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時間｜從傳播學者到 NCC，洪貞玲讀《後真相時代》：假新聞與主觀真相的鴻溝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3.05.2019

九合一公投那天，洪貞玲跟多數人一樣，在投票所大排長龍的隊伍中等待。一次選舉，要投縣市長、縣市議員、村里長代表，還綁十案公投。隊伍中耐不住性子的老先生不開心了，拉大嗓門嘮叨謾罵，甚至找選務人員出氣。沒人挺身跟他計較，除了洪貞玲：「我就轉過頭去跟他說：『你不知道隊伍在哪裡，問一下旁人就好了，這麼多人在這裡排隊，這麼大聲幹嘛？』、『選務人員很辛苦，體諒一下人家』，哈哈哈。後來我旁邊一個不認識的男生，就默默跟我比了一個讚。」

洪貞玲說自己雞婆，從小到大都沒變，也因此對自己承擔後果沒有怨言。「還好他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秩序很快恢復，可能因為他是年長男性，被我這個女生制止反而嚇到。但如果他惱羞成怒，搞不好現場會有比他發牢騷還大的衝突，所以雞婆性格可能引發一些後果，導致被譴責。」她說，隱忍下去也是一種作法，但雞婆又何嘗不是：「我對這件事的對錯做了一個 judgement，有時候就是忍不住要為自己的價值跟理念說說話。」

學生時期她做刊物、報導校園議題與社會運動，近年則以學者身份參與反新聞置入、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等，無役不與。一路從法律讀到傳播，再從台大教授變 NCC 委員，身處更複雜的局勢、傳播更失控的年代，她即便雞婆底蘊還在，難免感覺困難。

邀請教授帶領我們一起讀書的【閱讀時間】企劃，本次邀請到洪貞玲談如何走進傳播學界，也分享《後真相時代》這本書，並聊聊她在第一線處理假新聞法規制定的經驗與拉扯。

一面入世，一面抽離

回溯到一切的開端，她從選填志願時聊起，慶幸自己考試讀書還滿順利的：「很多人第一志願是管理或商學院，但我就選法律，當然可能是因為一些偏見啦（笑），覺得有銅臭味什麼的。法律對我來講是能維持社會公義的專業，比較吸引我。」大學之前，她在台中生活，上學就是課業和社團、下課後偶爾會去美術館和看午夜場電影的文青高中生，原本單純的小世界直到來台北才被豁然打開。

1989 年，台灣正值解嚴、民主化過程，洪貞玲走進台大校門，迎面而來的就是各種社會運動，勞運、農運、學運、年輕人下鄉，她也順勢加入改革派刊物社團傳真社以及台大學生會，也跟大新社、女研社等社團走得較近，成長經歷與社會變遷互相鑲嵌。

「這份社團經驗是我非常重要的啟蒙，說真的讀社會組的人，多少都對文字有興趣，可是文字可以寫詩、寫小說，我就覺得用文字來寫新聞更有趣。」她摸索對文字的喜愛，從中找到了自己最舒適的位置——在私密赤裸的文學創作與冰冷生硬的法律條文之間，那個若即若離，一面入世一面抽離的觀察者角色。

「我想，記者都會有共同的特質是，你想要站在歷史的現場、你很入世；但你又不是那麼進去，某種程度其實是個觀察者，不置身事外卻也不在裡頭，那個部分是非常令我著迷的。」

課外活動喧賓奪主，加上幾位法律系教授的身教，使她最終走向傳播：「像李鴻禧、林山田幾位教授都很入世，把知識跟理念實踐在生活上。那時他們幫黨外活動站台，社運集結場合會賣一些『民主錄影帶』，我一看，哇這不就是我課堂上的教授嗎？」外面的世界轟轟烈烈，而後她澎湃的心便也無法安定，大四時班上同學都在準備國考，她卻開始讀傳播理論，考取政大新聞所。

「考上了，就覺得命運也成全我。」她講命運，我覺得有趣，像找老天爺為自己的微小叛逆背書：「可能當時也比較天真，說我短視也好，我是不太會長程規劃的人，比較衝動一點，當下想做什麼就去做。」傳播領域那麼廣，她的法律背景卻讓她選了最難念的東西，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傳播政策，而這份關懷，也延續到她前往賓州州立大學攻讀博士之際。

洪貞玲好像也有點受不了自己：「傳播裡明明有很多好玩的，但我就喜歡比較硬的東西。」於是她研究數位落差、電信自由化，帶著法律人的邏輯進入實證研究裡，不同的專業，帶給她不同的思考方式，融匯起來其實也走出了清楚的方向。

公部門初體驗：很多事不是對錯的問題

在台大任教多年，洪貞玲於 2016 年中借調至 NCC，目前除了需照規定兼授一門課，其他時間都投入公部門事務。從享受學術自由的教授成為委員，她嘴上掛著一抹神秘微笑，說是學習適應的過程：「進來之後才發現，政治場域裡會有很多權力的折衝；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大家會以理念倡議的角度提出解決方法，但進到政治裡，你不可能自外於權力運作。」那套嚴密的階層組織，讓她一開始有點消化不良，四年任期過了一半，能推動的東西卻沒想像中那麼多。

關注反媒體壟斷法、研究傳播政策的背景，她一進 NCC 的使命很明顯，就是要朝這些方向推進：「像反壟法，其實委員會一上任大約半年就擬出一個版本了，可是命運多舛。照政府決策 SOP，中間要經過意見蒐集、討論，前前後後就是兩年半，直到今年年初才送進行政院（註 1）。」另外，幾乎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有問題的電視制度，改革也是困難重重，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各有立場，找不到共識的情況下，只能維持現狀。

註 1｜這份《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草案在 3 月 15 日被行政院退回，經過再研議，5 月 1 日時 NCC 通過增訂條文，未來新聞頻道董監及持股 10% 以上大股東轉投資其他行業動態、新聞頻道廣告收入來源，都必須定期揭露供外界參考。

「努力到現在還是有點進展，除了吃到飽的單一選項，要求業者至少必須提供一個只有無線電視的低價組合。當然這不見得是最好的方案，可是我們慢慢鬆動這件事。過去在學界，我可能會說這對錯這麼明顯，哪有什麼困難？但進到政策面，就可能不是對錯的問題，以政治經濟學來講，就是各種不同利益的角力。」進進退退，NCC 目前的官僚制度是否符合時代趨勢，也是許多人在爭論的熱題。

在任何人都能把 NCC 罵到臭頭的風向下，洪貞玲倒看得很開：「說真的，媒體的管制會比其他產業難，金融業、製造業這些老闆沒有媒體一直罵你，你要管媒體，他們馬上就用媒體出來打你，像推反壟法，就會有『NCC 違反匯流趨勢』之類的新聞出來。」2018 年 11 月，中天一則報導，將邱議瑩對陳其邁支持者說「大家嘸離開」的事實，報導成是求情「大家賣離開」，事後 NCC 裁罰二十萬，馬上就被旺中集團指稱是民進黨打手。

假新聞那麼多，NCC 為啥都不管？

NCC 於今年三月再次裁罰中天，自去年底起累計罰鍰一百二十萬、可能成為下次換照重要參考依據。親中媒體當然罵聲四起，但泛綠政黨也不乏批評，認為 NCC 手腳太慢，或對「假新聞」罰得太少。

假新聞（Fake News）這個詞，被川普於選舉期間拼命使用，只要新聞不挺他，那一定是假的！眼睛業障重。從那時起，假新聞變成風行全球的關鍵字，但當我們討論假新聞，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我們又應該由誰、由什麼途徑去處理所謂的假新聞？

前 NCC 委員何吉森針曾針對幾個相關名詞釋疑。
資料來源：何吉森，（2018）。假新聞之監理與治理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8（2），1-41。

事實上，假消息與謠言，自古就存在。這個時代之所以重提，在於傳播速度的改變，加重了這些錯誤訊息造成的威脅與傷害。洪貞玲說：「既有的法律在過去的傳播生態裡，有對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界線，但在進入新的生態時，要不要修正？我認為是要的，但當政府要做事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人會說，台灣民主發展中，最珍貴的就是高度言論自由；也有人會說，這些不真實的言論已經對社會產生不好的後果，難道我們就該放任它傷害民主的品質？」

假新聞一詞，指涉新聞內容為假，容易讓許多人直觀想像：「這則新聞明明有不真實的資訊，為什麼 NCC 不管？」但洪貞玲認為，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必須相當謹慎，「對言論的控管有三律：媒體自律、社會他律、國家法律，只要媒體自律了就不用社會他律，更不用國家法律，但若自律失靈、市場失靈，國家就必須介入。所以 NCC 在做的是釐清每一步到底有沒有做好。」

洪貞玲說，2016 年《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新增了新聞事實查證及媒體自律等規範，NCC 以監理單位的角色持續與學者專家及各家媒體溝通，就是為了確認管制分際，避免矯枉過正，也期許以更加根本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我們開了幾次座談會，去問業者的自律規範訂了沒？再慢慢溝通，再多加幾條自律規範、如何事實查證、如何要求記者照著標準做。NCC 也建立了新聞事實查證的參考準則。如果有任何民眾投訴，我們會先拿自律規範來看，要求業者先檢討，然後由外部專家協助認定是否違法。都必須是個案判斷。」

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沒有考量足夠之前，就讓政府的手直接介入媒體是危險的事。洪貞玲提到千禧年的 509 號釋憲文：「它確立了新聞不一定要百分百正確，可是要善盡查證義務的原則，對新聞自由是很大的保護。因為過去法院如果真的有訴訟案件，媒體沒有達到百分百真實的話就會受到處罰，但現在就變成有討論的空間，看到底做了多少查證，最後再綜合判斷。」

行政院曾在去年試圖調整《數位通訊傳播法》內容，要求平台業者在短時間內將含有假訊息的新聞下架，卻引發台灣人權促進會、亞洲互聯網聯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簡稱 AIC；註 2）等多方批評，認為此舉很可能違反「馬尼拉中介責任者原則」（註 3），導致言論自由開倒車。政府當前的挑戰，是如何在界線兩邊的模糊中，把假新聞的操作型定義講得更加細緻。

註 2｜其組成為 Amazon、Airbnb、Google、Facebook、Apple、Twitter、LinkedIn、Expedia、Rakuten、LINE、Yahoo(Oath) 等科技公司。

註 3｜「馬尼拉中介責任者原則」（The Manila Principles）是一套由 EFF（一美國數位權利組織）與許多非營利組織共同擬定的規範，讓各國政府在進行與言論自由相關立法時能有所參考依據，保障言論自由。可參考此繁體中文版。

《後真相時代》：假新聞在全世界蔓延

而面對假新聞氾濫的後真相時代，除了監督政府積極作為，享受民主體制的我們也應當負起公民責任，培養媒體識讀與素養，不輕易淪為只會哇哇哭嚎的巨嬰寶寶。這次【閱讀時間】企劃，洪貞玲選了《後真相時代》一書來談，本書的副標是「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從三律中退回第一步，在政府作為之前，公民可以做什麼？

「假新聞是全球都關注的現象，這本書很白話、很通俗、很好讀、很多故事。它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事實只有一個嗎？其實不一定。雖然是西方的書，裡面用的也是西方的例子，但我在閱讀時都能夠很快想到台灣的例子來對應。」《後真相時代》開頭便點出「矛盾真相」（註 4）及「確認偏誤」（註 5）這兩個詞彙，並將各種真相與溝通者的可能性分門別類，此後所有討論都奠基於上。

註 4｜矛盾真相：作者認為，在許多情況下，有各式各樣真誠的（甚至也許是公平的）正當方式，可以用來描述一個人、一件事、一樣東西或一項政策。

註 5｜確認偏誤：指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原有的想法或假設的趨勢。

洪貞玲看這本書是交戰守則：「為什麼在真實世界裡會有很多誤解跟造假？它告訴我們要非常非常小心看待資訊。」她說起同婚的爭議：「對年輕人來講，跟誰結婚關你什麼事？這是太簡單的問題，但為什麼對有些族群的人來講，這好像是多天大的事？這就是主觀真相的議題，背後牽扯到你的道德觀跟價值是什麼。」主觀真相的差異，造成我們認為婚姻是能被個人選擇的價值時，反同團體卻認為家庭制度的不可抹滅才是該堅守的價值。

閱讀《後真相時代》或許無法迅速解決當前的假新聞議題，但是更能理解我們到底處在怎樣的傳播時代。面對那些我們總是不懂為何會相信假新聞的鄉親父老，《後真相時代》提供我們開始理解彼此的背景。

擁有把一國兩制當條件的鄰居：台灣不能不面對假新聞

據說，在英國公投結果宣布脫歐後的幾個小時內，英國人上 Google 搜尋的熱門關鍵字中，名列前茅的其中之一就是：「什麼是歐盟？」雖然這個新聞很快就招來不少冷嘲熱諷，但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不傻。歐盟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龐大社會建構，的確可以用各式各樣的說法來描述，而這也是英國脫歐爭論如此激烈的其中一個原因。——《後真相時代》

民主理論的前提，必須建立在資訊平等之上，若公民缺乏有品質的資訊，就不可能出現有品質的決策。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說假新聞對民主帶來傷害，各個民主國家無不嚴陣以待，洪貞玲談起歐洲與美國的例子：「德國對網路言論非常嚴格，違法和有害言論要下架，法國是針對選舉期間的不實資訊有即時的處理機制。美國則是規定選舉廣告的資金來源必須要揭露。」

她說，網路言論如何納管，目前各國都還在努力度過法律空窗，而台灣也正在進行中：「目前是把針對各議題的不實言論分別處理，譬如跟民生安全、災害防治相關，會造成立即危害的，就分別在該領域的法律中加上相關規定。但要不要給網路平台施加規定？我認為要，但該怎麼做？這是台灣必須思考的。」歐盟及許多民主國家開始立法規範，台灣必須加快腳步。

在洪貞玲眼中，台灣面臨的問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還要迫切：「因為我們有個把一國兩制當成條件的鄰居。其實很多國際媒體都是這樣在看待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反倒我們自己會有些不同的利益，或是因為過去跟中國的依存關係，導致部分台灣人民在面對時，沒辦法像國際社會看得那麼明確。」她說，這確實滿困難的。

「我今天才看到一則紐西蘭的新聞，說中國有可能透過資訊操控來影響台灣人對兩岸關係的選擇；AIT 也拿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的事件警告過台灣，他們當時就是透過資訊操控，讓克里米亞人被入侵時幾乎沒有太多抵抗。」話說到此，洪貞玲突然不好意思地笑：「突然覺得，我放太鬆了，搞不好回去想想發現不太適合這樣說。」她內心雖有衝動的雞婆，但長期下來的學界與公部門經驗教她發話前深思、發話後自省，這天她說起話來多數很小聲，像是用壓低音量來警戒自己的話語。

回到傳播學者身份，她強調言論與資訊的殺傷力：「它不是具體的物，可是影響力可能比物還要嚴重，因為它會改變人的意識。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太陽花運動時，我們覺得台灣很明顯要走一條自主的路。可是四、五年過去為什麼好像產生變化了？是因為當下社會這麼多不同資訊的快速變動、人的態度是會轉變的，還是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我們沒觀察到的？」

因應每個國家的歷史背景與政經地位，處理言論的路徑不一定要相同：「那我們的關切是什麼？如果我們關切中國的內容農場傳播假訊息，那有沒有辦法對境外的訊息做處理？或是，我個人認為必須處理選舉期間的不實資訊。」

註 6｜NCC 在 5 月 1 日公布《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草案增訂條文的記者會上被問及中資下廣告是否合法的問題，NCC 法律事務處副處長黃文哲表示，依《兩岸關係條例》第 34 條，廣告內容不得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請把美玉姨退出去！

身處後真相時代，除了學會確認消息來源、理解矛盾真相可能帶來的各種解讀空間，事實查核與澄清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雖說政府法令還暫時跟不上，但民主如台灣，許多民間闢謠平台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美玉姨」等紛紛出籠來打擊妖魔鬼怪。

只是，好一陣子過去，突破同溫層的效果似乎卻很有限。洪貞玲潛伏在 LINE 上：「我有自己的觀察群組，在裡面，呃，田野觀察（笑）。總之裡面都是在批評執政黨，有一次有個成員就把美玉姨加進來，結果馬上有人說：那是民進黨派來的，請把她退出去！」

她說起同溫層這件事，是人類心理機制的必然，除了本書提及的確認偏誤，還有太多跨足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的理論可以解釋這個現象。例如傳播學的迴聲室（echo chambers）、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影響了人們在社群中可觸及的資訊；心理學認知上為了避免衝突與負面情緒，人會選擇只看自己想看的，甚至還有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讓訊息更正更困難（註 7、註 8）。

註 7｜「認知不和諧」為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 於 1975 年提出，他主張人有保持認知一致性的趨向，會將外部不一致的事物理性化，進而達成內、外部認知的一致，若無法達成，心理上就會產生痛苦的體驗，因此人也會傾向避開不一致的體驗。

註 8｜兩位密西根大學教授在 2006 年的實驗中發現，如果更正的消息與人原本的看法相違背，這則澄清訊息反倒會加深人們對錯誤訊息的信任度，像一把逆火的槍，讓真實信息更加不被接納。

「你接受到一個資訊之後如果被更正，你反而會去 discredit 原本的資訊，更加去維護你本來認可的資訊。」有時越解釋，越糟糕，人類真是難搞的物種，美玉姨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是反效果，連同溫層的防護罩都打不進去就被彈開了。

我說，這也未免太絕望了。從 2010 年茉莉花革命，到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社群媒體賦權的力量一直被廣為討論，當時一面倒的科技樂觀論，現在回看是否太天真？洪貞玲還是一貫地溫柔：「悲觀嗎？我們只能說，從現象面來講也許是這樣，但要悲觀要樂觀，其實都能找得到條件。」她說，看看最近政治人物的言行：「他們都變得越來越聰明，對我來講也是滿大的刺激，因為我自己進來政府部門，會覺得必須謹言慎行，後來發現，哇，全部人都在搞網紅政治。」

綜觀歷史，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避開新的傳播工具，如希特勒擅用廣播，甘迺迪擅用電視，歐巴馬和川普擅用網路社群：「在這樣的言論環境裡頭，你必須去改變，被逼得要快。我覺得這在我們傳統溝通上可能不是最好的，因為你在回應時要採比較強勢的姿態，這就是網路溝通的方式。」

傳播學者如她，馬上就調適了心情：「我們把它視為一種溝通方式的話，這種方式如何表現，還在調整當中。」改革派能用網路，保守派當然也能；或許在網路大浪裡，沒人有悲觀的權利，只能觀察、跟上，再試著一一擊破。

洪貞玲提起讓許多人心痛的關西機場事件（註 9），一則假新聞，帶走一條人命。「在還沒來得及釐清真相之前，假新聞的效果就已經發生了。但我們從每一次事件裡學到什麼？到底政府部門或政治人物，要怎樣去回應外界的攻擊？必須一個一個環節去檢視，它變成是一個功課，沒辦法逃避。」

註 9｜2018 年 9 月，日本關西機場遭燕子颱風重創，上千名旅客受困。當時 PTT 一則消息指出「中國領事館派車到機場接中國旅客，台灣人靠中國人脫困」導致許多人攻擊駐日代表處，事發十天後台灣駐日本大阪代表蘇啓誠自殺，後卻證實該則消息為假。

有別於過去傳播工具被單向掌握，當代網路讓各類言論百花齊放，每個人都有機會被聽見，但紛亂的訊息中，真相該如何被保守？這就是處在後真相時代的我們，必須共同嚴肅面對的課題。「如果我們覺得，假新聞已經影響了這個社會跟人的行為，我們怎麼去改變，讓人類可以回到比較理性、互相信任而非互相傷害的狀況？」一直以來在媒體改革中火力堅強的洪貞玲，在政府單位裡說起話來，比起肯定句，更多問句。要顧慮的事情多了，但她還沒有放棄，還在第一線。

「我想知道，人怎麼過更好的生活？」她說，這是倫理學問題，也是宗教問題：「我們會對現狀不滿、害怕，因此會想要知道怎樣能夠更好。我覺得以人來說，這個核心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傳播學者，洪貞玲將這份心念轉化為「如何讓人在傳播之中過更好的生活」。後真相時代，每個人都還在適應，但只要整個公民社會不停止這份探問，疼痛，應該視為必要的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