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泥等天光的返鄉路途──專訪黃瑋傑《天光。日》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5.06.2015

返回生長的故鄉，久未雨的美濃在演出前下了場雷雨，原本預定演出的場地泥濘，改至廟前廣場，雨後涼爽的夏日午後，黃瑋傑以吉他與客語對著台下的鄉親與親人朋友，唱出十年來他的返鄉路途，以及對於社會、土地的關懷。

儘管在音樂中他唱出了家族史與家鄉地景，儘管雙腳踩踏回故鄉的土地，但他仍舊在努力地完成他返鄉的路程，以及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建構自我的路程

黃瑋傑談起自身，一路爬梳到最早拾起吉他的國三，到後來投身社會議題，他的人生有許多支線，帶領著他來到現在的音樂路上。

在音樂上，一開始是看到哥哥彈，覺得很帥就開始學，用以創作生活的瑣事、感情，一路到大學。「彈吉他對我來說，是生活中很重要的娛樂或調劑，我在這件事情上很有熱情，是生活的一個抒發。」念師範學院的體育系時，黃瑋傑形容自己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喜歡看怪電影，對於當時的《破報》內容懵懵懂懂，到了 2004、05 年，「這些內容建構了我，開始對現實社會有些感覺，大四快畢業時做了一些歌，在談我們看到的很多日常生活中需要幫助的人，但社會是冷漠的，我們就經過走過、別開我們的頭跟眼睛，那時候開始有一點點社會意識，想要放一點批判的東西進去。」

過程中，他隻身到青藏鐵路尚未建起的西藏旅行了四十天，更加體認到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源於對影像的喜愛，他到南藝大讀紀錄片，在 2006 年時跟拍片的同學參與樂生遊行。「我的人生、原本建構的世界就崩毀了，一頭栽進去抗爭的現場，因為那時給我的衝擊太大了。」

「這個社會怎麼會讓我們覺得不應該的事情發生，而且沒有辦法去推翻、去抵抗？」他自問，並投入當時都市原住民拆遷的運動之中，音樂從這裡開始轉向，開始摸索把議題放進音樂中做嘗試跟磨合，但他說：「那段時間還是很不成熟，我覺得可能我太想要談議題先於音樂，經過這段時間的磨合，可以讓音樂保有完整性。」

他的歌曲有關於美濃反水庫運動的〈天光日〉，也有關於新竹霄裡溪科技廢水的〈命水〉，除此之外，也有描寫生長地景的〈金字面山〉，還有關於家族務農的〈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追憶阿公的〈二月个下晝〉。

2009 年返回美濃住了一年，在美濃生活、創作，歌曲中談及跟家鄉的疏離感，以及想要重新親近的拉扯。當時因為幾年來參與運動，他形容整個人是很緊繃、憤怒的，在這樣的身心狀態下，與家人也無法好好相處。一年的返鄉時光，在渴望關注、參與各種議題的驅力推使下，他最後離開美濃，前往花蓮生活，儘管回鄉的幻想暫時破滅，但他認為：「有一個更深的連結，從家鄉的土地出發，可能會覺得更踏實一點吧。」

從 2009 到 2013 年，他與同樣關注環境、人權議題的夥伴，以「老林家樂團」的身分往來於各個抗爭現場，以音樂作為議題承載的方式。老林家的組成不是因為想要玩音樂而聚在一起，而是關心議題的人自然而然地開始了音樂。「過程中給我很多的陪伴，有一群怪咖，大家都是很願意到議題的現場去，用自己關注的東西、用音樂參與，你知道你不是一個人很孤單地做這些事情。」

就係恁呢　走著自己的路

「我不知道我講這些有沒有用，」他說，「但這是讓你可以更了解我這個人，以及我的創作。」

談起客語創作的啟蒙，是大二、大三時在一間小唱片行裡播放的陳永淘〈頭擺的妳〉，被客語能這樣創作感動，受到震撼跟啟蒙。當時寫了一首歌，為了有感覺，還特地等回美濃時，把自己關在燻菸葉的老房子，用天然的回音錄製。回想起那時候摸索、尋根的過程，他說會繼續寫是因為受到一些鼓舞，早期仍會因為過往的大環境影響，而對於客語創作有一些自卑的情結在，但仍想把失去的母語再撿回來。

以母語溫潤地關懷土地與農村，因而有人認為他與林生祥創作十分相似，喚他「少年生祥」，也是對他的讚美。他言及自己其實尚未想過要去企及，在創作過程中，生祥也始終是十分照顧這些後生。只是對於有這樣的評論出現，他說：「如果大家有這個感覺，是我在音樂上得更努力。我有我的路、我成長的路徑與脈絡，如果不認識我、不知道我走過路徑的人，直接說我像是少年生祥，我會覺得有點太過片面。」

交工樂隊的起點是美濃的反水庫運動，對黃瑋傑而言，起點是樂生，他也不諱言，交工樂隊在他的返鄉過程中給了他很大的安定感，讓後生有勇氣，返鄉時聽交工的歌，感受特別深刻。「〈風神125〉還是我心目中最經典的。」因此在專輯中的〈天光日〉一曲，編曲與歌詞，正是要向交工致敬，也找來交工的樂手演出。「其實，我就是要做這麼明顯。」他說。

「路徑不一樣，可能看起來走得很像，但其實我也不介意，我是在走我自己的路，也有我自己的關注。」

絕望後的天光日

老一輩／就像菸業／菸葉甚好銷／菸梗敲來燒

阿芳仔／就像田菁／種再多沒效／等著被打掉

年輕輩／又像雜草／人厭就直抽高／人恨長得更繁茂

三代人又像田坵／離鄉又離農／全枯乾也不知痛

──〈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

天光日，在客語中，是明日的意思。在社會運動、返鄉過程中屢屢受挫，寫下老一代像是被拋棄的菸業、島嶼上的人們就像是田坵，離鄉離農枯乾了也不知痛，只是黃瑋傑仍以吉他、他的聲音，唱來一些撫慰的力量，期待天光。

「我覺得我好幾個生命的轉折都是絕望產生的。」

2006 年開始參與樂生，很多人都在運動中受很大的傷害，肉體、精神皆然。「我現在想起來還是會很想流淚，覺得世界瘋了這樣子。過程會很絕望，好像做什麼努力都沒有用。」

在扼腕之中，他曾一度拋棄了音樂、影像，只用自己這個人去參與，那時在桃園大漢溪旁有撒烏瓦知（Sa'owac）部落，當時的縣長朱立倫將部落全數拆除，後來證實部分拆遷是不合法的，政府也僅說是誤拆。他跟著一起把部落蓋回來，去生活，去學習。在參與運動過程中，無力感的堆積逼著他轉向，「上街頭可以爭取，但要花費很多力氣才能爭取到那個小惠，我覺得那個過程實在是太不堪了。」

後來他返回花蓮經營空間讓議題傳播，撐了一年七個月，在專輯發行前停止營運，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專輯巡迴中，會想要造訪台灣各地的小書店、咖啡店，「我知道那樣的絕望感。」因此鍥而不捨地，跑了 25 場專輯的巡迴，透過音樂去傳遞更多的議題，結識更多的夥伴。

巡迴到一半，得知入圍金曲獎，同時也返回對他而言最近鄉情怯的一場，「對我來說，這張專輯作完就已經結束了。」在《天光。日》中，歌曲的各個過場，甚至是美濃站的廣播，都是他趁著幾次返家時錄下的，源於曾經拍攝紀錄片，想用拍片、影像的概念去建構整體專輯。專輯發行至今，他已經開始構思之後要進行的創作，也繼續進行與家族的和解，關於家人們其實會覺得他的創作是較為沉重、嚴肅的。「形式上的返鄉，有嘗試過，但還沒成功。精神上也是還在摸索，要怎麼讓他們接納完整的我，這件事情我還有障礙，還在摸索那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