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電影的顆粒感,那只是個形容詞──李屏賓談《少年吔,安啦!》修復中的影像視角

很多人說電影的顆粒感,那只是個形容詞──李屏賓談《少年吔,安啦!》修復中的影像視角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8.07.2022

今年七月,被時光封鎖三十年的電影《少年吔,安啦!》終於修復完成,再一次重回影廳。接下修復重任時,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找來了台灣電影的「福祿壽」三尊——其中廖慶松和杜篤之分別是當年電影的剪接師和錄音師,而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則是參與過幾次修復作業、《少年吔,安啦!》監製侯孝賢「侯家班」一員的攝影師李屏賓。

從新電影時期開始,李屏賓的鏡頭幾乎像是台灣電影的門面,成了許多西方影人對於這座遠方海島的第一印象。影迷們習慣以「光影詩人」稱呼他,當中有一份對藝術家的遙望,但他自知有時更需要兼顧「品管」角色,從底片到數位攝影,嚴格把控影像美學,近年來也參與《海上花》《花樣年華》的修復,仔細守護每一幀親手拍下的畫面。

找回老電影的新樣子

2019 年,義大利波隆那的電影修復中心和日本松竹合作修復《海上花》,當時李屏賓也參與了後期的調光指導。修復完成,他彷彿重新認識了這部電影。

「調完光之後,我對我自己太驚豔了!」經過數位還原的影像,滿滿都是當年珍貴的創作手痕,「好多我當初放在裡面的小細節,當時在不同的戲院、不同的放映機,都無法呈現這些內容,但是數位居然把所有那些消失了幾十年、那些美的東西,那些對戲劇有幫助、有意義的小細節——都呈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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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劇照

在過往的年代,每一次的底片拍攝都是冒險,在實際沖印之前,幾乎無法預測鏡頭捕捉到的成果,若非經過修復的調光還原,他自己也早已遺忘原貌。

每一回電影載體的改變,連帶也讓觀眾的觀影習慣隨之轉向。對李屏賓而言,電影修復的意義,正是讓當代的觀眾以最新的放映方式重新感受電影魅力,如果因為觀影上的水土不服而錯過好的電影,未免太過可惜。如果能透過修復讓細節得以展現,更是意義重大。

2021 年 12 月 1 日,《少年吔,安啦!》修復完成初次放映驗收,那天李屏賓也被邀請到現場,同場的還有參與影片第一次調光的剪接師廖慶松、指導音效的錄音師杜篤之,以及當年的攝影師張惠恭。驗收完畢,照例問了一輪現場幾位主創團隊的感想,大家各自客氣,很好很好,不錯不錯,只有倪重華小聲問他:「賓哥你覺得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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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 日驗收當日,杜篤之(左起)、廖慶松、張惠恭、倪重華、李屏賓合影(照片提供:褚明仁)

其實,他一直是期待數位修復能讓電影更貼近新的觀眾的——若以這樣的觀點,初驗收的成品對李屏賓而言,還有更「新」的可能。同在現場驗收的倪重華也有類似感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片子修復出來,當場只覺得,沒有什麼感覺,就好像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看這部影片一樣。」

作為文物典藏單位,影視聽中心對於修復倫理的遵守力求嚴謹,通常會盡可能以最接近現存素材的樣貌作為修復目標。相較之下,李屏賓則更樂意追求電影的新生命——「只要不動到創作的原貌,我們可以讓影像更現代感、更有競爭力、更能夠讓現代的觀眾接受。」

他解釋,許多年輕的修復師初次與經典電影相遇時,影像已非最初的面貌,而是已經歷多年老化的狀態,因而才會把「將舊片修復成舊片」當作目標:「如果照他們看到的影像去修復,那個電影就還是一個老電影,是一個舊的樣貌。」以他參與修復的經驗,最期望的還是如何透過數位技術,將有了歲月痕跡的舊片,還原到最初上映時「新」的狀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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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均說:「修復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回復原始的樣子。」電影原始的樣子,除了被保存在底片中,也好好地安放在當年電影創作者的記憶裡。
 

底片與數位,兩邊最好的樣子

初次驗收時,廖慶松欣見修復版本中「還原了 film 的粒子」,但從攝影師的影像美學出發,李屏賓卻對膠卷中避免不了的顆粒懷抱複雜心情:「我以前拍片的時候,因為用光很少,常常擔心會有粒子、覺得這個粒子會影響畫面的質感。粒子產生是因為感光不足,並不是底片應該有的現象,但是為了追求真實的光影,也只能容忍粒子的存在。」

李屏賓基本上同意要尊重膠卷裡的原始顆粒,但另一方面也思考,若是完全呈現原始影像中、因當時拍攝限制而產生的過強顆粒,即便能吸引到憶當年的老影迷和不畏挑戰的深度影癡,有時反而讓看慣了數位清晰的年輕觀眾望而卻步。

既要保留創作原貌,又要延續電影的新世代傳承,李屏賓因而向修復小組提議,讓電影更貼近數位時代的觀看習慣——儘管他對於底片膠卷有著最深厚的感情。

「我是個喜愛底片的攝影師,一輩子都用底片。我一直等到數位可以取代底片的百分之七、八十以後,我才改用數位。」

進入 2010 年代以後,全世界的拍片趨勢大多已轉為數位拍攝,唯獨李屏賓像個眷戀時代的異類——2012 年,他前往法國拍攝吉爾布都(Gilles Bourdos)導演的《印象雷諾瓦》(Renoir),彼時的法國電影工業剛剛轉投數位懷抱,不僅底片沖印廠接連退場,連底片調光的手藝都瀕臨失傳,團隊只好找來被辭退的底片調光師,用老手藝延續電影生命。

那一年的《印象雷諾瓦》,是法國最後一部用底片調光的電影。2012 和 2013 年,李屏賓接連拍了《刺客聶隱娘》和《長江圖》,也分別是台灣和中國最後一部使用底片拍攝的電影,在那之後他轉投數位,35 釐米的底片成為絕響,句點由他親手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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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聶隱娘》劇照(劇照提供:中影)

進入數位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回過頭緬懷底片,有時甚至會想辦法在畫面中補上顆粒,為電影敷抹上舊時代的朦朧美。但作為最後的底片擁護者,李屏賓即使清楚底片特有的美感,卻也從不刻意追求。

「很多人說粒子就是『電影感』,其實只是個形容詞,並不是真的讓顆粒呈現在影像上。我從那個年代的攝影師做到現在,我一輩子就是要減少顆粒。因為顆粒是無法克服的,你不必追求它也還是存在,所以只能嘗試減少。」

既然用了數位,李屏賓對底片告別乾脆,更多重心在思考,如何將數位的優勢發揮極致——「從底片到數位以後,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數位的優點,去表現以前底片表現不出來的呢?」

《海上花》的例子讓他更有感:「我覺得這就是數位,我們要利用美學。美是不斷往前去的,為什麼代代都有才人出,因為美學一直都在改變,美學沒有停下來。所以,我們不能故步自封在舊的世界。」

那一次的經驗,於是成了他日後參與修復的重要意念:「以前底片有很多缺點,大家都不知道。那我現在用數位,想的就是怎麼用數位的好,去補足底片的不足,讓兩邊都能表現最好的部份。

那也是我創造的

初次驗收過後幾週,修復小組再次邀請李屏賓、倪重華和褚明仁,直接進入調光室內指導調光。「我就說,你們把最不好調光的鏡頭拿出來試試看,我跟你們一起調光。」於是他直接坐在調光機的邊上,周圍七八位修復師依著指示操作,現場比對調光前後的差異。

「我讓他們做比較,在視覺上你們覺得哪一種是更合適、更有魅力,更接近影像最初的樣貌。

先前第一次調光時,修復小組以 Betacam 影帶作為調色參考,再加上原始底片顏色清晰漂亮,因此整體色調較為輕盈。李屏賓一幀一幀與修復小組一起調整,帶回了九〇鬱悶年代的台灣黑幫風景。

「賓哥覺得,這裡的顏色要非常非常地厚重有層次,倪桑也覺得他看第一個版本的時候,沒有感覺到那個時代的壓力。」見識過調光前後的差異,負責影片修復的影視聽中心膠卷修復組組長蔡孟均回頭翻出館藏的拷貝確認:「看拷貝片的沉重感,確實就像賓哥說的差不多。」

對於畫面氛圍的精準掌握,李屏賓解釋其來有自。拍攝《少年吔,安啦!》時,他雖然沒有實際參與,但多年來與侯孝賢共同養成的默契,早就讓他練成一身影像直覺。「雖然侯導是監製,但他在《少年安》裡影響非常大,那些黑和暗,黑中有黑、暗中有暗,都是那些年我跟他一起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這個缺什麼、多什麼少什麼。這是個直覺。」

這份直覺,是電影修復中最珍貴的指引。蔡孟均解釋:「不管我們修復師的經驗多麼充足,只要原創團隊可以參與,我們都盡量接納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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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吔,安啦!》修復版劇照(劇照提供: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這樣的交流也發生在其他細節的確認。像是第一次驗收當天,李屏賓看出部份畫面的景深不夠完美,但經驗豐富的他也明白,這未必是修復過程中的偶然造成的瑕疵。於是趁著攝影師張惠恭也在現場,和幾位主創團隊詢問了當年使用的攝影器材,最終確認:既然是拍攝當時就存在的不完美,那就是必須被保留的影片原貌。

創作裡的不完美,也是創作。

直到現在,李屏賓對於創作的想法,與修復的準則不謀而合:「不管是拍底片還是拍數位,所有的錯誤我都會留下來。因為那是我創作的過程,那就是我的。

電影不死

第二次調光過後不久,李屏賓就因為工作離開台灣,直到現在還沒能看過修復完成後的模樣。倒是一路在旁陪伴的倪重華,給了修復成果最真心的讚嘆:「怎麼會跟我前面看的完全不一樣!對我來講,好多細節終於呈現了。」

已經修復到目前最好的狀態,但對剛滿 30 歲的《少年吔,安啦!》來說,這不是電影的生命終點,只是其中的一站。

電影修復之必要,並不只是全因為電影本身老舊毀壞,更是在每一次的載體轉換時,讓影片能夠跟上新的放映設備,從而延續音像的生命。從 1895 年的《火車進站》開始算起,一百多年來電影已經停靠過膠片、DCP、錄影帶、VCD、DVD 和藍光各站,「那修復就是讓影片更適合現代人的觀影習慣,和現在放映設備的條件,以更符合當下媒體的適應度來做修正。」

李屏賓以參與過的《花樣年華》為例,先前美國標準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為了製作修復版的藍光影碟,就曾找上他擔任調光指導。至於 2021 年推出的 4K 數位修復版,則是邀請導演王家衛親自監修,影像處理上除了加入導演的創作意志,也因為放映載體的不同而有所調整。

我希望電影修復要一直跟上世代,一直讓電影保持最年輕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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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吔,安啦!》劇照(劇照攝影:蔡正泰)

努力讓電影不死,是因為他看過太多生命,因為電影而改變。

李屏賓回憶有一年,一位法國朋友剛好因為國際會議而來到台北,他撥了通電話給李屏賓相約晚餐,順道提起有位新加坡的友人想親自和他打聲招呼。當晚初次見面,來自新加坡的新朋友對他說,「李先生,謝謝你們拍了一個電影叫《戀戀風塵》。」

那是他一輩子難忘的時刻,「他說他小時候住在新加坡的鄉下,當時人生是沒有希望的。但是《戀戀風塵》給了他很大的鼓勵,對他來說,他今天之所以能夠走到這個地方,都是因為電影對他人生的衝擊和改變。」

「那一次我深深感受到,一部電影能夠感動一個人、能夠改變一個人,那這個電影就是很成功的。」

只要還有新的觀眾走進戲院,三十年後的《少年吔,安啦!》脈搏還能繼續跳動。只是當電影開始播放,如何把人留在影廳裡——那就是電影修復要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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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陳劭任
撰稿陳劭任
圖片提供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褚明仁
封面劇照攝影蔡正泰
責任編輯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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