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前進的時候，媽媽卻在後退——專訪阮鳳儀《美國女孩》

人剛坐定，阮鳳儀就閃著眼睛說：「我喜歡你的眉毛。」

我們聊起張曼玉在《阮玲玉》裡眉細如柳，她一臉憧憬，說自己喜歡可以畫不同眉毛的感覺：「我就覺得為什麼只能要一種眉毛呢？」

嚮往天天換眉毛，也總是在追求新的日子。讀完中文系四年，她想轉做編劇，申請美國電影學院需要有一部影像作品，無奈找不到導演——因為沒人看得懂她的劇本。她求助開了許多堂電影課、台大外文系的沈曉茵老師。老師問她，為什麼不自己導，她說我不會。

「老師就和我說，『可是每個導演都是從零開始的啊，也沒有誰是一開始會導戲的。』」
「我突然覺得，這句話也有道理吼。」

果然是冒險家命格。

攤開阮鳳儀的成長歷史，也是一部在台灣美國間來回流轉的冒險歷程：七歲和媽媽妹妹移民美國，國中時回到台灣，研究所再度負笈美國。總以為異國闖蕩才是最大的挑戰，她卻選擇將鏡頭定格在回到台灣的那一年，「因為我覺得已經有很多很多電影講『去』了，那『回來』這種反向文化衝擊，好像還沒有那麼多。」

女孩並不知道，那一年回到台灣的挑戰，即使是不畏冒險的她，也差點承接不住。

一個普通的台灣國中生

國中初回台灣，首先就被「我是誰」的焦慮絆住腳步。

《美國女孩》裡阮鳳儀的身影落在芳儀身上。電影跟隨芳儀以轉學生之姿走入課堂，在班上重逢兒時鄰居兼玩伴思婷，思婷看著作風洋派、日常使用英語流利的她，一時脫口而出：「妳真的是美國人欸！」少女無以回應，在學校裡按捺，只能回家把悶氣對著媽媽發洩：「被叫美國人的又不是妳。」

寫劇本時，阮鳳儀問妹妹剛回來台灣最介意的事，妹妹回答，那時候每個人都叫她「美國人」。彷彿緊箍咒，一遍又一遍地叫，這三字越發勒得痛，只能偶爾以「死台客」回擊。「美國人」對上「台客」，身份成了彼此攻擊的武器，心裡卻不明白為何而戰。

國中少女的眼裡還未有「身份認同」「國族認同」這樣複雜的字眼，只是懷抱著巨大的恐懼：我不要和別人不一樣。嘗試尋找自己能夠融入的分類，但國中生的世界裡，沒有一個位置是給「去美國之後又回來的台灣人」。

「我要嘛是這個、我要嘛是那個，那我到底是哪一個？因為我好像兩個都無法歸類，對這種『無法歸類』會覺得很、困、擾。」

更困擾的是，客觀陳述裡，她確實就是「從美國回來的人」，似乎也無從反駁。大人聽在耳裡，只覺得小孩有嘴無心，「他又不是叫你笨蛋，或是神經病，那這樣有什麼好介意的？」

走到哪都能感受到「妳跟我們不一樣」的眼光。只能掙扎中摸索，她用國中三年的時間，耗盡力氣重新適應台灣的教育體制，尤其當時插班進音樂班，等於誤入資優生大集合的班級，同學們五點放學後還要趕著上補習班，自己出了校門卻無所事事，像個異類。

收起美國夢的挫敗，好好讀書。這是十三歲的阮鳳儀，當年唯一能做的事：變成一個普通的台灣國中生。

只能是我自己

高一那年，爸媽突然給她一記回馬槍：「其實妳要回美國可以啊。」

簡直像在開玩笑，「我想說我花了這麼多力氣考上高中，我才不要咧！好奸詐，超奸詐的。」

她說自己在國三那年就已經認命了，「我覺得我人生的很多決定，都是在很多限制和很多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去做最好的選擇。」

在電影裡，那個體認到「回不去了」的瞬間，是當芳儀終於找到那間她不斷搜尋的馬場，空無一人的馬廄裡她想辦法為馬套上韁繩，一遍一遍以當時在美國的愛馬的名字呼喚牠，那是她急切渴望觸及的他方美國。

阮鳳儀說，自己從小屬馬又愛馬，後來移民美國時，母女三人住在奧勒岡州，鄉下地方隨處有機會親身接近馬，騎在馬背上，感受到自由的風包裹身體，那是她最珍重的美國回憶。拍攝時她翻出自己珍藏的物件，家人送的、自己買的，都是馬的身影。

電影裡，白馬抗拒芳儀，彷彿切斷她和美國的假想聯結，粗重的喘息化成耳邊低迴的咒語：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好不容易適應了台灣高中生活的阮鳳儀，一直要到成年，才憑著自己的意志與能力「回去」了。沒想到在研究所，那個曾經好想回去的地方，她再次成為外國人。「他們就不會覺得我是美國人，無論我已經講了多少次，而且我英文講得完全沒有口音，大家還是會覺得，喔所以小時候有住過美國。」

命運讓她成為永遠的他者，因此學會釋然：「可能是一種化悲憤為力量？也不是說我很驕傲、我就是跟大家不一樣，但是這種一直以他者身份成長的文化背景，會讓我既不追求要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本來就很不一樣了不用追求——也不會去追求想要跟別人一樣，因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人永遠都在放大差異，但我們本來都是很灰色的，接受這種狀態，就不太是一個問題。現在對於我現在被叫什麼標籤，我都會覺得，那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不能阻止別人這樣子去評價，可是我也不會讓他去影響我。」

不可能成為某一種別人，那只能是我自己。

我想要前進，媽媽卻在後退

電影聚焦的國中時期，也是阮鳳儀與媽媽爭吵最劇烈的時間。她在學校裡努力，回到家裡卻日日火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妹妹對她說，「妳可不可以、求求妳一天不要跟媽媽吵架。」

我問她都在吵什麼？她說什麼都吵，為吵而吵。

當年把爭吵歸類為青春期的憤怒與躁動，長大後嘗試梳理衝突從何而來，箭頭遙指 2003 年所發生的一切。那一年，罹癌的媽媽帶著兩姊妹從美國回到台灣，回不去的美國、無法聯絡的朋友、爸媽無休止的爭吵、不理解自己的媽媽⋯⋯，她受夠不停地失去，想要前進，但所身處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後退。

而當中將她推向臨界邊緣的，是媽媽的疾病。家族裡有癌症病史，加上很小的時候阮媽媽就罹患乳癌，從小成長的渴望與死亡的陰影相生相伴，眼看媽媽一天天失去健康也失去生命，她過早地意識到成長的反面即是失去。「會更早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吧，死亡才是最重要的，在很小的時候，就覺得時間不夠用。」

電影中她借母親角色莉莉的口一遍又一遍重複對死亡的恐懼，如果媽媽死了、有一天媽媽不在了，她與永遠覺得自己只能再活兩三年的母親同住，也像與看不見的死亡共活；轉過頭，妹妹芳安小聲問姊姊，「Is mommy going to die?」

恐懼是母親也是女兒，母親的恐懼滿溢愛的重量，卻同時絆住家庭，女兒面對恐懼不知所措，只能以憤怒抵抗。

阮鳳儀說，寫劇本時回過頭思考，媽媽的這些話何以對她影響至深，想來還是因為太在意了。「從『她真的好煩、真的好煩』知道她對你有多重要，以及生氣她竟然對我這麼重要。因為在意所以困擾，以及很生氣自己為什麼這麼在意、她講的這麼一句話，為什麼我會這麼困擾！」

疾病一點一點浸潤日常，媽媽的一切也是。

有一陣子風行生機飲食，於是全家每天早餐先來一杯精力湯，那個味道至今回想依舊嫌棄。長大後她說想拍電影，媽媽只說：拍片壓力大，容易得癌症。這是媽媽的關心和擔憂，卻一舉一動都讓癌症掐著脖子，她因而忍不住反駁：「我坐辦公室壓力也很大啊，這樣我也覺得我會得癌症。反正做什麼壓力都很大都會得癌症，那我就做我喜歡的事好了。」

第一次面臨死別，卻是她像第二個媽媽一樣的小姑姑，樂觀如天使一般的人，三四年前罹患大腸癌，一下子就走了。

「這其實對我影響很深，對我媽媽也影響很深。」誰會先走誰會留下既然無法設想，那為什麼要讓疾病把大家都困在原地？

在癌症腐蝕家庭之際，同一年的 SARS 也成為整個台灣揮之不去的噩夢，個人與時代的疾病各為經緯，相交於這個懸崖邊緣的家庭。早在劇本創作時就設定戲劇的高潮必須是妹妹的隔離，SARS 因而成了最完美的背景時空：「我覺得寫實劇就是要內憂外患都具足，內憂就是家裡的疾病問題、文化衝突問題，然後外患就是 SARS。」

相比起電影裡，妹妹被隔離後全家人的情緒被拉扯至極限，最後終於斷線，然而在現實裡，SARS 殺死生活安靜無形，細潤無聲。一生都近距離與死亡肉搏的媽媽，面對妹妹被隔離卻異常冷靜，好像她要處理的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威脅，只是一件讓人困擾的麻煩事。阮鳳儀不懂始終被疾病困住的媽媽，何以能夠平穩。

「我有問過我媽，那妹妹被隔離的時候妳是不是有偷偷痛哭，但我不知道？我媽說光是處理很繁瑣的東西就已經弄不完了，擔心妹妹要怎麼辦、衣服怎麼辦，哪有時間痛哭。」

另一個美國女孩

申請美國電影學院時，阮媽媽抱怨學費太貴，每天在心裡偷偷禱告：拜託拜託，女兒最好不要考上。

到美國純粹是為了學電影，但潛意識裡不免懷抱離家的衝動，媽媽或許讀到女兒隱而不言的心思，才想繼續留她在身邊。

而相隔十年，阮鳳儀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重回美國生活，租房子、考駕照、保險，大小瑣事全都得自己來，忍不住回頭想起當年剛移民的景況，兩段美國記憶相互疊加，從中望見的是媽媽的身影。

「光是一邊處理這些事情一邊上研究所，我就覺得崩潰了！然後想說天啊，我媽怎麼敢帶著兩個小孩——我念研究所還可以下課，但是她有兩個小孩是不能下班的！我覺得這讓我對於父母當年決定把我們帶去的同理心增強很多，以及作為一個成年人，在美國生活有多麼地不容易。」

變成一個成年人，似乎更能懂得當年的「大人」。

那時候的她覺得自己已經懂得。但在準備《美國女孩》的拍攝時，才發現頭腦可以理解的，情感未必能夠跟上。寫劇本時一度煎熬，自覺無法真正同理筆下媽媽的角色，現實中堵塞已久的母女怨懟無法疏通，劇本也就被堵在那裡。先前拍《姊姊》時同樣經歷卡關階段，因而開啟了第一次的心理諮商，如今她決定再一次求助諮商。

頭兩次諮商後，阮鳳儀突發奇想帶著媽媽一起家庭諮商，本來不願意的媽媽心裡念著「女兒生病了」，才以陪伴的心情加入。母女諮商結束後，諮商師說，關鍵人物是爸爸耶，他怎麼缺席了呢？於是再下一回，三人齊聚諮商室，毫無意外地演變成八點檔修羅場：父女唇槍舌劍互鬥，阮媽媽則在一旁哽咽崩潰（搭配阮鳳儀同樣八點檔等級的模仿）：「你們竟然這樣子講我⋯⋯我不行、我太受傷了。」

哭著講著，媽媽竟然逃離現場，阮鳳儀見狀大喊：「回來啊！現在不就是妳講話的機會！」

「我覺得我媽在某種程度上，是很不去面對自己的人。可是我又很希望她搞清楚，所以會一直逼問她，妳為什麼要這樣做，一直刺激她，問一些她不想回答、不想面對的問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兩個衝突的來源吧。」

媽媽不回答，她也不知道媽媽到底在想什麼，糾結的情感未解，直到林嘉欣讓她看見電影裡的「另一個美國女孩」。

「嘉欣很快就知道芳儀和媽媽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芳儀的倔氣是莉莉的倔氣，她的脾氣是莉莉的脾氣。沒有莉莉就沒有芳儀。」

芳儀用憤怒反抗媽媽，而在林嘉欣詮釋下的莉莉一樣理直氣壯。同為母親，也曾有過多元文化的生活經驗，她打從心底理解莉莉在每一個當下作的決定，因此演來更多了來自另一位母親的認同和憐惜。「她（林嘉欣）知道莉莉也有美國夢，所以她會去探索，那莉莉作為一個失敗的美國夢，她怎麼去面對它。」

在林嘉欣的表演中，阮鳳儀看見一個鏡像的美國女孩——那個抱著美國夢、想像著在美國好好生活，面對疾病卻只能敗逃的美國女孩，是自己也是媽媽。

那個瞬間，兩個美國女孩的身影合而為一。

台灣女孩、美國女孩和法國男孩

「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這段台詞化用自電影《淑女鳥》，阮鳳儀自言寫劇本時看遍所有家庭倫理電影，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淑女鳥》。是致敬更是巧合，兩個美國女孩的 2003 年都在天主教學校裡度過，她們共有緊張對立的母女關係；芳儀所在的台灣正面臨 SARS 危機，而淑女鳥身處的美國則因美伊戰爭而陷入動盪。

「我覺得《淑女鳥》裡有一件事讓我很感同身受，就是她對於來自沙加緬度這件事情很介意，她覺得自己很土。我那時候也會啊，覺得新店就是台北『縣』，或是在美國時是住在鄉下——我想要更好的，但這不是更好的，就是怎麼樣都覺得自己 deserve better。在《淑女鳥》裡，她就是想住更大的房子，然後我覺得對於『自己家人的不夠好』，我也很有共鳴。」

覺得自己值得更好，所以她總想擺脫那些向後拖住她的力量，為了去到更好的地方，於是繼續前進。

「我覺得《淑女鳥》對我是一個完美示範，怎麼又講母女又講家庭又講時代。」但阮鳳儀一開始就知道，《美國女孩》並不是一部《淑女鳥》的鏡像電影，比起《淑女鳥》的喜劇化風格，《美國女孩》必須碰觸更為嚴肅的疾病和死亡主題，表演方式自然不能以幽默為基。

「然後另外一個是，《淑女鳥》的媽媽其實非常地善於表達，也很毒舌，所以它的對白極度精采。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家庭，或是很多華人家庭，其實是有苦說不出，他們的問題是在於不善表達。」

忙於工作忙於生活，在這個家庭裡，他們只做不說。「我回去問過我爸，欸 2003 年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呀？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爸就說，他每天都在工作，他完全不記得那個時候的事情。我媽媽也是，她就覺得是一個很痛苦的時段。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只是要想著要怎麼把貸款還完、要怎麼讓我們好好上學、下一餐在哪裡。家裡他只是想著空間太小、需要換房子、怎麼換？」

是這樣一種被生活壓扁的狀態，哪裡還有空間留給彼此。

Greta Gerwig 在《淑女鳥》之後，又以《她們》描繪出寫實又迷人的女性群像，阮鳳儀開始大量接觸電影後，時常為了這樣的視野吸引。她一直記得大學在沈曉茵老師的電影課上，因 Maya Deren 的短片《迷惘的午後》而著迷，第一次意識到「這真的是一個女生才拍得出來的東西」。

「我不覺得這是說性別決定了創作能量，很多男導演把女生拍得很好，女導演把男生拍得很好。我覺得應該是說，我們的性別讓我們在這個社會切入的觀點不一樣、看家庭的方式不一樣，所以拍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這不代表「只拍女性的故事」，而是在意敘事的陰性氣質。

一如《美國女孩》裡的爸爸，好像也少了點爸爸常見那麼陽剛的形象。面對久別的女兒，他用溫情懷抱：買芳儀最想要的腳踏車和梳妝檯、接送還不適應學校的她上學，甚至當女兒替他染了一頭大便色頭髮，他也只是開懷大笑⋯⋯阮鳳儀說，「我自己也在想『這是女性的嗎？』，後來我想很久，我覺得應該是一種陰性。」

另一部充滿意外巧合的電影，則是談論青少年成長陣痛的經典之作《四百擊》。

「我劇本寫到卡住，然後再回去看《四百擊》的劇本，就發現好多元素很像。」

法國男孩被老師打也被媽媽打、住在小小的老公寓裡，每晚得聽媽媽的話下樓倒垃圾。法國男孩在學校學詩，而美國女孩回到台灣的第一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下《木蘭詩》。甚至在電影的最後，他們都逃出家裡，跑到離得很遠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女孩版的《四百擊》。」

《四百擊》的結尾，法國男孩回過頭，還在向外跑；而美國女孩最終跑下樓，迎接隔離返家的妹妹——

大門打開，歡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