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痛需要時間消化，旁觀的迷惘也是──#MeToo 裡的「平凡人」視角

W 說，那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朋友。

收到訊息的前一天，W 才到好友家作客，愉快且親密。隔日，他們的一名共同好友卻傳來訊息，說四年前她曾經被這名朋友騷擾，那次的騷擾留給她很大的陰影。訊息裡附上一份判決書，表明受害者不只有她。

「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些日子以來，這樣的不知所措，或許我們都不陌生。

#MeToo 期間，暗處的陳年傷口與罪惡翻上檯面，輿論譁然。那些眾人關注的事件，往往傷痕痛感明確，揭發出鮮明惡意。一起經歷著的我們，可能不是發聲或被指認的任一方，但許多模糊的感受在體內滾動，猶豫、疲勞、害怕⋯⋯難以排解。

我們試著與這些迷霧相處——這可能不會是一篇教導人們該如何參與 #MeToo 的指南，而是記錄身在迷霧中的困惑、徬徨。他們的故事揭露：路還很長，我們不急著現在就要對答案。

你可能犯錯了，我仍然關心你

W ，好友的名字，出現在性騷擾案件的判決書

有跡可循。因為很熟，W 知道好友的許多慣性，包含男女關係的價值觀。「有些觀念和行為，我不認同，但過往沒有到犯罪的程度。他知道我不支持，但我也沒有想要極力阻止。」

但這次，W 想了好久。他焦慮地詢問其他共同好友的意見，一時半刻感覺自己沒有辦法面對這名朋友。

W 在心中沙盤推演了好幾次。他可以想見，當他探問，好友會呈現一套說詞，解釋行為。「那到時候我就會面臨，我是要相信他，還是告訴他——我不相信你。」不應該只有兩種對立面的選擇吧？W 給自己更多時間，醞釀一個適切的問候。

事件是錯的，但關心人的心，是真實存在的。

「現在講起來覺得好難過。你會看著很像是自己弟弟的人，正在做一些你無法認同的事。他的行為是錯誤的，這是很客觀的事實沒有問題。但我過不去的那一點，是他沒有辦法很誠實的面對自己，去認錯。我說的認錯，可能不是公開道歉，而是他有沒有真的看見自己，一直在做傷害別人的事，包含傷害自己的事。」

面對「犯錯的人」，質問、要求認錯，或是執起攻擊責罵的武器對待，似乎這樣才是正義的。但作為他們的親友，那份長年累積的信任該如何擺放？又該以什麼姿態出現，才可能在錯的面前保有溝通管道？

W 也想起，那名開口說自己被性騷擾的朋友。

「回想起來，她一定是鼓起了勇氣才跟我說的，我感覺到，她害怕我不相信她。我也很心疼，我就只是說：要好好照顧自己。」W 認為他後來的所作所為，很有可能讓這名女性朋友誤會他選邊站，或是不相信她。「這也是我要承擔的。」

但如果可以重來，W 說他會選擇用更明白的方式告訴她：「我相信妳。」

不只是多一件事

Y，跨國企業人資

Y 的公司是頗具規模的大型企業，負責接聽性騷擾申訴電話的只有一人。

那是隸屬人資部的員工關懷組組長的工作，從壓力大、想輕生、性騷擾申訴，所有感覺需要被關懷的人都是撥這支電話，組長的手機必須 24 小時暢通。

「但其實比較少人會打電話，也有 email 和紙本的實體投遞信箱⋯⋯大部份的人真的遇到問題，會去找他信任的 HR。」整組人資收到詢問的人，會統一回饋給員工關懷組組長，組長直接稟報人資主管，接著由人資主管定論性平委員的組成人員。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組長和人資長，都不是最認識申訴者的人，他們怎麼判斷要找誰當委員好？」

在〈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中提到有關委員組成，落於第七條提及：「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以及第九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但究竟如何判斷什麼人的參與是有助調查案件的？Y 說他也看不太懂。

參加過一場性平會的開會過程，Y 形容很像是車禍後被帶去做筆錄，雙方描述事發經過後散會。接下來會再開兩次會，一次讓委員們各自闡述想法跟建議，第三次就會落下判定。

如果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對這次的懲處不滿，可以再提一次申訴。但照 Y 的經驗，第二次的結果通常會跟第一次相同。

「因為，委員彼此知道彼此是誰。如果我是第二次的委員，我就會知道第一次是誰判的。這會影響我的判定⋯⋯況且，我也很害怕我會做錯決定啊！那如果前面已經有五、六個人覺得是那樣了，那就是那樣了吧？」

委員就是普通人，就像是坐在你身邊的同事那麼平凡，每個人都帶著自己對性別和傷害的觀點，在截然不同的基礎上，參與會議，做出決定。

「你說，我們有沒有在會議之前，給予一些資料讓委員可以有一個基礎去討論性騷擾。沒有，就我所知是沒有的。你可以想像，對這些委員而言，這場會議就是他們一天忙碌的幾十個會議裡面的一個。對很多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離『性騷擾』最近的一次。我覺得就算是一個再厲害的主管，沒有事先可以了解的資源，進到這個委員會裡也很難有作為。」

Y 說，他感覺到參與性平會的大家都很困擾。「那份困擾，不一定是覺得：嗄好麻煩喔！那份困擾，裡面有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啊。」

Y 認為申訴流程需要更多強制性，「不要讓委員覺得，這是一件『多出來的事』，而是應該要做好的事吧。」

Y 幾個月前離職了，問他，如果還在公司裡，現在看到這個流程的不合理，會想要提出改變嗎？

他沉思了一陣子。

「不是不可能。可是不容易。大家都很忙，就連人資部我的同事們每個人都很忙。⋯⋯我相信，如果有人提出要更改制度，一定會有人覺得這就是沒事找事幹——即便，大家都知道這是對的事喔！」

「我一個小職員，很難叫同事多做點事⋯⋯那我壓力會很大啊。」Y 的結論是，得當大家對於性騷擾的重視程度拉齊水平，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時，改變才會被授權、合法且正當的發生。

不需要匿名的那天

黑編，匿名交流社團「黑特劇場」小編／版主

黑特小編說，最早他以為黑特劇場是可以沒有顧忌說出看戲心得的地方，後來發現，除了看到爛戲外，一切與劇場相關的負能量好像都需要一個出口。

從許傑輝事件為燃點，戲曲學院李老師的連環爆，到躍演演員爭議，黑特劇場也像是表演藝術圈的 #MeToo 第一現場——或說是因為各種考量沒有要「現身」者的容聲之處。

在此之前，作為一個匿名社群，爆料或控訴並不罕見。但黑編感受到這次風波裡，網路輿論的力量變得更大更兇猛，「而且這是一把兩面刃，砍向加害者的同時也可能砍傷受害者。」

當 #MeToo 文在黑特劇場出現，他更小心觀察，「有人反對匿名 #MeToo，有人支持發聲，我認為意見存在正反是好的，有助於大家深入思考目前的社會現況，也加強了我支持這個運動的決心。」

「黑特劇場只是個平台，沒有判斷是非的能力與權力，也不認為這裡能夠伸張所有正義，因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正義。

只能期許所有人還有我自己，都能保有理性、理智、尊重該尊重的人，也尊重自己，然後一些該下地獄的，都可以下去。」——黑特小編，於 6 月 13 日 發文

黑特劇場的匿名機制，是後台黑編也不會知道發文者是誰。也因此，他無法給予發文者任何的建議或介入。例如許傑輝課程受害者的第二篇發文，後段這樣寫道：

「⋯⋯目前出面指證的受害者，我們都曾表明發聲意圖並非落井下石，造成許傑輝先生就此被封殺，消失在螢光幕前，更非希望因此造成許被換角。許傑輝先生在該劇中的演出成績有目共睹，眾所周知，他所詮釋的一哥角色賦予了該角色生命，換角對製作團隊以及其他演員並不公平。」

匿名受害者發出非典型言論，且某種程度上理性地支持加害者另一面向的貢獻，黑編當下覺得這會引來很多攻擊，「但我想她應該有心理準備了。」因此，他依然選擇發文，「我想他們鼓起勇氣寫出來了，如果我自己刪減或是選擇不發，那可能會是另一種傷害。」

發出後下面搭起一座 90 樓的留言，有支持鼓勵，也不乏有：「要血流成河的也是你，現在又要 love and peace？打完人再說人家也有優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等質疑聲浪。

在此則貼文後，黑編也決定不再發出許傑輝事件的相關文章。

匿名的發文，引來實際的發聲，許傑輝事件從第一篇黑特劇場匿名爆料後，其他曾在課程中感覺不適的學員也紛紛浮現，許傑輝也自稱退出演藝圈。

不再發相關文，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情落幕了，而是因為已明朗地往公開討論邁進，黑編明白表示：「匿名的黑特劇場能處理的只有事情初期的階段，我希望關於這件事接下來的發展，能夠更公開地討論，相信有在關注的大家都有發現，整個環境還有更多需要好好對話的人。」

作為平台管理者，黑編在判斷中並非都是果決，他也有不安。「我是倚靠著文字給我的感受，去分辨哪些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控訴，哪些是單純的謾罵。但老實說，後面開始有一些文章，我的感覺告訴我，那是不實指控時，我其實很徬徨——」

黑編很清楚，只要有匿名 #MeToo 被證實是抹黑的案例出現，除了對被指控人造成名譽受損與傷害，對整個 #MeToo 運動都會是不可逆的損傷。「對我來說，每發一篇 MeToo 文，都是一種壓力。」

在這波議論中，「匿名」的爭論再次浮出。

黑編形容，匿名黑特就像是一處模糊地帶，亦黑亦白亦正亦邪。他並不以好、壞來看待這個匿名平台。「匿名只是一種機制、一種手段，利弊的產生決定在使用的人身上⋯⋯我希望透過匿名，讓這裡充斥著不同的思想與價值觀。」

曾經，黑編認為一個人要堅守自己的價值觀跟行為準則，但管理這個匿名社群越久，他越發認為理解不同的觀點是重要的。「即便反對，也要去理解才能明白自己為什麼反對，或是透過別的看法來修正自己對事物的認知。」

「我其實希望同理匿名跟反對匿名的人，都可以再深入去了解對方的看法。如果整個社會，或是不同職場圈子裡面，所有人都可以更柔軟地去聆聽受傷的聲音，那他們也就不再需要匿名了。」

如果能夠真正理解

他剾洗（​​khau-sé）下屬說一個月才見老公一次，那要很珍惜晚上的時光耶——然後被申訴了。

Y 說，這名被申訴的主管很驚嚇。他可能此生都沒想做自己會和性騷擾沾上邊。

「他學歷有多高啊，然後跟我說不知道這樣說會讓女生不舒服？」 

在 Y 知道的公司裡性騷擾申訴中，性別意識落差導致的踰矩行為或過度追求的比例非常高。「我們員工工作屬性是一群人會長時間、密集的相處，一起工作、吃飯——感情自然會好。」但是誰想要好，誰不想要，沒人開口，申訴就有機會發生。

他聽過好幾則申訴，都是主管每天幫下屬準備早餐。「我忍不住會想說，好吧，你不喜歡他幫你買早餐，你為什麼不說？那作主管的人，你有沒有一點辨識人家狀態的能力？」

曾經有一段時間公司頻繁地接獲性騷擾申訴，Y 被指派任務，要求要針對性騷擾事件再進行宣導推廣。

「我本來以為我會做出很嚴肅的教案，但後來我發現不行，如果你告訴他們太多『不行』，他們會很害怕；後來我變成鼓勵，鼓勵他們如何和同事表達友善，要做什麼行為之前，鼓勵大家先問問看⋯⋯然後偷渡一點點：『嘿～勾肩搭背也可能是性騷擾喔！』這樣的小提醒。」

寄出教材後，反應很好，Y 更加確定了同事們普遍對性別意識，正在初認識的階段。

「其實我去看那些被申訴的人，他們自己都滿痛苦的。我看過一個幫別人買早餐被申訴的經理，他哭了耶，他說他真的不知道這樣會造成騷擾，他說他好想要補償⋯⋯」

集體創傷裡，每一個獨立的你

全芯創傷復原中心：諮商心理師黃怡禎、徐藝溶，社工師鄭玉蓮、林芮璿

從原來平均一個月一到兩件諮詢，增加到現在一週兩件以上。

怡禎分享，全芯創傷修復中心主要服務早年性創傷案件，但在這一波 #MeToo 中，因應不同層次的案量需求劇增，增加了接收性騷擾當事人電話諮詢的途徑，「我們也想要為這一波多做點什麼。」

多做點什麼，迎來的是幾乎六倍的案量。打開電視，又是 #MeToo 新聞時，怡禎說他們的反應和一般人沒有不同，「我看電視看到誰被爆出來，我會大喊：怎麼會這樣啊，旁邊的人也會對啊對啊對啊——地附和我。」第一線的專業者也同樣在波動中走著震撼、失落與安頓的歷程。

同時，她們也能感覺到群眾間，有一種疲乏開始浮出，「有人會開始麻木，覺得有完沒完，到底什麼時候要好起來？——這反映了我們其實對於『傷痛是需要時間去消化的』這件事，很難接受。」藝溶指出在集體的憤怒、震驚之後，會有一股「趕快好起來了吧」的聲音被推出來，但她們都知道沒辦法趕快。怡禎說，不只是當事人，「每個人能夠去調節落差的適應力、速度是不一樣的。」

「現在這種恐慌、不安全感、無法控制的感覺，是集體性的，這有點像一個國家在戰亂——或說我們全體在經歷原本不去看的一些東西被翻攪到檯面上時，那種失控與落空⋯⋯這個感覺有點像是社會上的集體性創傷。」

怡禎建議，在這個當下，人們要建構一張屬於自己的安全網。

「可以尋找同一個領域，或是有一定熟識度的人，尋找可能跟你有類似感受的人，然後大家一起失落，甚至一起哀悼，哀悼跟這個人的關係不一樣了。」關係改變了，看到醜陋了，我們都覺得很不安全，而這件事情很正常。光是這樣，人就有機會一起得到力量。

集體創傷的複雜，也在於雖然籠罩在同一個大型陰影之下，但我們都有不同細微感受。就算是針對同一事件，怡禎說，依據不同的時空情境與關係，每個人也都有自己詮釋這件事、以及詮釋自己狀態的權利。

因此，比起「受害者」或「倖存者」，全芯的夥伴們習慣說「當事人」。

「當事人就是，有經歷過這個事件。但是不是受害、有沒有倖存，是他自己去擺放自己的位置。不交由其他人說。」而他們亦稱「加害者」為「相對人」。

怡禎理解「倖存者」像是一種以名詞推行的社會運動，希望可以翻轉受害者的弱勢感，「但每一個人在走創傷療癒時，他對自己的認知，是因人而異的。」她也遇過個案說：「我沒有受害，我只是想要講講而已。」也有：「我沒有倖存啊，我還好苦。」

「我們沒辦法用一個詞，去統稱所有有經驗的人，是什麼。」

藝溶解釋，人在面對搖擺、未定的狀況時，都會很本能地想要定義自己的經驗，而諮商師能做的，就是陪伴他走他心裡的地圖。也因為是他的地圖，只有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如果他的位置是別人塞給他的，他會很不舒服。」尤其當性長期被污名化，要強迫一個人被稱為受害者，那讓人恐慌。

她們認為， #MeToo 是需要充分準備的。

怡禎在讀網路上的自我揭露文時，大約可以透過當事人提供的資訊和狀態描述，知道這一個人有沒有準備好。「所謂的準備好，是可以讀到，當事人知道自己跟相對人的關係狀態，知道自己的需求，知道說出來之後要付出的代價和後果。同時，我也希望看到在當事人背後有支持系統出現——因為這真的絕對不是一個人可以獨自做到的。」

回頭看在社群上，許多人像是伸張正義，希望當事人都可以站出來喊「MeToo」，這實然有其危險。

當我們看著錯誤

那相對人呢？那些被指控的，以及他們身邊的親友，例如 W。

「其實相對人的親友，他們面臨一夕之間長年的信任跟愛就瓦解了。內在強烈的衝突和糾結下，很多人會選擇不相信。」

作為相對人的親友，也會經歷震撼、失落，下一階段可能是猶豫這段關係是否要重新建立，如果要建立關係，首先可能會面臨外界的質疑，「好像你繼續跟相對人做朋友，你就是在幫他說話。」怡禎說會有這樣的反應，是人在辨別敵友的本能，無可厚非。但也有一種修復不是選邊站這麼絕對。

「我知道他做錯了，我接受他犯了一個錯，然後我們在這個『錯』之上建立新的關係——這叫做『同理』。我想要去同理他，不代表我同意他的行為。」

藝溶說這份同理不容易，可以慢慢來。「做為親友，對相對人的情緒、對當事人的愧疚，自己的搖擺，感覺自己想要站在哪個位置去關心相對人⋯⋯從擺盪，到終於找到一個定位，它其實也需要時間。」

起初，W 確實也決定給自己一段時間。但還在確認姿態時，宇宙卻安排他和好友巧遇。那個當下他發現，自己想做的不是斷開，而是修復。

W 直接地告訴好友他知情了。也像 W 預知的劇本，好友急著解釋，「我直接跟他說，我很關心你。我最在意的其實是——你有沒有真的回去看，你為什麼會一直面對這類的事情？那才是我真正想要聊的。」

那次巧遇匆匆分別。回家後，W 傳了一段訊息給好友，再次表達：他願意陪他去看見自己。他們約好，今年年底前會約見面，好好聊這件事。

給彼此一點時間，再去認識，重新看待這一段關係。怡禎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速度跟節奏，中間的混亂都很正常，不用急著很快找到定義或方法。包含你感覺自己想要偏袒相對人，是因為人的感情是真的。不需要過份責怪自己，但也不要因為這份情感，而遮蔽了原本應該看見的錯。」

看著錯誤，就連身邊親友都覺得困難，更不用說，做出錯事的那個人。怡禎說，「到目前為止，在檯面上我們都還沒有看到一個成熟的相對人案例。」

揭露後，要嘛是對做出此行為的自己進行自我砍殺，或徹底否認，或是憤怒地覺得「我錯了，但我就該死？」相對人的認錯，不管是被迫或是自願，都還處在模糊不清的階段。「相對人自己要能夠跟『做了這件事的自己』產生對話的能力。但我覺得，在社會氛圍下，相對人的路很艱辛。因為我們基本上不允許他去修復跟自己的關係。」

芮璿指出，「我們的社會沒有陪伴人走認錯這條路的功能。即使他知道自己做錯了，但一個人要怎麼面對自己帶給別人傷害的事實？其實是從來沒有學習過的。」好像在認錯之後，只剩下懲罰。

「但懲罰其實是帶來羞愧，羞愧就是讓一個人無地自容。他並不會真的去理解自己做了什麼。」就像大家成長過程中，那種被羞愧淹沒的體罰經驗，把羞愧跟錯連結，真的有助於人再去看清楚行為的來源嗎？

「一個人做出壞的事是事實，可是到底這個行為如何形成，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被了解的空間。」

心，就是這麼重

「性騷擾案件看到最後，其實最缺乏的是情感教育。」藝溶分享有太多相對人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或是「我沒有覺得我有對他造成傷害」。

芮璿認為這次的 #MeToo，讓社會全體一起看到人們在情感教育上的匱乏。「情感教育包含你如何跟人相處，怎麼重視自己的感覺，在乎別人的感覺——很多人其實是分不清楚自己的感覺的，那又怎麼希望他去分辨別人的感覺？進而尊重別人的感覺？」

從情感教育的缺乏看 #MeToo，似乎可以突破性別二元對立的框架，讓每個人近身觀看自己，或觀看身而為人的整體性中，本來就存在「情感」被如何擺放的重要議題。但在現有的社會文化裡，一個專業、要扛責任、要展現威權的人，不被允許讓外界看到情感流動。「情感出現，會被貼上情緒化、感情用事等標籤，但這跟一個人可否正常與他人情感連結，其實是兩件事。」

當代社會裡，男性確實高於比例的握有比女性更高權力，因此男性的情感困境比例相對更高。怡禎認為男性並不是刻意去忽略或不去觸碰情感相關的問題，「那是因為他們在本身的文化裡，要去討論情感議題，威脅性太高了。」芮璿說男性的群體裡會有一種「集體性的男性團體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若表露情感，需要承擔不被了解，成為集體中少數的風險。

而情感教育裡還有一塊很重要的就是「性教育」。「慾望是人之常情，它應該要被討論，要被給予指示。就跟情感一樣，大家如果去掩蓋，那就會變成不能談。」不知道怎麼感覺別人的感覺，可是又好想靠近——最終演變成在混亂中侵踏界線的過程。

#MeToo 不是有喊有贏的特效藥，它更像是一個社會的集體創傷終於發炎、顯露，而療癒的路才正要開始。玉蓮認為，台灣這波 # MeToo 的發生不是偶然，它代表著這個社會準備好了。

「最基本的是，以前不可以談論的，現在可以談了。可以談，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要思索，我跟別人互動時，他會不會覺得不舒服——每個人要開始去建立這樣子的能力，而不是覺得沒關係。」

而有些國家在後 #MeToo 的時代，會有兩性互相厭惡、拉開距離的結果。芮璿觀察這一場 #MeToo 至此，後續要凝聚起一個氛圍和力量，而不是加速當事人、相對人的斷裂、對立，「當我們的社會停留在指責對錯的時候，並不會帶來理解與增加性別真正平等的機會⋯⋯」

作為接住當事人的社工師，芮璿也期盼這個社會能更核心地去看見，這些傷背後，是性別刻板印象對情感能力的限制，「而這是失衡的，當這個社會可以去看見失衡，才能重新找回平衡。」

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藝溶用一個情境來形容：

就像是《霍爾的移動城堡》中，霍爾重新把「心」置回身體時，他喊：「怎麼這麼重？」
藝溶說：「嗯，就是這麼重喔。」

這場運動裡，怡禎說她得到一股出乎預料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業工作者，我看到這一代人，展現一定的成熟度——不是每個人受了傷都只能待在地獄，他們有自己的資源，用自己的方法走過一些歷程。這讓我好感動，甚至成為我安頓自己的力量。」

案件量增大，但怡禎沒有覺得世界末日到來了，因為她看見，新世代的人們漸漸有了自己療傷，或幫助他人離開地獄的能力。

「我相信，不是被害者，一定還是可以找到自己能夠幫上忙的地方。

即便你發現自己真的只能旁觀這一切，但請記住自己現在對這些惡行的憤怒，不要遺忘，記住自己此刻想幫上忙卻無能為力的心情，總有一天，你會遇到伸出援手的機會，你的善良會是光，照亮那些身陷黑暗裡的絕望。」——黑特小編，於 6 月 23 日 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