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五加一種提問，無數種女性主義的可能——《女女女女女》

作者張敦智

日期17.04.2017

導演黃洛瑤在演後座談說：「我們都希望活在一個不需要女性主義的世界，當弱勢不存在，我們就不需一個額外的『主義』來為它發聲。」在這個意義上，《女女女女女》可視為一連串對權利處境深刻的提問。五位女子各代表一種生活方式：大姐的照顧、二姐的戰鬥、三姐的自寵、四姐的放鬆、五妹的沈默；五種個性以姐妹關係被捆綁起來，共存在一個空間裡，變成五道息息相關的問題：誰最能接近「理想中」的女性主義？

這個核心提問成為劇情發展的主軸。離家在外的父親透過書信往來，持續影響家中的五姊妹的行動。劇情提升點發生於第二封來信，爸爸決定與Veronica結婚，希望五姊妹能好好歡迎。信末的強調使二姐開始戰戰兢兢，爸爸說：「Veronica 是一名女性主義者。」此刻知識概念被導入日常，人對概念的理解，此刻在優先順序上提升到人際互動前面。二姐因此買來一本二手女性主義說明書，希望大家在 Veronica 抵達前讀熟。

戲劇接下來以喜鬧節奏，切換至概念徹底宰治人類的世界觀。女性主義在格言與填空題之間穿梭，但戲劇同時不斷從內在湧出對僵化思考的突破。說明書以制式形式引導讀者理解封閉的女性主義，但當詮釋權回到五女身上，生活場景與經驗卻不斷進行解放與破壞。考題被以更自我、「錯誤」的方式答出，這是喜劇的成立基礎：當答案先以固定型式被想像，生活的豐富意義在此前便被屏蔽。因此五姊妹的創意作答，每一次都反覆突顯考題的不足。這樣的解放形式在知識與概念不斷增加的社會裡，成為令觀眾鬆一口氣的笑話。這也是戲劇內在自我對抗的過程，作品藉此形式不斷提醒自己：所有斷言跟展示，必須與完整的生命息息相關。

比起其餘四姐姐，劇本以更長而持續的方式塑造五妹形象。在深夜苦讀並與大姐對談的戲中，她放起媽媽先前遺留下來的海邊錄音帶，想憑著海浪聲去尋找母親。這段她與大姐間的辯論，幾乎等同於全劇核心：「海浪聲都一樣啦，怎麼可能找得到？」「一定有什麼不一樣吧？」「有的話媽媽也離開了。而且，她是自己離開的。」對從未見過母親的五妹而言，海是理解媽媽的唯一線索、對她全部的想像。大海與個人在此建立起緊密且必要的關係。當四位姊姊不斷為 Veronica 歡迎會籌備、爭吵，五妹幾乎從未參與其中。沈默的她不斷讀書、入夢、與聽海，生活前進在 1：1 的吸收知識與同理他人當中。

然而不同理解進路並不存在絕對的優劣關係。矛盾與衝突的表象下，存在緊密且強烈的互助。故事末大姐再不能忍受二姐的任性與苛責，因此準備離家的片段，劇情看似回到易卜生以降那種熟悉的寫實主義悲劇，但實則大姐忍辱負重照顧妹妹、以及因之而來對她們的恨與不諒解，精準隱喻了劇本不同理解進路的關係。愛莫能助的本質是愛，但愛莫能助迎來的卻是恨與悲傷。所有情緒來自已經看見對方的可能性，但卻因性格與方法而無法達成。

如果將此關係扣回作品主題：如何更完整、全面地接近女性主義，那麼五姊妹關係便在此展露出內在深刻意涵。她們代表五種社會形象，但卻不是五種完全對立、陌生的存在，甚至不需由陌生開始建立起情感，因為彼此的理解與共存性，原先便深刻地存在於本質中。傳統悲劇以性格鋪墊愛與衝突的矛盾，被嫁接至五種思考間的關係與內涵。悲劇意義得到擴張式的理解，不同價值觀在相同時空的共存關係，得到立體且豐富的詮釋。

這樣的詮釋，便是五女之外，屬於導演的第六種提問。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背後包含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議題。使進步不帶傷害，使祈禱沒有實質或情感上的犧牲。此種提問方式與態度，使《女女女女女》價值不可被低估。答案的留白成為戲與觀眾的接口，如果五種生活方式能帶來五種不同理解，那每一觀眾都必定能再帶來一種，戲在完整意義上讓渡出空間，試圖更完整接納來自觀眾包羅萬象的思考。

全劇一片翠綠的舞台被大姐所珍愛的植物包圍，空間從開場起，建立出奮力、且安靜生長的氛圍，與大姐妥協又呵護的本質形成呼應。四位妹妹在大姐的庇蔭下，其實得到了更好的生活，而代表全戲範圍的舞台空間，從容、堅定而貫徹始終的生長狀態，使大姐對待妹妹的方式，也成為作品對現實的態度。在爭執相對容易的社會，如果劇中父親擺在信末的女性主義是一種強調，那麼戲末五妹走進夢中之海的場景，也成為《女女女女女》的提醒：對海的詮釋以及對他者的詮釋，同樣有無限想像空間。家族斷代史以大姐的包容起，以五妹的傾聽終，中間夾帶各種不同生活形式，使理解方式不斷擴大。代表知識的 Veronica 跟代表生命的母親最後沒有現身，五個主角加上導演，示範出六種理解此兩二存在的過程。行動本身不曾、也不會抵達終點，因為當欲理解的對象處於動態，理解必定是一持續不斷的實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