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在生活的氣韻中：專訪《八月》導演張大磊

去年七月，在以培育中國新導演為目標的西寧 FIRST 青年影展上，來自呼和浩特的張大磊以第一部長片《八月》入圍了最佳影片、導演、演員等等大獎。然而前來參與的他，其實還帶著一點粉絲的心情，因為評審中有他景仰已久的台灣剪接師「廖桑」廖慶松。當廖桑在典禮過後，告訴張大磊他很喜歡這部片，知道他想要表達什麼，但也「清楚感覺到背後有些問題」，張大磊說他的心聲完全被說中了：「我的想法一模一樣，覺得哪裡不太舒服，而且很強烈！但又說不出來是什麼……」

將近一年後，當我們和來台宣傳的張大磊約在六月的寶藏巖，他已經是新科金馬獎最佳影片的作者了。然而說起廖桑，他不只擺出一個仰頭向上的手勢示意，更說著說著，就露出暑假作業沒寫、被老師抓包的羞赧：「去年在 FIRST，廖老師就告訴我如果想修改可以跟他聯繫，後來片子到處參展，忙得沒有時間，一直到金馬影展在台北又碰到了，他直接問『你這片子還改不改，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笑）」——我表示驚訝，原來是前輩主動要幫忙的嗎？「可能是一個老先生對電影和專業的認真吧，他覺得有瑕疵，心裡不舒服。」

於是兩個人相約北京，在飯店工作了四天，「對著一台電腦，我就當他的操機員！」說起廖桑的功力，張大磊嘖嘖佩服：「其實都是很細微的調整，比如哪裡聲音先出來，或哪個畫面延長三秒鐘，『多了這三秒，觀眾就會知道這裡在看什麼！』果然這一看就舒服了，或用他的話說，是『氣韻通了』，非常奇妙！」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去年金馬、今年院線，連看兩個版本的我會覺得新版更順、更容易投入了，但又說不上具體的差異。

《八月》拍的是一段被凝結的、炎炎暑假的回憶。張大磊從男孩「小雷」的眼睛看出去，在黑白的視野中看自己的童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國營片廠即將轉作民營，擔任剪接師的父親瞬間失業了，但這同時小雷媽媽還有更迫切的問題要操煩——即將念中學的小雷，分數搆不上「重點學校」，丈夫又成天作著電影夢，在他的中年危機裡茫茫然，讓這位堅強的主婦幾乎要跳腳。透過清一色的素人演員，張大磊強化了「生活味」，也把漂浮在身邊、悶悶說不開的空氣，及上一輩隱隱約約的憂慮都收進童稚的眼光。這一切當然讓人想起了《童年往事》，和一點點的《牯嶺街》。

不管是不是演員，每個人面對生活都是專業

當張導說著，他「特別崇敬台灣新浪潮那一批電影人」，我順著問：據說在拍片現場，張也跟侯導一樣「不給演員腳本」，只給情境讓他們自由發揮，這是有意識的仿效嗎？他想想說是因為題材適合，又補充道：其實更受到影響的是工作方式，或者說「和人相處」的方式：

「侯導很尊重演員，這不是說客套，是尊重演員的日常生活習慣。他經常講，拍吃飯就在吃飯的時間拍，拍休息就在累的時候拍，沒有一定要求別人做什麼，我後來也相信他們即使不是專業的演員，但是面對生活肯定都是專業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方法，那我就尊重這些。」

因為一百個人有一百種人生，就有一百個面對生活的方法。這樣看人、看演戲的態度，彷彿是個老導演的感嘆；不禁讓我好奇，這是怎麼養成的？於是我問起另一段逸事：在籌拍《八月》的同時，張大磊曾有好幾年的時間以接拍結婚新人的微電影（都有劇情）維生，這是那段時間的體認嗎？他笑著說也許吧，畢竟那些片子裡的主角都不是職業演員，跟他們互動自然會學到新東西。「那些故事有的是真實經歷，有的是他們的理念，當然也有編造的，像是驚悚、文藝、穿越的主題。」那時的他特別輕鬆、放得開，還可以嘗試各種類型，無形中都是磨練。

也是在那段期間，張大磊認識了《八月》的女主角郭燕芸，讚她非常有演戲天份：「她演的就是我生活中的母親，但是她（郭）本人完全不是這個樣！」而相對於這位母親的知識份子形象，片中的父親則是浪漫又脆弱的。我請張大磊聊聊這個關鍵角色，他一開口就停不下來。

「我想小雷的父親他是不會考慮到其他人，沒有考慮到妻子怎麼想，也沒想清楚自己要怎麼做，他不是自私，只是沒想到。他認為他那樣做是對的，所以遇到理想之外的狀況就會手足無措，那其實是著急，不是挫敗感，其實有時候更像一個孩子，孩子急了會哭的，因為不知道怎麼辦，跟我本人差不多！」他笑出來繼續說：「在他身上是我想要的那種勁，理想主義的，不去想太多，也不用太考究做事的方法，完全憑熱情和直覺。這樣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能有能力和條件，保持像他一樣的狀態。」

創作要素：孤獨，才會知道自己存在

有別於《八月》背後那雙召喚著新浪潮的、彷彿老靈魂的眼睛，這樣的浪漫因子，才是眼前這個跟我同年的創作者真正的樣貌吧。十七歲那年，張大磊離開呼和浩特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去唸書，機場裡跟他同行的孩子們幾乎都哭哭啼啼，「但是我沒有，我背著我的吉他，直挺挺地就走出關，去安檢！」他說自己是真的想去，想找到自己要的生活，「那時候的我天天就只想要自由，想按自己的方式過日子，但身邊的環境不允許，就一直在抗爭，一直想要掙脫。」

想當然爾，十幾歲男兒的天真熱血，一定一下就燒光了，「真的到了那裡，才發現自由不是那麼好找的。想要掙脫很容易，真的有了自由，一切約束都沒有了，那才是最可怕的。」那之後他變了個人，兩三年的時間都很封閉，「因為太自由了反而沒有安全感，需要把自己封閉起來，才覺得安穩。」接下來六年都是這樣，經歷一個自控的過程，讓自己更清楚要什麼。「這真的很重要，是那六年的生活給我的。」

聽到這，我請他多談談那樣的「自我封閉」，他想一想之後說，那是一種令人享受的孤獨。

「有孤獨的時候，才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且周圍會變得特別空曠，一切都和自己沒關係，彷彿是個旁觀者，甚至有一點冷眼。」他說自己越來越需要那種孤獨，不只是確認自我，這也是創作需要的狀態。也因此，他依然住在呼和浩特，而不是人多、車多、干擾多的北京：「現在的人們太容易不孤獨了，反而連自己都消失了。我需要遠離這些，才比較能潛心創作，進入只有自己知道的世界。」

順著家鄉的話題，我請張大磊說說他的父親，他沈默了一下，吐出一個描述來跟片中的爸爸做對照：「我父親沒有要跟自己做對。他明白自己要什麼，也會找到方法去實現，不像小雷的父親是蠻著來，不知道方法也不會變通。我父親沒有那麼激烈，他總是很沈默的不愛說話，但就悄悄地把事情辦完了。」他帶著敬佩的口吻說，父親很執著，連想要當剪輯師都是自學完成的。

「片廠關掉的情節是真的，印象中是開始常常看他在家，我才察覺到家裡氣氛不太一樣了。」失業後的張爸爸度過了一段困惑期，試著去賣衣服但不成功，後來開始養魚，還學打太極拳，都是為了排解自己的心情。「那時間也不長，不到一年後就找到一個劇組去工作了。」這樣的父親，讓張大磊在片尾把這部片獻給「我們的父輩」。片中小雷所經歷、所觀看的，正是那一輩的黃金年歲，其中有茫然，也有夢的痕跡。

很難滿足是特痛苦的事

我接著問片中，小雷偷看對街大姊姊的可愛舉動，這是很多男孩子記憶裡都有的亮點——或應該說羞赧。但這背後是否有什麼更具體的意義？張大磊想了一想，微笑說：「這樣問挺舒服的。」接著解釋：「很多人是從劇情去問，為什麼這個大姊姊出現之後就消失了？但是會在意為什麼放在這，這才是種理解。」他說每個男生都有這種經歷，那不是邪念，就是一種啟蒙，一個懵懂，「我當然也有，具體說誰談不上，因為男孩子那個年齡，沒辦法特別明確喜愛哪個，只是覺得好看，覺得好奇。」他說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看到、存在而已。我問那拍的時候，怎麼跟孔維一（小雷的演員）說明？他知道這代表什麼嗎？「知道！知道！」張大磊忍俊不住，連著強調兩次：「現在的小孩，不用說他都懂了，讓他看就知道什麼意思，甚至看完之後還問『然後呢？』『沒有然後了～』（大笑）」

我想起他說過在尋找演員的過程，看到很多 2000 年後出生的孩子，才華洋溢，但生活都被安排得又忙又滿，讓他直說「挺可憐的」。《八月》在內蒙首映的時候，主持人問飾演韓胖子兒子的小男孩，這是一部怎樣的電影？天真的孩子不加思索說：「我覺得是反映了一個貧困的年代，人都很可憐！」

「他的意思是，那時候沒事可做，沒有 iPad 和電腦，沒有新奇的東西可以作為消遣。但反倒我們現在看，他們完全是被安排好的，所謂數碼兒童，感受生活的能力差了很多。」他說現在的孩子莫名其妙懂很多，但是煩惱也多，慾望更多，「我們小時候可以吃到冰棍，或有個雙節棍就很了不起了，現在的孩子很難滿足，這多痛苦啊！很難滿足是特痛苦的事。」

我再把話題拉回電影裡：片中父親一再看著馬汀史柯西斯的《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這代表特別崇敬小津、侯導、楊導、塔可夫斯基這些比較溫暖知性的導演的張大磊，也愛史柯西斯嗎？他說那是他最喜歡的美國電影之一，「還有《蠻牛》我也喜歡。」而且在《八月》裡有兩個巧合，一是他們在戲院裡看《爺倆開歌廳》，「那真的是我小時候去戲院反覆看過的，僅僅是因為這樣所以選擇它。後來才發現那講述的正是九〇年代初，面對改革大潮，拿慣鐵飯碗的這些人他們想去嘗試冒險，跟《八月》裡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契合的！」

「《計程車司機》也是，拍完才發現男主角 Travis 跟小雷的父親其實境遇很像，都是悲劇性的人物，包括從一個技職走到另一個技職，還有理想主義的幻滅。」說到這我腦中浮出大半夜，小雷的爸爸一個人在客廳打拳，在沒人看到的（自己的）世界裡發洩著，那跟《蠻牛》在擂台上、身邊的聲音都褪去的勞勃狄尼洛的身影，漸漸相疊合了。我問還有哪些景仰的導演嗎？他細細地想過，說出賈木許，芬蘭的郭利斯馬基，「沒有表情的」巴斯特基頓，還有肯洛區跟《這就是英格蘭》（This is England）的西恩麥德斯（Shane Meadows）。

張大磊的下一部片不會是黑白電影，依然會由老搭檔／老朋友／老同學呂松野掌鏡，而且「更直接地說一群理想主義者」。我問得獎之後的改變，他說當然多了很多活動，有很多機會要面對人，用話語把自己表達清楚。「我本人不太善於交際，但現在要逼迫自己，讓思維打開一點，這也是挺好。」在創作上，因為想要什麼還是很清楚，所以不受影響。「但現在條件比以前好，選擇的餘地變大了，反而要去想怎麼控制，要做到什麼格局，這比以前只有一點點資源的時候困難多了！（笑）」他說就像在俄羅斯，擁有無限的自由，反而覺得不舒服了，因為約束自己才是最難的。

我在訪談的最後問，這一趟來台北除了工作，還有什麼期待嗎？他說想在台北或台北以外的地區，一整天什麼都不想，「沒人管我，哪怕坐一整天都行」。我祝福他有機會在這裡「創造孤獨的回憶」，他在和我們道別之後，隨即消失在寶藏巖的暗巷裡了。盛夏陽光下的老厝，綠葉的綠和紅磚的紅，都有點失去溫度，耳朵再打開一些，就真有一點黑白電影的味道。而我們相遇在這巷弄，聊了聊過去，努力記下了現在，如今我開始期待在那雙看人、也看生活的眼睛裡，有一天會看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