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著想像的大象，踏實流浪——專訪《親愛的大笨象》導演陳敬音

2013 年，華語影壇被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席捲；此片不僅在坎城贏得金攝影機獎，金馬最佳劇情、最佳新導演也入袋。2017 年，同樣來自新加坡的陳敬音（Kirsten Tan）所編導的《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受邀在日舞影展國際劇情片項目的開幕夜播映，並贏得評審特別獎最佳編劇，是第一個在日舞獲獎的新加坡人，連總理李顯龍也發文說了聲 Well-done。此片由陳哲藝監製，看似承襲「新加坡之光」的光環，卻脫離一般閱聽眾自《小孩不笨》以降對新加坡電影的想像，並不刻意彰顯新加坡社會之現實，反倒是有些魔幻的公路電影。

劇情描述功成名就的建築師塔納遭逢中年危機，不受剛上任的第二代年輕老闆青睞、和妻子之間也隔著鴻溝，求愛只得一句「你很臭」。某天在路上遇到一隻大象，覺得他就是自己童年玩伴「Pop Aye」，開心感動之餘將其買下，卻雙雙被妻子趕出門，只好一同踏上往家鄉的路，徒步走回鄉下，沿路有各種奇遇。化約來說，《親愛的大笨象》的關鍵字有三：中年失意大叔、大象、公路。不過看此般追憶往事如煙、描述中年男性困境的劇情，一開始沒想到編導陳敬音才三十六，這是她首部劇情長片。

自己的流浪，讓公路電影成為必然

失意大叔和大象稍後再論，但公路電影卻是陳敬音從自己生命歷程中理解之必然。陳敬音說：「公路旅行對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吸引力⋯⋯每到一個地方要安頓下來，我就開始緊張。『路』無論在字面和象徵意義上都和我的生命密切相關，以至於我覺得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勢必得是一部公路電影。」

陳敬音出生在新加坡的華裔家庭，先是和千千萬萬《小孩不笨》中的孩子們一樣，依照父母期待完成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的學業，才終於進入義安理工學院（Ngee Ann Polytechnic）修習影音製作。畢業後，她因獎學金計畫前往韓國全州，再以清邁為基地在泰國各地待了兩年，曾在街頭賣衣服，四處流浪。直到要認真面對電影，她卻自覺無法回家：「新加坡電影工業不夠強，身為一個年輕女性導演，新加坡沒有我的位置。」憑著前幾部短片作品，她前往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

說起紐約，陳敬音突然變得有些靦腆：「去紐約，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我靈魂中浪漫的一部分。」她說紐約很「sexy」。紐約這個全球最大都市誘惑著她，但同樣是亞洲大都市的新加坡「沒有她的位置」，讓她寧願在泰國鄉間流浪；這一切似乎揉雜出她對當代社會裡常見的主題「逃離都市」的複雜心緒。我問起主角塔納一開場前幾句台詞「曼谷會接受你，也會將你吐出來」，她說，在路上發生的事是最好寫的，只要自己腦中來場冒險就很有趣，對她來說甚至算是抒發，但城市出現的理由卻不同：「公路讓我走進這個故事。但為了給流浪的路意義、為它設下前後框架，為它創造開始和結束，即使城市不是我寫這個故事的理由，還是需要城市。」說到底，電影中的公路是必然，但沒有日日熟習、困著她的城市，這個故事無法成立。這是場終得回到常規的流浪。

細數《親愛的大笨象》的旅程，也算是場大流浪：最初在柏林影展 Talents 工作坊發展劇本，得到坎城創投，在泰國以泰國演員、劇組拍攝。陳敬音為了這部長片的努力，儼然是新一代國際導演要尋找的那條活路，也像是她自己難以歸鄉的流浪之路。即使可以回去了：「我很害怕回頭看，因為我知道新加坡已經變了。我不在的這段期間，祖父母去世、家裡養的狗也走了。」這種恐懼，出現在終於歸返老家的主角塔納身上，不分年齡、性別、職業，迷路的孩子回望，總是對自己有著強烈的質疑。

務實地打造真實，以追求超現實

聊了公路電影，我們聊大象。在泰國時，陳敬音拍攝了一支短片《Sink》，有關海中央一個浴缸。當他們在海邊拍攝時，看到一群男孩在幫大象洗澡。那個畫面太難忘，讓陳敬音一直想著得寫些什麼。於是，大象成為片中第一個浮現的角色，也是最吸引觀眾的元素；有了大象，一切都魔幻了起來。

拍攝過程加入動物一向冒險，為了這隻大象，預算一度飆升（牠到處吃和破壞），但這是陳敬音為了心中的「超現實」所付出的代價：「為什麼是大象？因為在泰國那是有可能發生、但又同時讓人覺得有點荒謬、不真實的事。」她強調：「我最喜歡真實生活裡那些合理的怪事。」

《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劇照。

《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劇照。

寫好劇本、選好角之後，她去和大象生活了三個禮拜，觀察牠們吃睡，再重新修改劇本：「我一開始也有自己對人、象相處的想像，他們之間會如何連結等等⋯⋯但在那段時間的相處，才真正有了領悟。」她對真實有種執著：「我想確保那些大象的反應都是真實的。我覺得，如果所有的真（realness）都被保留下來，牠們真正的（true）性格就會浮現，比我想著要如何去呈現某種特質更真誠（honest）也真實（authentic）。」

一連幾個強調「真」的形容詞連珠似噴發，我問她，是為了要追求心中的「超現實」，才努力重現「現實」嗎？她立刻回答：「我不喜歡為了魔幻而魔幻。最超現實的事就在現實生活中。當所有人都沒有預期但事件卻發生，那才是最有力道的。」她說喜歡賈樟柯寫實中那一點點浮起的不真實，喜歡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Etger Karat）超現實中的重量。

說到這份對真實的執著，我想到前面聊紐約的她：「全世界的人都到紐約來追夢，電影人、舞者、作家⋯⋯紐約就像是個大泡泡，在裡面，為了自己相信的事而活是很好的⋯⋯但生活了一陣子，它也可能成為一個太過虛幻的泡泡：在裡面你不在乎一切，也沒發現自己正在變老。即使到了五十歲，大家還是覺得自己二十好幾。」她所愛的城市在虛幻之間兀自豔麗，無法以同等的愛回報，於是陳敬音自覺小心謹慎，拿出務實抵擋：「我喜歡在新加坡和紐約之間來回，對我來說，新加坡就是世界上最不浪漫的地方（笑），極度實用主義，極度資本主義⋯⋯但我覺得一點務實是好的。」是指身為一個導演的特質嗎？她說：「不，是以身為一個人而言。」

想像力是一把槍

最後，來到中年男子。當陳敬音為台北電影節來台時，映後座談也有觀眾問道：「為什麼會以一個中年失意男子為主角？」人們預期年輕導演編劇去挖掘自身，說出創傷，轉化為第一部（常常也可能是最被稱讚的）作品的材料。陳敬音認真回答：「因為這樣很無聊。如果只寫自己，那我就只是我自己，只是一個三十歲女導演。身而為人，我們有的是想像力和同理心。」

寫作過程中，她也曾需要說服自己：「剛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自問，為什麼不用女性主角？但我回望電影史，我想到那些男性導演，他們什麼都寫，男性角色、女性角色、外星人⋯⋯」「身為一個產業中性別弱勢的導演，大家會期待你要為這個性別發聲，但這就是限制。我不該因為身為女性就被限制創作主題，而是想寫誰就寫誰。另外，我也覺得自己身為女性的觀點讓男性角色有了不一樣的色彩，這麼做絕對不是在否認自己的性別或什麼的。」

陳敬音以想像力自豪，直言不諱：「我覺得想像自己是另一個人一點也不難。」譬如片中塔納腋下微濕、求歡未果的尷尬，還有找到妻子情趣玩具當面對質的悲壯、以及後來旅途上與妓女的應對進退，都帶些洞徹的戲謔。她說，這些對塔納來說是個非常合理的問題：「你可以想像一個功成名就、權力中毒的男性，到六十歲開始被年輕一代取代的焦慮。這種雄性焦慮，透過性問題來表達是符合邏輯的。」隨後補上一句：「我絕對可以想像我爸的性生活啊，都讓我心靈創傷了。」（開玩笑的）

我想到訪問一開始，陳敬音在咖啡廳坐下，遞出名片，工作室名稱叫「A Girl and A Gun」。她笑笑說，典出高達一句：「要拍片，你只需要一個女孩和一把槍。」（All you need to make a film is a girl and a gun.）也有一說，說這句話是高達替電影巨人大衛・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Band of Outsiders》所寫的廣告詞。無論高達是為自己說、還是為格里菲斯所說；這句話沒說出口的，是那個理所當然的男性主角，只要以他為中心，有愛情、有衝突，就有電影。

現在，陳敬音自己當那女孩，想像力就是那把槍。至於在句中因為太理所當然而被忽略的主詞，要怎麼出現、會不會出現，由女孩和槍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