所創造出來的親密性。我想我感覺到的是：邱的死亡提供了一個觸摸女同志文化表層的時刻與空間，得以與權力機制深植在被壓迫主體之中的、那種抵抗的深度保持距離。這裡的「深度」經常被社會機制運作來產生悲劇性，也製造出 1990 年代獨領風騷的文學祭典、同運神壇。

但那凝縮在解嚴後十年間的「深度」，並非僵固的歷史。就如我輩也有許多人在二十幾歲、或三十幾歲離開了閱讀邱妙津時的特定狀態，在物理年紀上離死亡越來越近，但心理精神上拉開了不少距離。或許這三十年間，同運、性別平等救了許多條生命，但回到 1995 年報紙上刊出邱妙津死訊的那一刻，許多人的生命也很弔詭的、是透過一個死亡事件而延續至今。邱的死亡、及其所創造的，正是一個專屬於台灣女同志的時代記憶與情感連帶，是不會與認同政治浪潮退去的一種生命體驗。

 

 

註 1｜https://cmsdb.culture.tw/place/25E707C5-40D4-4788-A6BA-C521F2E137B8

註 2｜https://cmsdb.culture.tw/event/27F3E9CC-6756-4EEC-8628-62DC2B29626E 

註 3｜前後段原文為：「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的境地。」

註 4｜何春蕤，〈邱妙津的死與不死〉，《聯合晚報》3 版，1997 年 2 月 14 日

註 5｜江世芳，〈駱以軍文寄邱妙津，小說新作「遣悲懷」七月問世〉，《中國時報》21 版，2001 年 6 月 20 日。

註 6｜https://www.csat.org.tw/Journal.aspx?ek=222 

註 7｜https://www.csat.org.tw/Journal.aspx?ID=22&ek=223&pg=1&d=3887 

註 8｜資料來源：https://www.csat.org.tw/Journal.aspx?ID=22&ek=222&pg=1&d=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