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不完美之必然——專訪徐漢強，與巨獸共存的日子

採訪時是《返校》上映第 25 天，票房突破 2.4 億台幣，金馬獎共計 12 項提名，當中包括「最佳新導演」，入圍者叫作徐漢強。名目上雖是「新導演」，實則很不資淺了。

以我個人立場而論，還沒有誰會比他終於拍了第一部長片來得令我激動。從他準備拍長片到真的拍出長片的十年間，好幾次都是機運將至卻又落空，但那從未削弱我們的期待，他仍持續創作自己熱愛的題材和故事，做成台灣短片界的一座山頭，並且還做成了 VR 先鋒，如今大銀幕華麗登場，就當是延遲滿足的獎賞吧。

他坐在電影公司大房間的沙發上，一樣單單薄薄的，將近三年時間全身心投入這部電影，剛剛脫離極度高壓的工作狀態，到達臨界點的精神和體力尚在恢復中，他覺得自己好像有點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對這旋風般的一切還搞不太清楚狀況。

數年前，徐漢強是我的專欄「於此與我的導演你」第二位來賓，日夜顛倒的我們當時約了凌晨五點去他家附近拍照，他說起他剛作過的夢，是他在螢幕前替自己的夢境調光。我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並連帶想起《返校》中電影院的那一場戲。徐漢強這個人，他生活裡的一切就是他的作品無誤。

忠實的玩家，長成忠實的創作者

在漫畫與電玩守護下長大的徐漢強，其作品一直忠實呈現「吃了什麼就長成什麼」的形狀，從 24 歲初出茅廬之作《請登入線實》，到 12 年後享譽國際的 VR 短片《全能元神宮改造王》，無不致力於「把電影做得像遊戲」；到了首部長片不知道能否說造化弄人，這次卻得一反常態地「避免讓電影太像遊戲」。

宣傳期間畢竟已接受過無數採訪，他立即敏捷地為改編丟出一個最佳說法：將遊戲戲劇化。「當初判斷《返校》適合改編，就因為它不是那麼遊戲，本質上更接近電影；以往雖然有很多遊戲元素在我片子裡，可是角色動機都相對好想，以遊戲來說，角色動機其實是玩家動機，像是要離開學校、要打開被鎖住的門、要通往另一棟建築等等，這些都無法沿用到電影裡，除非是《印第安納瓊斯》、《古墓奇兵》這種冒險尋寶片。所以這次等於所有角色發展都要重想，同時又要接回遊戲經典場面，並讓關鍵物品出現在畫面背景中，以符合原作精神。」

仔細回顧他過往作品，不僅題材跟電玩有關，更幾乎都以「脫離現實世界進入異空間」為前提，雙重應證此人的養成愛好，不過這麼堅定的意念所為何來？是對非現實的嚮往，還是基於逃逸之心或某種冒險渴望？

「朋友講了我才發現我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我大學劇本課的期末作業就是改編《沉默之丘》，從小對奇幻題材的興趣一直都在，但沒意識到它在影響我的創作，比較像透過異世界來對照現實中發生的事，就像《返校》用了很多寓言來處理故事，很多事平鋪直敘反而看不到核心，當它被寓言化，觀眾防備心會變小，先吃進去之後，再對照現實世界，才發現原來某些事是這樣發生的。」

徐漢強著迷於遊戲並非嚮往虛構世界，而是為了重新登入現實：「我有興趣的都是兩個世界怎麼互相映照，最後再回頭討論主角本身，九○年代很多恐怖冒險遊戲都有表裡世界的設定，我小學四五年級玩的《Dark Seed》也一樣，這種類型在遊戲裡很常見。」

同時，若真要順從他的天性喜好，就算是嚴肅的歷史題材，也必定會被處理成《吸特樂回來了！》（Look Who's Back）和《兔嘲男孩》（Jojo Rabbit）般的黑色嘲諷劇才對，壓根不能開玩笑的《返校》，對他的精神健康絕無助益，只能說，他實在太愛這個故事。

《返校》改編中的重要增修

《返校》是近期台灣較確實以製片制運作的案例之一，由電影公司購買 IP、籌資、組織含導演在內的主創團隊，「這部片光是創作方面的事情已經多到爆炸，如果不是製片制，那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次我不需要處理製作上的難題，找資金、預算控管、策略和行銷方面也不需要操心。」

劇本打磨了一年，國外朋友聽了問「才寫一年？」台灣業內的反應卻是「要寫一年？」他認為以結果論，一年顯然是不夠的。劇本工作流程是連他在內共三位編劇，先有人寫完一稿，討論後再換另一人寫一稿，並未劃分結構、對白階段，而是每個人都從頭到尾經歷一遍，「每週開劇本會都是什麼又被推翻了、什麼還是不到位、要重新架構一次，我同時要判斷這些戲有沒有辦法拍出來，變成影像奏不奏效，一直到開拍前半個月都還在修改。」

改編的第一步，是將原作刨開來進行地毯式搜索，試著在不違背遊戲原意的前提下去定義女主角，並參考文獻和相關題材小說中類似的角色。原作團隊赤燭有一份完整的人物設定，比遊戲呈現出來的複雜三倍有餘，礙於製作規模和長度無法全部使用，「很多荒廢的設定我們都把它挖出來，比如白教官跟方父的確有些關係，工友也有跟主事件無關的支線故事，所以我們把工友拿回來時，就要思考怎麼跟主線連結，才設定讀書會跟他借鑰匙。」要將遊戲戲劇化，主角就需要配角襯托，以建立整起事件、整體環境的可信度，而設定周邊角色人數前，要先釐清故事需求，編劇們認為除了兩位主角的立場之外，還需要另外兩個觀點來分散成員對於讀書會從事地下活動、內部可能有告密者的態度。

電影版進行大幅增改的部分，讀書會成員阿聖與布袋戲是其一，「戲偶」在遊戲裡只是一個謎題，當玩家集滿三隻戲偶放到戲台上，便能得知教官的惡行，而編劇在此思考的是，讀書會還需要一些次要角色，理想狀況是用來製造煙霧彈、先把告密者指向另一個人，於是才浮現了阿聖，除了可以將布袋戲的意義放大，也在劇情上乘載功能。

結局部分，則需要將遊戲中較為提示、譬喻性的設計扎實拍出來，「遊戲到真相大白後的尾聲，情緒是往下掉的緩停，帶入方芮欣面對自己、和影子的對話，做得比較隱諱，但商業電影需要更強大的動機和行動讓故事結束。這個問題我們跟赤燭聊過，最後定調要讓魏仲庭活下去記得發生的事，是在這個脈絡下才生出方芮欣解救他的戲。」

事實上，片中其他看似新增的改動，於徐漢強而言都仍是從遊戲既有元素衍生而出，好比 3D 化的大魔王教官，也是出自遊戲裡有一幕巨大影子般的教官加上周圍許多伸出的手。觀眾不時提出「為什麼這樣改」的質疑，才讓徐漢強漸漸發現，就算沿用原作設定，玩家也不一定都知道，像他一樣的骨灰級遊戲迷，真的不是多數。

附帶一提，認識徐漢強的人們，無不驚呼他拍出了與他本人徹底絕緣的唯美純愛場面，「好笑的說法就是拋開羞恥心啦，如果按照我習慣的方式去處理愛情，對這部片來說會太冷，試過幾個版本大家都很無感，所以就改變剪接點和表演方式。」

為此，他以邏輯理性執行戀愛場面，兩場主要愛情戲──紙上彈琴是套用遊戲元素；而張老師幫方芮欣戴項鍊的橋段，因為取景角度指涉後段她的上吊動作，焦點也不全然是愛情了。這樣的徐漢強，究竟如何指導王淨（飾方芮欣）演出一名纖細善感、情竇初開的女高中生呢？他說純愛這題反倒像是被王淨帶著去揣摩，從她的觀點看待愛情，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應用到表演。

不夠經驗，只能實驗

《返校》最終採取三段式結構，是一個風險不低的做法──會被學院派認為是作弊，觀眾也可能因此出戲。之所以做此選擇，是反覆實驗得出的結論。

劇本寫法原是按照時間順序線性前進，但在進入拍攝及粗剪階段後，發現整部片的調性產生斷裂──前半部是歷史劇，後半部突然變成恐怖片。「文字上看來順暢的，轉化為影像後就把所有東西定死了，所以我們開始調順序、打掉舊結構，剪到一半卡住時我就又回去玩一次遊戲，遊戲中劃分章節的做法，是用方芮欣的獨白來過場，讓玩家進入下一個場景。」

調整成當下跟過去的交錯敘事後，觀眾卻又因為缺乏跟隨的觀點，看到一半就開始渙散，故轉而效法遊戲使用章節段落。「一開始設了滿多章節字卡，但發現不能打斷太多次，抽掉幾張後，再反覆測試放置點，唯一準則就是讓大多數的樣本觀眾可以理解、不會混淆。」面對劇本和拍攝階段沒解決的結構問題，剪接工作整整耗時半年，遇到瓶頸就改用打帶跑的方式，剪接師剪一版、導演剪一版，再把兩邊優點拼起來，「我們在 deadline 前把所有能試的都試一遍，台灣目前為止要做這樣的片還是很困難，大家也沒什麼經驗，只能很土炮地用肝去換，最後的判斷就是比較法，有比較好？還是沒有比較好？」

以「難相處程度」和「自我感覺良好度」為 X、Y 軸畫出的坐標系上，徐漢強無疑屬於第三象限人士，要挑作品毛病，恐怕沒人挑得過他自己，成品問世之前，自然已先嚴厲不苟地將問題逐項審查，包括結構的弱點、設定的 Bug，都經過團隊激烈爭辯。他既謙遜又自嘲地說，上映後觀眾的所有批評指教，都在他預列好的問題清單上，幾乎沒有漏網之魚。

頂著「首部本土遊戲改編電影」光環的《返校》，一邊有期許它如《超級大國民》、《悲情城市》宣達轉型正義的觀眾，一邊也有鉅細靡遺挑出更動處的死忠玩家，「要滿足玩家到什麼地步？要怎麼讓沒玩過的人看得懂故事？如果是小成本電影可能可以做得更隱晦、更漂亮一點，但當它是這麼大的製作，一定是抓到越大量的觀眾越好，我們該平衡和直白到什麼地步？」他是帶著透徹自省的，在電影製作實務中，許多不甚完美的選擇往往不是因為缺乏考慮，而是為了避開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但求兩害相權取其輕。

過去拍短片，劇本剪接特效都可以一人親力親為，「以前像用雙腿走路，但拍《返校》像駕駛一隻巨獸，光舉個手就要大量的溝通，必須同時間控制很多東西才能讓它動起來，最後舉的方向可能也跟預想不同，接著就要判斷那樣能不能用。」

拍《返校》，一路上都太苦了，他原本已很苦的表情看來像又吞了一口海水，不諱言，在工業還不成熟的時候挑戰這部片，用硬撐的把所有東西ㄍㄧㄥ住，但這樣的硬撐可以撐幾次？不管是投資人和監製的心臟，或是他的體力和精神，真不該每次都這麼勉強才能維持住品質，不過觀眾沒有義務要在乎，主創也不能藉此規避責任，上述難題，終究歸因於台灣類型電影創作基本功的欠缺，以及對市場端的生疏待學習。

接下來仍是我們的事

每次見到剛完成作品的徐漢強，不管那部片獲得多少點閱量、入選什麼重要影展，甚或是票房破億、成為金馬獎最多項入圍贏家，也從沒看過他有半秒志得意滿的樣子，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根本沒有內建自我正評模式。

「電影開拍前我看了大量的導演訪談，還有《Hollywood Reporter》的導演和編劇圓桌（Directors/Writers Roundtable），大家雖然是很客套地在聊，但可以感覺出即使是艾方索柯朗、柯恩兄弟，他們也不是沒有競爭壓力，就算已經呼風喚雨了，但隨著創作而來的自我否定、駕駛電影這隻巨獸的困難，只會越來越龐大，最後變成是怎麼跟壓力和平相處，因為它永遠不會結束。」

看到遙遠的國際名導也在說他們討厭自己的每一部片，徐漢強總算有點釋懷，電影上映後，關於內容的各種討論他都招架得住，唯一超過他預期的，反而是觀眾年齡範圍，「我比較意外是國高中生觀眾對這個題材有興趣、敏感度比我們小時候高非常多；也常常在映後 QA 遇到五、六十歲的阿姨叔叔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提醒了當初這個故事感動我的原因。」

「我們擁有的都得來不易」是《返校》欲傳達的關鍵訊息，問問三年間簡直像歷劫歸來的他，近期對何事特別有感觸嗎？一席答覆似剛到嘴邊，他突然自行打斷：「但這個說過一百遍了啦！」

「光拿這部片來講，很多都不是我們算來的，拍片中剛好就是到了、發生了，不一定有誰讓它變成那樣。真的沒有遇過全劇組都這麼喜歡一部片，原來真的有這種事，真的感受到強烈的熱情，大家拍完後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失戀感，這種事，一輩子能有一次就很感激了。」

2019 年的台灣，《返校》成為全民年度話題，票房與口碑皆打下風光的一仗。做為公民，我們希望沉重的議題得到更多人關心；做為影視工作者，我們希望開始量產這樣的類型電影，而要怎麼讓這些凝聚過的能量不化作喧騰一時的短暫煙花？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