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 ISSUE｜張亦絢・從基隆中學的高中生事件談「道歉的靈魂」
01.
出生於台南的田村志津枝（1944-）寫過一本很奇怪的書：《台灣人和日本人：基隆中學 F-man 事件》。這本書從一本已經名不見經傳的書籍《基隆五大奇案》起始，追索了所謂「五大奇案」中的其中一案「基隆中學台灣學生的台灣獨立運動」。
今天說起基隆中學，大家可能馬上會想到鍾浩東，但這個「事件」發生在 1942 年，與後來的白色恐怖事件沒有直接關係。作者拜訪了若干當事人，但「為了避免無謂的糾葛」，基隆中學學生都用了化名。根據作者走訪的結果，簡單來說，這是台灣高中生在畢業紀念簿上留言，或聚會聊天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被懷疑是秘密結社或有自由主義思想，最後導致日本特高逮捕人，「五個人始終被特高糾纏，在申請學校的內部審查資料上寫下了不利的紀錄，⋯⋯人生也被大大地扭曲了。」
由於調查時間是五十多年後，沒有太多正式紀錄，記憶「本體」有許多模糊不清。然而，透過記憶的殘影與蔓生的枝節，仍留下值得深思與玩味的段落。「鴨川向洪曉春道歉一節」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洪曉春雖然沒在被逮捕的五人之列，但住台北的他，家中來了四個日本特高警察搜查，事過多年後，仍覺恐怖。
1993 年，田村前往在愛知縣舉辦的基隆中學同學會時，碰到鴨川，他除了說出那時學生打架的諸事外，作者還轉述了下面這一段話：
在朋友相聚的時候，據說鴨川問過洪曉春。
「打人的人會忘記的，但被打的人大概還記著吧。我打你了嗎？」
當時，洪曉春回答說：「打了。」
後來，鴨川有禮貌地「跪在地上磕頭」道了歉。（p.68）
定格在此處，我們可能會因為其畫面感與戲劇性，認為這是「真誠道歉的名場面」——尤其道歉者不但主動尋求道歉契機，還對受害者表現出彷彿很乾脆、阿莎力的「你說了算」的態度——然而，對鴨川與相關人際網絡了解更深的田村志津枝，雖然沒有完全明說，對這段插曲的「真誠性」卻發出頗深的質疑。她認為，即使鴨川強調洪曉春「稱讚他（道歉）很了不起」，她都認為鴨川「⋯⋯也沒必要道歉。因為他現在仍斷言，宣揚自由的台灣人是『國家的敵人』，揍他們一點也不需要內疚。」（p.68-69）這裡的「沒必要道歉」是諷刺——田村認為鴨川的道歉是「偽道歉」。
思考一下「我沒錯，但我道歉」的邏輯，難道不是暗示收到道歉的人，獲得「額外、平白無故且有損公平正義」的事物？如此頻繁地將「道歉」偷換概念，在被「偽道歉」包圍下的我們，有時幾乎都要對「道歉」感到厭煩了。也就是說，本來具有「應當、有理由、恢復公平正義」內涵的道歉行為，變質為「致歉人」單方表達「施恩、優越與自誇美德」的機會，收到道歉者的處境應該可稱為「被倒打一耙吧」？——這是對「道歉」嚴重的「本末倒置」。
02.
寫下《納粹的孩子》的譚雅 · 克拉斯尼安斯基（Tania Crasnianski），引述奧許維茨集中營指揮官霍斯（Höss）的自傳《奧許維茨的指揮官如是說》：「就讓大眾繼續把我當成禽獸吧，隨他們把我當成殘忍的變態狂、殺害數百萬人的劊子手。對於前奧許維茨指揮官，老百姓不可能會有其他想法。他們永遠不會明白，我也有副好心腸⋯⋯。」——這本書我讀過不止一遍，但再看到這段話，我還是感到頭昏腦脹。
克拉斯尼安斯基引用相關研究，說霍斯「犯下的是我們既無法理解也無從解釋的絕對罪惡」。作者在回溯鄂蘭研究過，同樣「沒有悔意」的艾希曼時，說他的罪來自「放棄行使一切道德意識」。不那麼只針對納粹，朱蒂斯・巴特勒在《非暴力的力量》中，從另一個容易被當成普遍法則的運作著手分析，她指出，某些「我」，顯然「生活在一個很容易意識到『自我』存在的世界。當發現有些人的自我比起其他人的更值得捍衛，我們便以自衛之名合理化種種暴行⋯⋯」，「自我防衛的主張，往往成了掌權者的防衛盾，用來維繫力量、特權，以及其所假定與製造的不平等。」
——「不平等」是巴特勒論述的核心，也就是說，如果無能思考不平等，自我與自衛就會「彷彿是好的與道德的」，甚至「絕對必要的」——她接著說，「此處『自我』的運作方式可以與政權相比擬，在這個膨脹的自我中，囊括了在膚色、階級或特權上具有相似性的一群人，而在這個秩序中被標註為異類的主體／自我，則會因此遭到驅逐。」
巴特勒更進一步說，「假使我們往往認為自我防衛是為了因應外來攻擊，但那些享用特權的自我卻不需要透過這種刺激，即能劃清界線、排除他者。」在膨脹自我的心智中，就算是「想像出來的威脅」都「足以釋放暴力的本質」。這番闡述相當具有層次，在起始是「已將平等置於身後」的「自我政權」，接著我們俗稱「過份自我感覺良好」的自我，又特許可以壓制只是「想像出來的威脅」——換言之，終結於再次強化不平等。
我們可以用兩種方式探討「權勢」。在傳統政治學裡，判斷何者較有權勢，看得是在衝突時，哪一方更能貫徹己方的意志。在人際關係裡，則有句話說得十分貼切：「即使只是想要凌駕於一個孩子之上，都是政治的。」——這裡的「政治」，我們可以理解成「都在攫取權勢」。
如果問，為什麼有權勢的人很難道歉？答案其實不那麼複雜。很多所犯之罪本來就與權勢有關，除非其反省已到（膨脹）自我的核心——那麼根據「慣性」與「對實存與想像威脅的反應」都要回到攫取權勢的模式，要不是不道歉，要不就是「仍能攫取權勢」的假道歉。因為，道歉總是牽涉返還不當「所得」——償還在抽象或象徵意義上的「債」（儘管有時會以物質性如賠償金交付），「返還」就是反權勢、反對不公平。就是「再也不凌駕於任何人」。
在台灣的 #Metoo 事件中，有人問，為什麼文史哲、藝術或人文素養，對反性侵似乎沒起作用？
我的想法是，人們常常以為權勢只與職權或政黨政治中的地位有關，但民主多少對其設計了監督或更替的機制。反觀其他的領域，並不是沒有「出人頭地主義」，某些人對「膨脹自我」的依賴與上癮，也有跡可循。除了靠自律，卻不一定有「反對黨」存在。記得還有人發文勸，人們以後千萬不要與任何有「才子（女）」之名的人同車，否則會遇害——這是誇張了。「有能力」與「有權勢」也不能劃上等號。佛洛依德就觀察到，罪犯與孩童身上「彷彿不會受傷害的誇張自戀」，會對某些人形成「迷人的要素」——藝術家與一般人也會模仿這個部份——我想，對權勢「除魅」，比避開某類型的人更實際。
03.
中學時代，我常為同學代筆「悔過書」。事後回想，被要求「悔過」的，多半是在課堂上太多話、服儀不整——我的同學寫不出來，滿正常的。我也想不起來代筆的內容了。因為，那既不來自我內心，也不是「將自己代入同學的角色」，純粹是「順應訓導體系」。
我回想起同學被勒令寫「悔過書」的經驗——那時被深深責備的「犯規」，很少具有必須嚴肅以待的道德內容。——相對來說，對人類犯下嚴重罪行的當事人，留下的卻多是「不悔過書」——把道歉比做植物，那裡似乎連種子也沒有⋯⋯。
那麼，是否應劃出「非道歉區」？對於超過某個限度的大罪，乾脆放棄思考或討論道歉的必要性？確實有人認為，罪行太超過了，我們無法處理它——然而，問題又來了。沒有悔過心，意思是「如果重來，我的行為還會一樣」——這也是若干納粹戰犯明確表示的。我的同學沒有「悔過心」，意思是她還會偷燙頭髮，戰犯沒悔過，意思是「不存在遏止大屠殺的想法與意願」——我的同學一直燙頭髮，不會傷害任何人，大屠殺則不然。
如果這樣，也就意味著大屠殺不會過去。
所以，即使是像希望在貧脊地上長出青草，放棄「極端罪行者悔過」的可能，不再在乎道不道歉。——這種「放棄」也具有「殘酷性」：讓殺人者永遠是殺人者，強暴者永遠是強暴者。——這樣的世界簡單、方便、排除不確定——然而，這也是一個比較不抱希望的世界。
04.
德希達就寬恕的主題寫了一整本書。其中有個最基本且有力的概念，就是「除非有不可寬恕的事物，否則沒有寬恕的必要」。至於我們稱為「原諒」的，通常就是「可原諒的」。而我們脫口就會說「對不起」或「不好意思」的事，踩到別人的腳、碰翻水——既不具惡意，也動用不到「道德判斷」——我們常答以「沒事」或「不用（道歉）」——寬恕、原諒與拍謝——在最底層通常稱為禮貌的，影響的只是互動的流暢性。在第一層則是通常會激起「泯滅人性」這種感想的罪，具有最複雜的道德挑戰。其他則置於兩者之間。我認為不應該放棄對「最困難道歉」的討論，儘管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它太似緣木求魚——但如果良性的改變，總是朝著「日漸不殘酷」發展，即使我們「不知如何可成真」，還是要「保留可能性」。
05.
田村對鴨川道歉不滿，是因為她看出「沒有靈魂的道歉」。
那麼，道歉如何有靈魂？
一，是道歉者的內涵不會因為道歉對象在場與否變來變去。道歉不會是這時對被性騷擾的人說「抱歉」，回頭又和其他人說性騷擾是不嚴重的事。道歉，應該像古人說的一生相伴，「劍在人在，劍亡人亡」，不是拖鞋穿穿脫脫。
二，是「道歉」要像真懂三角定理一樣，能自己說明為什麼「打人不對」（殺人、強暴不對），而非「不看小抄就說不出所以然」或「說出別的錯的東西」。
鴨川通不過這兩個標準。洪曉春不知，但田村知——田村對「道歉靈魂」的尋求、追究與挑剔，預示了後來社會風潮中的幾件事：道歉的公共化——我們不任受害者單獨面對加害者，錯過併肩，後勤仍在。道歉的深刻化——不任加害者爛成永遠，因為只要一人不成長，社會就停止成長——要求道歉，即要求成長。我們不該強制道歉就像不該強制成長——但應該移除任何逆成長的因子。我們提醒、研究且堅持：把人當人看，就是相信，人會成長。人會更好地道歉，且道歉得更好。
【張亦絢】
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著有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以上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2019年 Openbook 年度好書）；推理評論《晚間娛樂》等。專欄「我討厭過的大人們」獲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經選為 2000 年後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之一，獲頒「二十一世紀上昇星座」榮譽。近作為《感情百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