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編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走出地下，看見彩虹

［ 文｜許藝齡 ］

影展除了是電影藝術的最高殿堂，也是影片宣傳最有力的平台，透過得獎或是入選影展，都能讓影片在國際間獲得許多的曝光，也能讓原本缺乏宣傳資源的電影有機會到其他國家放映或是發行。每年二月各大傳媒盛事之一便是柏林影展（Berlinale），影展期間播映近四百部的影片，以主競賽單元（Wettbewerb／Competition）為中心，選出約 25 部競賽片角逐代表最高榮譽的金熊獎（Goldener Bär／Golden Bear）。

除了主競賽片外，柏林影展還包含了短片單元（Berlinale Shorts）、電影大觀（Panorama）、青年導演論壇（Forum）、新生代單元（Generation）、德國電影觀點（Perspektive Deutsches Kino）、特別單元（Berlinale Special）、回顧單元（Retrospektive）、致敬單元（Hommage）等九個主要節目單元。近年影展也新增了特別放映及周邊活動，例如美食大觀（Culinary Cinema）、將柏林影展帶進社區藝術戲院的 Berlinale Goes Kiez，以及原住民電影單元（NATIVe – A Journey into Indigenous Cinema），更豐富了影展的內容及多元性。

平行於柏林影展的泰迪熊獎

除了主競賽的金熊、銀熊獎之外，柏林影展另一個廣受矚目的獎項便是泰迪熊獎（Teddy Award）。泰迪熊獎是平行於柏林影展但獨立運作的項目，為影展中關注酷兒（Queer）題材的電影所設置的專門獎項，每年從上述柏林影展的主要單元中，挑選出約 40 部入圍影片，在柏林影展公布官方節目單元時，也同步公布入選影片於泰迪熊獎官方網站，除了有自己的節目片單、海報、影展手冊，更有單獨的頒獎典禮。泰迪熊獎的評審團成員並不是柏林影展的委員或是評審，而是由國際酷兒影展的組織者或是酷兒電影產業的相關工作者所組成。

泰迪熊獎目前包含以下獎項：最佳劇情片（Bester Spielfilm）、最佳紀錄片（Bester Dokumentar/Essay film）、最佳短片（Bester Kurzfilm）以及評審團特別獎（Special Jury Award），特別獎（Special Teddy）則是表彰在酷兒電影界的有特別貢獻以及傑出藝術工作者。2007 年台灣的周美玲導演以《刺青》一片獲得最佳劇情片獎，2017 年黃惠偵導演的《日常對話》也獲得獎項的肯定，受頒最佳紀錄片獎。

歐洲三大影展都為酷兒主題設置了專門獎項，相較於威尼斯影展的「酷兒獅獎」（Queer Lion，設立於 2007 年）、坎城影展的「酷兒金棕櫚獎」（Queer Palm，設立於 2010 年），柏林影展的泰迪熊獎的歷史最為悠久。

走出地下，讓大眾和電影產業看見酷兒

領先世界的泰迪熊獎是怎麼出現的，可以從 Manfred Salzgeber 這個同志平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說起。Salzgeber 在 1970 年曾參與電影《It Is Not the Homosexual Who Is Perverse, But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的演出，雖非要角，但此片於德語電影界的酷兒議題推廣有深遠的影響，可說 Salzgeber 早早就介入酷兒電影界。Salzgeber 後來成為柏林藝術戲院經營者，同時也是柏林影展青年電影論壇共同創辦人。

1980 年，他受到當時柏林影展主席 Moritz de Hadeln 招攬，擔任電影大觀（當時單元名稱為 Info-Schau，至 1986 年改為 Panorama）的選片人。他希望塑造單元的新形象，並建立實驗電影與主流電影之間的橋樑。在他的主持下，也加入了更多關於同志內容的電影，在那個同志運動及酷兒概念尚未興盛的年代，這也顯現出柏林影展的前衛性。隨後，他找來德國電影製片人 Wieland Speck 加入團隊，成為他的助手，Speck 也在 1992 年接手成為電影大觀單元的選片人。

如果說讓泰迪熊獎發生的人是 Manfred Salzgeber 和 Wieland Speck，那發生的地點可說是柏林同志書店 Prinz Eisenherz。當時沒緣擠進柏林影展正式單元的影片以及許多酷兒影片會在這裡進行播放，影展期間許多電影人及觀眾也都匯集到書店，在電影放映後進行分享及對談，書店不僅成為訊息交流的地方，也是電影人建立人脈的地方。

Salzgeber 和 Speck 因為在 Prinz Eisenherz 結識了許多同樣想推廣酷兒電影的人們，於是在 1987 年策辦了第一屆泰迪熊獎，首部獲獎影片是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導演、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主演的《慾望法則》（The Law of Desire）。同時他們也組織了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Association（IGLFFA）協會，創立宗旨便是為了促使同志電影走出地下（undergroud）及小眾族群（niche），讓性別議題在文化及政治上受到更多強調。

在他們的努力下，每年舉辦的泰迪熊獎逐漸成為柏林最重要的酷兒活動之一，除了受到媒體及電影業界的注意，同時也將更多的酷兒電影帶到柏林。1992 年，泰迪熊獎正式列入柏林影展的官方獎項，至今也成為許多酷兒影展策展的指標。

作為非營利活動的泰迪熊獎，為了維持正常的獨立運作，在 1997 年組織了基金會 TEDDY e.V.，負責獎項各種事宜，除了志工參與，基金會也透過會員捐款、企業贊助和頒獎典禮售票獲得財務上的補助。2005 年 TEDDY e.V. 更推動了自己的網路電視頻道，內容包含訪談、短片、電影相關資訊以及泰迪熊獎的歷史介紹，網站成為酷兒社群的國際論壇，也讓大眾能更了解酷兒議題。

平權之後，還要能活出自己的樣子

放眼望去，泰迪熊獎得獎名單從賈曼（Derek Jarman）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英倫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維根斯坦》（Wittgenstein）、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第一部劇情長片《毒藥》（Poison）、拉子經典片《Go Fish》到約翰卡麥隆米屈爾（John Cameron Mitchell）的《搖滾芭比》（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皆不斷在嘗試酷兒題材的可能，而泰迪熊獎就像是讓這些可能被世界注意到的最佳平台。

2017 年初，泰迪熊獎最佳劇情片頒給智利《不思議女人》（A Fantastic Woman），評審團大獎則是《當他們認真編織時》（Close-Knit），兩片皆描繪了美好的多元關係、卻也同時得面對現實的困境。讓人或許可以稍稍從電影院中的淚水與感傷中走出來的消息：2017 年 5 月 24 日，台灣司法院進行釋憲，宣布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行政和立法機關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成為亞洲首例。一個多月後在德國，6 月 30 日聯邦議院投票通過同性婚姻法案，並賦予同性伴侶領養小孩的權利。這不僅是平權運動重要的里程碑，更標誌著對於同志族群的認同。

人們總是對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懼，過去我們因為對酷兒族群不了解，而產生誤解或是歧視，泰迪熊獎透過柏林影展這樣大型媒體平台，讓大眾能了解他們的故事，撕掉他們的標籤，對於酷兒族群而言，或許除了爭取最基本的平權與自由外，更重要的是讓社會看見「我們存在」，然後在社會上可以活出自己的樣子。

【影展編年】
用影展過日子，也用影展編年記憶。那年搶先看的電影，一轉眼已出現在經典回顧，期間經過的歲月是無法被修復的觀影里程標本。電影濃縮人生，而影展濃縮電影；一場濃度超標的慶典，我們狂歡，我們興奮。當影展改變電影命運、改變我們青春，我們不只想知道電影的事，還想知道影展的事。

【撰稿｜許藝齡】
暫居柏林，總是在旅行的路上，或是回家的路上。就這樣慢慢走著，走過了五大洲，還沒有越來越老練的態度，只有越來越大的啤酒肚，但不變的是，還想繼續旅行、繼續書寫、繼續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