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拍電影，幾厲害一下：專訪《分貝人生》導演陳勝吉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2.12.2017

背著一個巨大後背包，陳勝吉出現在我眼前，打過招呼後，他把背包卸下，有點慎重地放在地上，咚！是個擲地有聲的背包。那裡頭放的是台投影機，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贈禮，據說好康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價格不菲的 D 牌吹風機、金馬限定版的 O 牌手機，以及台灣人最引以為傲的大牌電鍋，豐富獎項拿不完，陳勝吉卻忙著四處分送兜售。

「啊又用不到，投影機我問陳曉東（註1）老師會不會用到，要就送給他。拿到那個吹風機，原本讓我很後悔剪短頭髮，但打開一看電壓 110V 的，根本不能用，想賣掉才發現，開過馬上折價4000！」陳勝吉語中有懊悔，目前這台開價一萬，有沒有人想買？

前幾天，這人剛在金馬創投會議中拿下第二個一百萬，成為史上第一位得到兩次首獎的導演。即將上映的《分貝人生》，講的是馬來西亞底層的故事，將貧富差距刻畫如實；而這次得獎的《風和日麗》，則要從兒童虐殺案出發，將焦點放在個人、家庭、社會的修復過程。兩個主題同樣寫實，帶點沈重，但人果然都是有多種面向的，創作之外的他，竟是個常不小心把內心 OS 講出來，然後再自己笑到失語的男子。

「真的沒想過會得，因為得過一次了啊。這次得獎，我看梁秀紅（註2）超 high 的，結果我很冷靜！」第一次沒想過得獎，特意坐在最後一排等著典禮結束要衝去吃飯；第二次沒想過得獎，偷偷觀察攝影機擺放位置（他認為攝影機會擺在得獎人附近），擺得好遠，內心早已放棄。結果兩次竟都讓他拿下。

他說，《風和日麗》刻意找了劉怡航、陳奕蘭等來自馬來西亞對電影有熱情，卻沒什麼機會和經驗的人共同參與，因為馬來西亞創作環境不好，金馬創投開放性又高，想把他們帶過來看看。

「有機會來的話，大家都想來吧，得獎還是滿高興的，因為以前覺得金馬創投都是沈可尚《賽蓮之歌》那種老師級的在得獎，會覺得，哇，老師好厲害。所以他們有被嚇到，跟我第一次得獎時一樣，頒獎典禮完，我看他們在飯店房間還盯著天花板，坐在那裡沒反應過來，覺得這一切很不真實。」

陳勝吉是在意團隊的人，作為一個新導演，他做電影其實沒什麼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堅持，他深信既然人都找來了，就讓大家去發揮、去碰撞，出來的結果會比自己單打獨鬥地想控制一切來得好。因此，《分貝人生》劇本從創投會議開始就透過眾人討論不停修改；《風和日麗》最後的版本也和報名時相去甚遠，他說是結局整個改掉了。

（註1：陳曉東是陳勝吉導演台藝大的老師之一，同時也是《分貝人生》的剪接師。）

（註2：梁秀紅，馬來西亞電影人，和陳勝吉合作《分貝人生》、《風和日麗》劇本。本次金馬獎也以《盲口》入圍最佳劇情短片。）

他們是人才，不是毛利小五郎

敢於改變，因為他總是相信團隊能想出更好的。從這種創作中的開放態度，能看出陳導絕對不是控制狂，在片場，他時常沒什麼表情，一場戲拍完了，就老老實實接著下一場，一度還讓攝影陳克勤很困惑：「陳勝吉！給點表情吧！這樣我怎麼知道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但陳導解釋，一場戲過了就過了，想也沒有用。

他放手讓團隊去，是相信他們是人才，「都找了那麼好的人來了，你還去控制他們幹嘛，難道我要控制陳曉東老師操作電腦的速度，還是要把陳克勤當作毛利小五郎勒？」說出毛利小五郎這五個字，不只他自己笑場，全場都跟著嘴角失守。

喜歡打團戰的緣故，陳勝吉說，真正影響他很深的，其實都是身邊的人，「不是什麼電影大師，那些大師就很多人喜歡了啊。」他特別提及《分貝人生》副導林麗娟（註3），說她在現場一隻耳機聽的是製片組溝通，那是理性；另一隻耳機幫忙聽演員台詞，那是感性，這樣一心二用，讓他非常佩服，深感在她面前，過去自身的副導經驗，簡直能以一字「廢」總結。

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把事情做好、彼此幫忙，很多小細節，陳勝吉都放在心裡記著。他說，從不認為自己是有什麼能力做大事的人，當年離開台藝大電影系，畢業即失業，在家鄉過著焦慮的日子，前前後後有一年多時間沒工作。在馬來西亞做電影難，做華語電影更難，華裔人口在當地只佔兩成左右，再扣掉早已不會說華語的華人、接觸不到電影的偏鄉居民，觀眾就剩下六百萬，比台灣市場還要更小。

（註3：林麗娟，電影導演，曾參與《爸媽不在家》、《色，戒》等電影製作。2016年作品《麻瘋》入圍金馬創投，拿下馬來西亞獎。）

一部電影，三種字幕

因為種族多元，觀眾群被切割，導致院線時常只能看到好萊塢大片，本土片也經常是賀歲片、鬼片等較容易贏得票房的類型。陳導說，其實劇情片不是沒人拍，但礙於如此市場困境，許多人乾脆選擇不上院線，直接參與影展或電影節，於是不同類型的片子，觀眾還是沒能在電影院看見。

「楊毅恒（註4）的《阿奇洛》啊，還有《榴蓮忘返》，那種獨立製片在電影院都看不到。最受歡迎的華語片就是成龍、周星馳還有九把刀。」種族多元，卻反而導致電影多元性無法落實，這是馬來西亞存在的一種尷尬現象。

「我們一部電影要三種字幕，英文、馬來文、中文。」陳導說完這句話，我愣了一下，那不是整個畫面三分之一都被字幕遮住了嗎？「所以我們拍電影的時候，都盡量不要拍那麼低啊！」要不是他自己再度笑場，我差點要被他唬住了。對馬來西亞人而言，日常生活裡會面對不同種族這件事，就跟呼吸一樣正常。

他說，台灣人沒什麼種族觀念啊。申請上台藝大，初來台灣那時，很有文化衝擊，「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但會分這是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卡達山人、伊班人，都講不同語言，但我印象深刻，台灣人就會問我，你是『馬來人』嗎？我就說不是，我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人不就等於馬來人嗎？台灣同學說。

面對習慣隨便簡稱的台灣人，很多事有理也說不清了。除了對於不同人種傻傻分不清楚，還曾有人問陳勝吉「是不是住樹上」，讓他只能哭笑不得地回應，對啊，我都搭電梯上去。

種族議題的確是馬來西亞的雙面刃，陳勝吉身為華人，自小在課堂上一口氣要學三種語言，等於同樣一個詞，得記三遍：桌子、table、meja。他認為，花太多時間想弄懂語言，造成馬來西亞人普遍對個別科目的學習都不精；加上許多公務機關或大學，為了保障馬來人權益，常設有保障名額，華人成績再好也進不去，造成許多華人家長，想方設法要把孩子送出國去。

我問陳導，這樣弱勢華人家庭怎麼辦？他回答，應該說所有弱勢家庭怎麼辦，只要是弱勢，不分種族，都一樣難以翻身。《分貝人生》裡，大戶人家有專用水車，貧困居民卻拿著水桶四處尋水、為了搶水擠破頭；出了意外沒人想報警，因為找警察很可能沒用，還要塞點紅包。陳勝吉透過這部電影，拍出馬來西亞朱門酒肉臭的真實生活困境。

（註4：楊毅恒，電影導演，國際電影節常客。2017 年以《阿奇洛》拿下東京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拍影像，是心裡有話想說

真正回溯起來，陳勝吉一直以來都是相關科系的學生。他大專讀的是大眾傳播系，這選擇和興趣沒什麼關係，而是因為他升學考試九科只及格了三科，成績太差，大眾傳播學費又便宜，才決定去讀。

小時候家鄉沒有電影院，如果要看電影，他就拿盜版的 VCD 來看，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周星馳、王晶、陳浩南，是他最常接觸的類型。因為這樣的成長背景，讓他即便讀了傳播、學校對面又有電影院，也不去看片，覺得浪費錢。

「第一次當導演拍短片，也是因為我翹課，結果那堂課要分組，我就被分配到要當導演。」沒想到，拍完那部短片，陳勝吉突然對影像燃起了興趣，「拍完後，我就跑到對面把全部的院線片都看完，其實很便宜，一片才 6 塊錢（當時約台幣 60 元），又有朋友在那打工，有時他也會讓我進去。」這短片拍的究竟是什麼，能讓他有如此轉變？他說，那主題和爸爸有關，靈感來自他看過的舞台劇演出。

「我以前喜歡舞台劇，因為我很怕陌生人，就想去學表演。有次看一齣表演，是朱自清的《背影》，一看就覺得，哇這個故事好感人，我就哭了。」於是他把這個故事搬來拍片，找了兩個只相差兩歲的演員來演父子，說起來有點好笑，但陳導當時就是把短片當成舞台劇在做。

「拍完就覺得，心裡有些東西被釋放出來了，也許是某種情感，不擅表達的親情。才發現影像真的很有趣，它不只是娛樂，可能是你心裡有東西想說，後來我就想要一直去探索影像的可能性。」

後來，有位老師送他《認識電影》這本入門書，每一頁對他而言都是震撼，因為過去的他，從沒想過能用娛樂和商業以外的角度去解讀電影，於是他更堅定了想接近電影的心情。大專畢業，他離開沒有半個電影科系的馬來西亞來到台藝大，但事情卻和他想像的很不一樣。

認識電影，卻開始討厭電影

「台藝大比較學術跟文藝，看很多歐洲片，什麼奇士勞斯基、塔可夫斯基，還記得那時第一次上課看的是《機械芭蕾》（註5），我看完覺得非常討厭，有種『我到底看了什麼』的心情。」陳勝吉說，當時只看過《阿甘正傳》、《搶救雷恩大兵》這類電影，居然要他看《安達魯之犬》（註6）？他完全搞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於是他千里迢迢跑來讀電影，卻造成反效果，他開始討厭看電影，因為這些課堂上的影像再三挑戰他既有的認知。「完全顛覆我過去的想像，後來我就跑到外面去拍片，當錄音師、燈光師、當助理，一年後才回過頭面對：我當初為什麼要來台灣讀電影？」為了不辜負當初的自己，他選擇走向理論組，直面內心的抗拒。

「接觸理論，讓我打開胸懷，接受更多電影的可能性，我發現我可以看完、擁抱那些電影，不像以前那樣抗拒。以前會覺得『正在拍電影』才是電影，好像前置、後期都和電影無關，什麼《機械芭蕾》，誰會想拍這種片啊？」陳勝吉再次提起《機械芭蕾》，不知內心陰影面積究竟有多大，但他居然說，其實今年回來台灣，特別去找了當初放這部片的老師。

「是拍《蘆葦之歌》的吳秀菁老師，我說我很感謝她當時放這部片給我看，對我影響很大，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裡頭的很多情節。」這次金馬酒會上，陳導還遇見了教他電影理論的吳珮慈教授，特別和她道謝，說雖然當時理論很硬，但給了他很多啟發。老師仍記得陳勝吉當時在課堂上安安靜靜的樣子，還說這份感謝是她今年最好的禮物。

（註5：《機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是 1924 年由法國導演 Fernand Léger 拍攝的達達主義精神實驗影片。）

（註6：《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是一部法國的無聲超現實主義短片，由西班牙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執導，路易斯·布努埃爾與著名藝術家薩爾瓦多·達利共同創作。）

差點放棄的《32°C深夜KK》

陳導是會把人放在心裡感謝的，台藝大給過的養分，他分毫沒忘。這次《分貝人生》，他靈感來自瑞蒙・卡佛的短篇故事《一件很美，很小的事》；獲得 2013 年 BMW 短片競賽多項大獎的短片《32°C深夜KK》，則取材自村上春樹的小說《1Q84》。這兩個作家名字一擺出來，濃濃文青感飄出，讓人以為他一直都有閱讀習慣，但他卻說，自己以前不看書，接著又把另一個人搬出來感謝，那是鄭文堂導演。

上課和拍片時，鄭文堂是有些嚴肅的人，當時陳勝吉修了他的劇本寫作課，「他一天到晚罵我們啊，說都沒有吸收電影外的養分，像閱讀就是很重要的。我還記得他介紹黃春明短篇〈溺死一隻老貓〉，講得好精彩，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發自內心想要去閱讀一本書。」對於看書，陳勝吉也不裝逼，他說有些東西就是看不懂，「不過很多看不懂的東西，就是在等著我們長大。」金馬酒會，鄭文堂當然也沒缺席，陳導說，那時一看見他，就立刻從舞台上跳下去給了他一個熊抱。

透過鄭文堂老師開啟閱讀之旅，也才催生了他那麼多作品，「《32°C深夜KK》的劇本，是因為那時我奶奶住院，我也沒工作很閒，常去醫院陪她，帶《1Q84》去看，我奶奶還問我每天在看什麼 1084 來的？」看到有趣的情節，陳導習慣馬上寫下來，「我也忘了看到哪裡，就想說，如果有人半夜很熱，還穿著雨衣打搶便利商店，怕被認出來，應該很有趣。」這看似簡單的異想，最後成了帶點黑色幽默的精彩愛情故事。

《32°C深夜KK》降生於他在職海裡載浮載沉的日子裡，那時他其實數度想放棄。「拍短片原本是我和家鄉老朋友的一個約定，他們賣保險的、賣窗簾的、賣電器的都有，但我們就是要完成那個夢想。」那競賽從公佈到截止只有兩個月時間，他們卻莫名虛度了一個月，「差點沒拍了，後來我讀到一個文章，裡面寫土耳其一座公園要拆掉、起大樓，結果大家知道後都湧進公園裡抗議，有人住在那裡，有人甚至把那裡當小型圖書館，在裡面教書。」我們不做，就沒有人會做了，這種衝勁，讓陳勝吉拍攝短片的動力重新湧起。

「加上那時馬來西亞也有一件事，一個環保人士在吉隆坡獨立廣場抗議萊納斯稀土廠，蒐集簽名，連署關廠。我看到那個新聞就覺得，我不求自己能為國家、社會做什麼，但我不能連對自己的承諾都做不到。」那天晚上，他獨自搭車到獨立廣場，「我好想問他，是什麼信念，讓他願意從別的地方跑來我家鄉做這件事？」可惜他們沒能見上一面，那位環保人士已經出發巡迴演講。回家的路上，陳勝吉自問：除了拍片，我什麼也不會，怎麼可以放棄？曲曲折折，總算將作品完成。

從短片導到長片，今年才 31 歲的陳導，持續在這條走了容易腳痛的路上走著。他曾經四處欠錢、失業在家，看著觀念傳統的家人無言以對，試著解釋自己認為信念比財富更為重要的價值觀，卻還是什麼也撼動不了。但是，那段時間他沒有停滯，規定自己每個月得看 4 本書、10 部電影，陳勝吉的個性是這樣，對團隊寬容、放手，對自己卻非常嚴格。那雙很深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生成，而是鼻子過敏，他是標準晨型人，不用鬧鐘也能準時七點起床，吃早餐，創作，看書。

回頭看，那段待業時光像在釀酒，為觀眾釀出了一個蓄勢待發的新銳導演陳勝吉，他說，拍電影牽涉的人太多，如果沒有值得的故事，他不導戲也無所謂，這些話，要是真正理解生活之艱難的人才說得出，想當然耳，《分貝人生》和《風和日麗》是他眼中值得說的故事。二度拿下一百萬，他雖然玩笑著說，乾脆拿去日本旅遊、吃壽司好了，片也不要拍了，但如此自律的他，若能做到拿《風和日麗》換日本壽司，也會是人生的一項突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