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好難，也想再靠近一點：想和爸爸一起看的 4 部電影

上次跟爸爸一起看電影是什麼時候？

看電影這件事說來神奇：一人去看才算看電影，一人以上就算社交。尤其當我們主動邀請另一個人一起看一部電影時，其中自然存在幽微的目的性——端看電影內容，從剖白、訴苦、品味展示到洩憤都有可能，但無非是想讓坐在旁邊的人，與自己靠近一點點。

與爸爸一起看電影，就必然與爸爸靠近一點點。然而也是那一點點讓我們頭痛——誰知道那個我們愛過恨過的爸爸，在看完電影後是會轉身離開？還是繼續沉默？或願意多說一點？

與爸爸看電影，看的也是一份與爸爸看電影的回憶。在我小時候，半夜發現爸爸沒有來陪我睡覺，那他必定在客廳看長片，這時我就會跑去找他、陪他一起看，我們也因此一起經歷了好多部電影。只是這件事在我與爸爸分床睡後終止，關係也漸漸疏冷。已經不再與爸爸看電影的如今，我想我們依然是惦記、是奢望的：如果能因為跟爸爸一起看完某部電影，因而敲碎兩人之間的刺與尖角，那大概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

儘管是那麼難。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舉辦「我最愛的臺灣電影：劇情長片」票選，所謂最愛，多半也參雜回憶的尺度。在長大以後，要怎麼再次開啟與爸爸的電影記憶？票選中「全家人一起看」的分類票選片單，或許提供了一些參考。BIOS monthly 從片單中揀選 4 部，你應該跟爸爸一起看（但真的好難）的電影 ——

《我這樣過了一生》：爸爸的不堪與羞恥

不敢跟爸爸一起看的電影不外乎三種：要嘛有性，要嘛有政治，要嘛有家庭。

性自然不用說，政治就得看爸爸跟你的立場站得多遠，而家庭是最危險的——畢竟一部好看的、關於家庭的電影，通常也拍進了那些家人之間不堪的、羞恥的部份。而要和爸爸一起目睹那些不堪之後，還能若無其事地過下去，真的好難。

張毅《我這樣過了一生》從一位外省女子桂美的視角出發，剪輯她的一生。一生這個詞聽起來廣袤，但桂美的一生，都被迫發生在家庭：從她年輕時嫁給有孩子的永年，為讓家庭擺脫貧困而去日本發展，一直到她衰老臥床，也只剩子女陪伴身邊。桂美獻身家庭，似乎都不曾為自己決定過什麼。

電影裡的父親永年，之於家庭，帶來了種種生活的劫難：他好賭、被解僱而導致家計受到威脅，甚至偷了桂美的錢去賭博，被責備時就申辯：之所以賭博，那都是為了讓妻兒過上更好的日子。有次颱風天，家裡淹了大水，當桂美與孩子只能擠在其中一張漂浮水上、有如孤島般的桌子，努力捱過這晚，永年卻不在場——甚至在外頭跟別的女人過夜。

桂美曾提出離婚，但為了孩子，為了剛在臺北開好的餐廳，仍與永年勉強維持著婚姻。至此我們明白，原來標題裡的「這樣」是這樣：一段已經碎掉、但硬是用膠帶黏在一起的關係。堪用，但是很醜，很醜還是得過下去——所謂家庭，所謂一生，都是如此。

總是在想，這樣易於引發 PTSD 的電影，是否只能限定幸福美滿的家庭一起觀看？

《悲情城市》：父與子的流離

跟爸爸一起看《悲情城市》到底是什麼體驗？大概是這份片單中最難猜的。對於成長在不同世代的爸爸，我們總是難以確定、感同身受對方的政治光譜及立場，一起看一部二二八的電影，像是電腦亂數隨機抽選，而且有極高機率，抽中的是不歡而散。

《悲情城市》的故事也從家庭開展：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那天，林家長子林文雄與外妾盼來一個兒子林光明。隨之帶出林家一共四位兄弟的背景：老二被日本人徵召為軍醫、下落不明；老三被日本人徵召到上海，擔任翻譯官；老四則從小失聰，經營相館維生。

後來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但等來的並非更文明的生活，而是暴亂與絕望。比如老三林文良因捲入與國民黨掛勾的「上海幫」糾紛，被人以漢奸之名逮補，後來文雄好不容易付了一大筆錢，把文良從獄中撈回來——然而，回來的也已經是身心都被酷刑摧殘、無法正常生活的文良。

電影推進林家的故事，人物的殘缺反映著時局的顛沛。《悲情城市》還有一位父親，便是老四文清，原本生活質樸的他，也曾被捕入獄，在他聽不見的槍聲裡過活，出獄後他帶出了獄友們的血書，交還給他們的親屬。後來文清結了婚，生下阿謙，電影最淒美的一幕定格在，文清一家三口獲知自己即將被清剿時，回到了照相館，在準備好的壁紙前，拍下最後一張合影。

有時何其慶幸，慶幸我們並未出生在那樣的時代，否則我們或許也沒有能與爸爸並坐、好好看一部電影的時刻。

看《悲情城市》內心還是帶著一股身為臺灣人的義務心，與爸爸一起看更是如此，我們的爸爸——無論他站在怎麼樣的立場——無疑是比我們更靠近那段歷史的人，若能聽他談論那段歷史，樂觀來看也是一件可貴的事。二二八、白色恐怖在許多家庭中或許被視為禁忌話題，我們開不了的這個口，不妨就讓《悲情城市》替我們開吧。

 《囍宴》：同志兒女的（非）出櫃範本

聽說每個想出櫃的男同志，都曾有邀請爸爸一起看 《囍宴》的衝動。

故事講述留駐美國、與男友賽門感情穩定的高偉同，為了矇混前來美國逼婚的父母，與來自上海的顧威威假結婚，陰錯陽差下卻在美國辦成了喜宴，一切隨之難以收拾。

然而《囍宴》的劇情本身並非一個好的出櫃範本：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下，被迫假結婚的男同志高偉同與畫家威威，發生了性關係，威威甚至懷上了高偉同的小孩——這使得高偉同的美籍男友賽門一怒之下，在高家團聚的餐桌上發火，本以為長輩們聽不懂英文，便肆意開罵，沒想到一旁通曉英文的高父什麼都懂了。

什麼都懂了，但什麼都不說——李安善於捕捉這份沉默，他本人也在婚宴的一場戲上，客串登場，說出點明整部電影、乃至整個父親三部曲的台詞：「你正見識到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傳統儒家思想的矛盾之處在於：既期盼能子孫滿堂，然而面對延續香火所必要的「性」，卻視其為骯髒、不可見光、必須隔著一層厚棉被才允許完成的行徑。家庭與性之間的弔詭處在此水落石出。

故事最後，高爸高媽都知道了兒子的同志身份，卻選擇不說，壓抑底下是沸騰的價值觀碰撞。儘管以同志或家庭電影而言，這樣的題材放在今日有些老氣了，但那份父母對於子女過重的期待、以及現實與期待之間的斷層，仍是每個家庭都躲不掉的課題。

當然，除了 《囍宴》外，父親三部曲的另外兩部《推手》、《飲食男女》也屬於這份片單中的上上選：無論是《推手》老父親體認到自己成為後代累贅時的狼狽，《飲食男女》放諸今日仍適用的情愛關係思辨，螢幕前的爸爸跟我們，也彷彿在用這些電影互探、暗示，為彼此的猜疑對答案。題外話，三部曲的三位父親都由郎雄飾演，郎雄大概也成了一代人心中的螢幕父親吧。

 《美國女孩》：關於媽媽，更關於爸爸

父親節，和爸爸一起看一部關於媽媽的電影。《美國女孩》取材自導演童年，從母親罹癌回臺治療後，芳儀與芳安姐妹倆被迫中斷美國生活、重新融入臺灣社會，背景設定在 SARS 橫行的 2003 年，也呼應起前年電影上映時籠罩臺灣的新冠疫情。

電影裡最令人垂憐的，是一個因病而失去力量的母親形象。媽媽莉莉是自厭、自棄的，電影前段就定調了這樣的基底：每當家中出現「死」這個詞，儘管只是玩笑話，都會引起莉莉的反感；莉莉也認為自己多餘、是負擔，她請芳儀擦背時說：「反正媽媽可能也活不久。」——芳儀便也在種種情緒了起了反抗心：「妳一天到晚就只會說妳要死」，也在演講比賽的備稿中寫下對媽媽的恨：「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然而在《美國女孩》裡除了一位生病的母親，也有一位蹲在樓梯口哭泣的父親。跟爸爸一起看《美國女孩》，當然也不只是「和爸爸一起看一部關於媽媽的電影」——《美國女孩》殘忍地揭穿另一種家庭的假面：被大家認定的好爸爸，或許並沒有那麼好。爸爸和女兒之間的陌生距離，沒辦法被兩三個月一次的親密相處掩蓋。

面對臥病的妻子，爸爸宗輝必須連同莉莉的責任一起扛下。然而宗輝本就沒有跟去美國、長期在中國打拼，對女兒的認識自然不如莉莉，不曉得女兒已經過了「會想去動物園」的年紀；不曉得芳安最討厭番茄醬、硬是在炒飯裡加了一堆。宗輝的遲慢也顯露在他對家屋的態度：莉莉讓他處理屋頂的鳥，他說：「不過幾隻鳥，大驚小怪」；芳儀問為何連不上網？他只回了句：「老公寓就是這樣。」

一如莉莉與朋友自嘲：「要是我真的躺下去還得了。」

宗輝處理事情時總是帶著大而化之、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甚至能解讀出一份自欺：企圖以賺錢、養家的堂皇藉口，拒絕思考妻子生病、孩子需要照料的現實。《美國女孩》裡無論父母還是孩子，其實都是無力的。被無力感所包覆，芳儀與芳安的相處模式，其實也正往宗輝與莉莉的相處模式靠攏。

姊妹倆洗碗時，芳安問芳儀：「媽媽會死嗎？」——當下的芳儀內心也是恐慌的，卻採取了和父親類似的態度，說了句：「她不會死啦。」儘管沒有人能確定。從中我們看見，無論芳儀還是宗輝，當人們逼自己成熟、扮演一個照顧者時，逞強因而脆弱的模樣。

《美國女孩》將家庭的裂痕，以安靜而張力的鏡頭給裸露出來。尤其電影最後，宗輝對芳儀施暴的一幕，更確定了《美國女孩》不會是一部，看完後有辦法好好說聲父親節快樂的電影。

 

小時候覺得跟爸爸一起看電影好難，是因為看不懂；長大後覺得跟爸爸一起看電影好難，是因為看太懂。

然而無論好的、壞的、尷尬或悠哉的，這些回憶仍形塑了爸爸、形塑了我們、形塑了爸爸與我們。影視聽中心舉辦「我最愛的臺灣電影：劇情長片」票選無非也是讓我們有機會，撈取一份儘管被種種因素註解了許多額外的情緒、但我們仍珍惜無比的初心 —— 就讓我們一起選出心中的那部與爸爸的記憶吧！

▍「我最愛的臺灣電影：劇情長片」票選活動
活動時間：2023.07.31-08.28
活動資訊：https://bit.ly/3OIX5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