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村，停留的創造｜周書毅：找不到解答，也要持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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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4.12.2018

為了跳舞，為了回到自己，他永遠在路上。他可能是最奔波的舞者；駐村、旅遊、交流⋯⋯周書毅梳理過去十年的四處移動，那走過歐美亞大洲大海的經歷，是如何促使他面對自己的心靈與身體。

BIOS monthly 本期封面故事【#創作者的島外行動】，探討這個年代裡創作者前進世界的可能。其中子單元【駐村：停留的創造】不聊開拓征戰，而是邀請水越設計周育如 agua、舞者及編舞家周書毅、寫作者吳俞萱，聊聊在外停留曾經給予的豐富。

台灣，是我舞蹈啟蒙與創作之地，我從這座島嶼而生。

這一切始於 1983 年的桃園中壢。我的父母是台南人北上工作定居，他們生命是在島內移動奮鬥的；而在我出生的時代，經濟起飛，有了出國留學的教育觀念，還有更多島外創業的故事在新聞上演。於是「移動」成為這時代各行各業的夢想，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世界真的很大，小小的台灣究竟要如何自我豐厚，也許這座島嶼需要的正是移動的力量吧！

小時候，母親給了我藝術才藝的學習機會，讓我得以透過藝術打開生命的視野。學業不甚理想的我，藝術漸漸成為我的專注之路。最後，在十歲時我遇見了舞蹈，像是踏上了飛船，這一跳，給了我奔向世界的勇氣。

剛剛我書寫的是前言，因為我想我此刻會有如此的選擇，是因為過去。像是正在香港創作的我，也不斷追問自己來到此地的原因是什麼？——我想是想找尋身而為人的價值。一直以來，我都因追尋價值而移動。這是一個廣泛的說法，另一個角度是，當你所生存的這片土地，已經漸漸看不清價值的時候，出走與離開，是一次可以清醒反省的機會。

這麼說好像也有點任性，其實要出走與離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擺盪在現實與理想間，我們都需要做一個選擇，只是每個人選擇的方向不同罷了。對於我而言，作為一個舞蹈的創作者，漸漸地在這幾年，想找到自己身體更誠實的聲音，才能創作身體，才能站上台表演，才能跟人對話，才能真正分享舞蹈。最後我選擇了理想，而現實也在我身後追趕著我。我仍在移動著。

流浪者計畫：島內到島外的矛盾追尋

兩年前，我申請由林懷民與雲門創辦的流浪者計畫，那是一個提供文化藝術工作者海外學習的獎助金，需要提出為期最少 60 天的旅行計畫。這的確提供給手上沒有足夠經費的我，一道光。我提出了一場中國練習，決定去一趟中國（北京、山西、陝西、雲南、廣州、深圳）與香港，為期三個月。我心中的主軸是矛盾，而這份矛盾像是多數的台灣人都有的：我從出生開始，有意識以來，至今所面對的都是兩岸的關係，華人／中國人／台灣人的矛盾。

身為一個創作者，我心中對這種矛盾沒有答案，只知道這議題漸漸影響了我身體的表達。我必須走一趟，去感受這兩地的相同與不同。我在不同城市是否會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或是產生更多的質疑？或許會找到更多肯定？我決定出發，去探索身體與身分的定義。過程中我前往周浩導演拍攝紀錄片《大同》的大同並待了三個禮拜，也去了大理這樣感覺政治色彩非常淡的地方，整體來說，感受卻是越來越複雜的。

回來的時候，我真的沒有答案，對出發前的矛盾也沒有更清晰的回應，但我更加確定：我對這件事情是很感興趣的。而且我深深體認到，這一輩子如果沒有去面對認同的問題，我就沒有辦法用身體去表演。對我來說，這樣的表演就是假的。我原本打算將旅程中的發現轉換為舞蹈作品，但這樣消化不良的狀況下，蒐集的想法與養分都不足夠支撐我執行這次創作，最後僅完成一個三十分鐘的短篇作品，但也讓我開啟了一個創作的大方向。

確定方向的頓悟，就是此行最深刻的養分。或許因為這些地方使用的語言與文化更貼近我的原生環境，我可以理解每一個字、也了解文化歷史脈絡，但在那麼多相似之處裡，我又感覺到其中隱藏著非常巨大的差異，這就是衝撞，比起我在歐美旅行，感覺到更直接的衝撞。在這個離台灣最近的地方，所有在心中的問題都能夠更深入的被一一挖掘開來。這也成為我近年關注的議題之一，身分與身體的關係，特別是亞洲人的身體。

其實島外創作或駐村這一件事，一開始我是比較膽怯的，所以我的第一步駐村並不是島外，而是在 2007 年時的台北國際藝術村。當時我擔心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好，同時也好奇在台北竟然有一個藝術村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讓我決定申請在台北駐村創作，而且我一定要真的住在那，不要像其他藝術家只是在那邊創作，但仍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這是我對於駐地創作的第一個認知，就是全身參與其中，包括時間與空間，還有與其他國家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交流認識，這次經驗也讓我打開藝術創作的廣度與態度，建立起出走的勇氣。

為何出走？不是因為台灣不好，而是追尋藝術生命可以分享更大的力量。也許那正是因為當代藝術創造的本身，並不完全屬於一個地域性的語言吧！

繞過異鄉，找回自己

2009 年，我獲選亞洲文化協會（ACC）藝術交流計畫，還有台灣文化部的支持，赴美國駐地創作。當我到了大都會紐約時，感覺到這是一個比台北更瘋忙的城市，所有的事情匯聚在一個如此密集的節奏裡，人的不同民族群體，在這裡經歷漫長的歷史，才得以看見共融與包容的部分。有些地方還是能看見人種的分區，中國城、法語西語區以及日韓生活領域等，看似分化卻也逐漸的接受彼此在同一個城市的模樣。這是我來駐地創作獲得的養分之一，但並不是我當初預期會遇見的事。所以駐地創作是什麼？我想是刺激，在一個不同於你出生地的地方思考創作時，所有生活的觸媒會被改變，激發自己成為自己，更清晰心中的方向。

旅程中，我曾北上拜訪已故舞蹈家羅曼菲的姊姊的家，那裡仍保有羅曼菲的房間，彷彿給了我在他鄉創作的力量。紐約，有多少的人前來朝聖，藝術家更是來來去去，在《曼菲》紀錄片中，你會看見許多舞蹈家曾在此留下的身影，有林懷民以及李安導演等，我想他們一定也在此找到他們自己的下一步吧！

離開紐約後，我直接到了法國巴黎的西帖國際藝術村（Cite des Arts），跳入另一個陌生的語言與文化，再次用全身的感官去感受另一座城市。這趟旅程是我給自己長達一年的進修計畫，也是預謀已久的充電之旅，為了這趟旅行，可是打了許多份工，解決了在台灣家裡的經濟需求，才能安心出走的。出走除了需要心靈上的勇氣，更需要是實質上準備與努力啊！每一次離開都是一個時機，錯過了就過了，而瓶頸來了也就來了，一切都必須面對，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

關於巴黎的駐村創作，我就先不細談，除了那些從電視與雜誌跳出來的景點風景之外，我想我最大的感受是整座城市都隨處可見過去的歷史文化，並且與當下的時代共生共存。我開始好奇是否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於是，我決定搭車去里昂看看，接著又繼續北上前往荷蘭、哥本哈根⋯⋯回到巴黎後，我開始更深入的去走這一座城市，去發現一個環境的細節，去感受自己的創作從何而來。

在這裡才能發生的事

當我回到台北後，也提醒自己要用更細心的眼光去了解台灣。回想整趟一年多的駐村旅程，我自問在異鄉是否想要創作，我的回答是：「沒有」。我發現自己在歐美駐地時的狀態都貼近於觀察、學習、充電，但沒辦法直接激發太大的靈感。我覺得，是因為我們身體有差異。我發現我的創作題材，仍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才能產生——這也是這趟駐村最珍貴的意義。我的腦袋思路與生命的視野也被打開來，我想這些都是陌生衝擊所帶來的反射與力量，可以懂得珍惜眼前的好，看見生長環境的更多可能。

回台灣後，我籌備「周先生與舞者們」並展開「舞蹈旅行計畫」。以《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這個作品來說，我們試著在各城市的公共空間演出，打開表演與觀眾的距離，並深入十幾個不同城鄉鎮，於我而言這也是尋找台灣價值的一種方式。那段時間另一個較少人知的作品《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講的則是拆遷這個主題，也是回應到我走過世界後對台灣的認識。

台灣和以前亞洲四小龍，基本上整個城市是面目全非的。在建設這件事上，我們除了好還要更好，但我們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建築文化。台灣是個主體性很弱的地方，在這種狀況下，身為創作者會很辛苦，因為你一直在浮動的狀態下傳達情感。體制上也是，台灣國家級的藝術總監、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換了好幾任，制度上也是不斷浮動，但藝術創作，是持續性的。

我的舞蹈旅行計劃，其實就是為了找尋一種持續性的動能，但它最後也結束在這個制度下。也可以說，是因為我不適應這個制度，現階段想去尋找脫離這個制度之外，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可以創作出什麼。我在這個動盪的狀態中，其實一直都是想去尋找一種穩定的價值，只可惜現在還說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但如果說得清楚，或許我也不需要再創作了。

近年，我開始自己安排駐地創作的機會，幾年前我正因如此搬到了台東兩年，是我自行規劃駐地創作生活最長的一次。最近，我透過外地城市舞團的邀約，得以延續駐紮式的創作方式，對一個城市的人、事、物展開探索，這些思考方式的確改變了我對於創作的價值觀，也讓我更去面對自己心中關注的聲音，將其慢慢轉換為作品。

我現在人在香港城市當代舞團創作，明年會到北京雷動天下舞團創作，還有台南的稻草人現代舞團，以及金瓜石的駐地創作。我知道無論是島內或是島外，慢慢的對我而言不是特別重要，重點是此刻的你為何做這個選擇？為了留下還是離開？是因為瓶頸還是其他困境？只要選擇了，就能夠找到累積。無論在島內還是島外，只要你願意花時間，行動會給你心中最真切的答案。透過駐村創作，你內在人的性格也會真實的浮現出來，成為一輩子最深刻的旅程記憶，因為那巨大的改變，不是你想像來的，你必須親自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