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記華光：城市的命運

作者佩妮誰

日期31.03.2014

那天，作家來到我的眼前，坐下，採訪開始前的閒聊，她談及擔任文學獎評審時的經驗，「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年，很多人寫拆房子的事。」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或許答案早在說出口的那一瞬間，已然明瞭於兩人的心中。

城市在人們來到之前，不是這個樣子的，在充滿水份、土質鬆軟的農田土地上砌下基石，壓實土壤，而後才有了建物、高樓。我循著小巷走進掛滿布條的平房建築，一方是亮晃晃的住家鵝黃燈光、一方是修車行天花板旋上的冷白燈泡，像是來遲了很久，我站在門外聽著、畏懼眼神交流，眼光始終停在門旁因為長年使用而沾染上機油的開關。每一次信步經過此處，周圍是學生、寫作者棲身的咖啡店，更有在冬日裡療癒口腹的酸菜白肉鍋，我有時會忍不住繞過來看它一眼，儘管此時已多是無人居住的空屋、敗壞傾頹。

直到不久之後，大規模的拆屋、官員監工、抗爭，身在其中，所體會到的更是自身的拉扯與衰敗。經歷過不只一次的話語權的縮限，失去了言傳、影像記錄的可能，我總是在記錄者與運動者的位置之間游移，看著被拖行在地、悶棍毆打的學生，可能認識、也可能不認識──瞅見在地上掙扎、咬緊牙關的面孔，我終於忍不住出聲喊道，是，我有看到打人，聞此聲，那張打人的面孔轉了過來，裡頭是空洞、幽魅、消融的臉孔。逃避現實，再度望向前方，在路的盡頭那裏什麼也沒有，我知道自己應該記錄的是什麼，但相機鏡頭依舊對著流淚的人們，按下快門，而那些在夜裡默默收拾家當、消失在未知遠方的人，我是無緣見得。

拆屋還地，華光社區的消解是城市發展的最佳典範，不需要大型機具，僅需一紙「不當得利」寄到家門前，裡頭寫及「違建」所需返還的百萬金額。聞此訊，多半的人自行拆去房舍，默默離去，在清晨迷霧漫佈的早晨，留下一句「我要回大陸了」，就此消失在城市之中；仍有些人固守家園，看著怪手剷破屋頂，生活的痕跡暴露在街道上。曾經聚集於此的早市、二手市集、豆漿饅頭店、牛肉麵店遷居他處，站在邊緣上，繼續下一次人生的趕集。一息尚存，卻也只存一息。

我以為，這就是一切建物、以及我輩的命數了。

於是我開始不走進此處，不再與任何場域有交會的可能，就連住所，也都是每年不斷地更迭，年年遷徙，害怕在一個地方落地久了，便會有了情感、有了快樂，然後悲傷隨之而來。

只是無論抵達哪裡，都有著同樣的景象。

再次回來，已經是鐵皮圍籬、磚瓦四散，幾棵老樹在其中直挺站著，看著遠方的天際線，不禁疑惑起：這裡的樹本來就長這麼高嗎？在廣漠的天空中，自行撐起一片葉落。在人離去、建物消散之後，自然變得清晰可見，我以為一切都是一場夢境、一個被造作出來的故事。

房舍拆去之後，我總是希望故事就停在這裡，不再往前。只是現實世界裡，離去的居民們仍須覓得他方，繼續著日常。透過一次訪視，在雨夜裡抵達一戶家戶在外賃居的新住所，我才發覺那是一年前的租房處那一帶，在這裡充斥著北上求學、無法負擔較高房租的學生們，轉往城市的邊陲，尋找棲身之所。同樣的轉角、同樣在巷口深夜氤氳的麵攤，此時才恍然發覺，城市的發展史也與個人的生命史密不可分。

要全然抵抗世界，是不可能的，也無法化外自身，我只能不斷、不斷地走進那裏，生命的核心，抵抗遺忘、重製命運。

後來，在一次演講之中，講者畢恆達提及、1997 年的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之所以會開始拍攝、以及台大城鄉所的老師學生們皆走進康樂里，是因著作家擔任報社記者時所撰寫的一篇深度報導，寫及了如今位於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的 14、15 號公園──在那裡，有一落被城市發展遺忘、卻支撐著城市發展的遺民（天亮時分，他們已經拿起掃把掃去街道上的穢物），在日本人所留下的公墓中生活（人鬼同居），然後在一場大火中，原本緊實的互助社區趨於離散，天一亮，木製的建築已成昨夜（小男孩在一片廢土上指著，這裡原本是我家），如今成了華美的城市綠地、都市公園，周遭林立著高級酒店、百貨，以及打扮新潮的人們（遺忘是我們的專長）。

人、建物、城市的命運都如此相似，且不斷地重複著重複，「強拆暴政、罰款殺人」，我彷彿又聽見那些夜裡聲聲的呼喊，被消滅、被再製。

我想，作家一開始所說出的那個問題，在二十年前，她也曾問過自己，只是答案一直都按捺著，不願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