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編年|柏林影展:收納傷痛與自由,屬於所有人的影展

影展編年|柏林影展:收納傷痛與自由,屬於所有人的影展

作者影展編年
日期01.02.2018

[ 文|許藝齡 ]

冬天的柏林,陰天總是比晴天多,灰濛濛的天空、濕冷的天氣和街道,讓城市更顯得陰鬱和冷冽。而在每年二月所舉辦的柏林影展(德語:Internationale Filmfestspiele Berlin,又名為 Berlinale),這一年一度的文化及國際電影盛事,便會為這冷清的季節重新帶回許多人氣,讓這城市再度忙碌及熱鬧起來。

給所有人的影展

沒有坎城影展那般高姿態,只開放電影專業人士參加,柏林影展長期致力於和城市文化活動結合並增加與觀眾的互動,影展節目不僅開放觀眾觀影,影迷更有機會和劇組及明星們一同走上首映的紅地毯,每年超過 334,000 的售票數以及 500,000 戲院入場人數,使它被認為是最多一般觀眾參與的國際影展。

影展開始前,便可在城市裡隨處取得影展手冊,搶先一覽今年的入選影片,影展十幾天的映期間,不同的單元裡囊括了近 400 部屬於世界或是歐洲首映的影片,因此不管觀眾從類型、主題、地區或是長度做分類,都可以從中選出想看的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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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rlinale Palast 是競賽片的首映場地,重要宴會也在此舉行。
© 2006 Berlinale|Photo by Andreas Teich.

此時也可以嗅到影迷蠢蠢欲動的氣息,不僅網路上出現搶票教戰守則,影迷們彼此也會討論如何分工搶票,有人守在電腦前等待票開賣那一刻按下滑鼠左鍵,更有影迷不畏寒風帶著睡袋到現場售票口排隊,在台灣國際影展及大型演唱會搶票過的觀眾或聽眾對這場景或許都不覺得陌生。

影展與一座城市

柏林沒有歐洲城市般昂貴的物價,也常被稱為最不像首都的一個首都,沒有巴黎的傲嬌、羅馬的古典抑或是倫敦的自豪,但卻有沉重的歷史傷痕與政治包袱。柏林影展,也緊緊繫著這個城市的命運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九成的柏林成為廢墟,硬體的重建工作雖然已經開始,但柏林過往既有的文化能量仍難以振興。在這樣的狀態下,柏林渴望再度喚回國際間的注意及認可,希望以「世界自由之窗」的面貌重新問世,於是由電影歷史學家亞佛雷德鮑爾(Dr. Alfred Bauer)發起,加上政府與電影界聯手籌辦,在 1951 兩年以「西柏林國際影展」為名正式揭開序幕,由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蝴蝶夢》(Rebecca)做為開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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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影展第一年的海報。
© 1951 Berl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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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的影展海報,貼在冷戰時期東西德交界處。© 1954 Berlinale

當年第一屆的最佳影片是由德國評審評選出,在 1952 至1955 年間,這個屬於觀眾的影展,甚至讓一般觀眾票選出最佳影片,更顯出觀眾在柏林影展的代表性。1956 年柏林影展在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Producteurs de Films)認定下,與坎城影展及威尼斯影展並列為 A 類影展,此後獲獎名單才改由國際評審團決定。

柏林影展和柏林這個城市的形象密不可分,在柏林每個角落皆可看見高舉著雙手萌樣的熊雕像,便是這個城市的代表動物。影展的獎座也是使用熊,最高榮譽獎項金熊獎頒發給每年度最佳影片,銀熊獎則是表彰在影片中的個人成就,包含導演、演員、劇本、評審團大獎及傑出藝術成就獎等。李安導演分別以1993 年的《囍宴》及 1996 年的《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擒下了兩座金熊,也是目前唯一一位重複得到此項殊榮的導演。

柏林的自由精神:別失去你的勇氣

走入柏林影展目前的主展場所在地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這裡的歷史或許也說明了影展精神。它曾是歐洲最繁榮的街區,但二戰後幾乎被炸毀,在 1989 年以前,廣場被柏林圍牆以及幾百米寬的「死亡地帶」所隔離,而今成了德國最大的電影廣場,商業大樓、百貨公司等現代高樓林立。現在廣場上依然佇立著幾面柏林圍牆遺跡,訴說著過往的故事;廣場上來往的人群,不經意地穿梭在過去的東西柏林之間,這道戰爭及意識型態角力的疤痕,現今則成為了柏林人自由的象徵。

在柏林沒有所謂的主流樣板,每個人都可以自在地做自己,任何打扮、行為彷彿都不違和,走在柏林的街道上,除了德語外,有近五成的機率你會聽到人們用不同的語言交談著,城市如同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柏林圍牆上的塗鴉們一樣,是一個大調色盤,由不同國家、膚色、語言、種族、性別的人們所組成,不同的色彩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主張跟生活態度,而彼此又相互調和出新的顏色,新的議題、潮流和文化,在這個動態的大都會文化樞紐,構成了這城市的不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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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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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時,柏林影展邀請伊朗導演賈法潘納西擔任國際評審,但沒過多久他就被伊朗政府判服獄六年、禁止拍片二十年。世界各地展開抗議之時,柏林影展特別聲明他們會為潘納西保留他的評審之席,象徵對他的支持,並且特別在該年影展重映五部潘納西的作品。圖為柏林街道上,「潘納希在哪裡?」的告示,充分表達柏林影展的政治性。
© 2011 Berlinale|Photo by Alexander Janetz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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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賈法潘納西在被伊朗政府軟禁的狀態下執導的《計程人生》入選競賽片,但潘納西被限制出境、無法出席柏林影展。《計程人生》拿下金熊獎時,由姪女 Hana Saeidi(同時也有演出該片)代為出席領獎。
© 2015 Berlinale|Photo by Richard Hübner.

在這樣的歷史軌跡發展及城市氛圍下,柏林影展自開辦以來便有著強烈政治意圖及使命,藉由國際影展這樣一個媒體盛事及文化平台向全世界發聲。以  LGBTIQ、新移民、難民、種族、意識形態等多元的主題圍繞著影展,其大膽的選片更願意去挖掘不同類型,或是美學前衛及敘事手法新穎的影片,鼓勵新導演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導演。

這些特點藉由近年獲得金熊獎的影片也可見一斑,例如 2014 年中國導演刁亦男執導的犯罪劇情片《白日焰火》;2015年賈法潘納西(Jafar Panahi)被伊朗政府禁止拍片和軟禁下,偷拍並且偷渡出境的偽紀錄片《計程人生》(Taxi);或是2016 年吉安弗蘭科羅西( Gianfranco Rosi)拍攝義大利島嶼上難民的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

相較於其他影展,許多人會認為柏林影展「太冷僻」、「太政治」、「太硬」,甚至看片容易「踩雷」,但柏林影展藉由這樣的選片試圖反映及反思當前社會的樣貌,討論更多需要被關注的議題,觀眾可以跳脫既有的觀影經驗,重新和電影創作者對話,思考他們想傳達的訊息,最終連結到自身的經驗。這樣的一個平台,每個人都可以是獨立的個體,有各自的發聲權並自在的表述。

自柏林圍牆倒塌後近三十年,近年國際政治情勢卻走到混亂與緊繃的高峰,恐怖攻擊四起、英國脫歐、川普當選、難民潮、德國極端右派政黨 AFD 進入國會,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都走到末路,民粹主義及國族主義開始又成為政客操弄的工具,全球化夢碎,人們對於理想主義及現下的世界感到困惑與迷失。 2016 年聖誕節,一輛卡車直衝進柏林市中心的聖誕市集,造成 12 死 56 傷,在最歡樂的時節、最試圖表現包容的國度狠狠造成傷害。但兩個月的柏林影展,主席 Dieter Kosslick 在頒獎典禮後的致詞中是這樣說的:

「別失去你的勇氣,我們終將勝利。」
 Don't lose your courage; we will win.

或許主流社會逐漸向右傾斜,但柏林影展依然堅守著成立的信念和主張,為世界自由開一扇窗,並依舊保持希望。

【影展編年】
用影展過日子,也用影展編年記憶。那年搶先看的電影,一轉眼已出現在經典回顧,期間經過的歲月是無法被修復的觀影里程標本。電影濃縮人生,而影展濃縮電影;一場濃度超標的慶典,我們狂歡,我們興奮。當影展改變電影命運、改變我們青春,我們不只想知道電影的事,還想知道影展的事。

【撰稿|許藝齡】
暫居柏林,總是在旅行的路上,或是回家的路上。就這樣慢慢走著,走過了五大洲,還沒有越來越老練的態度,只有越來越大的啤酒肚,但不變的是,還想繼續旅行、繼續書寫、繼續看電影。

#影展 #電影 #柏林影展

BIOS 通訊,佛系電子報

撰稿許藝齡
圖片提供Berl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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