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持死刑到《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映後座談：我與痛苦 60 公分的距離

日期15.09.2020

A，殺害多年好友後勒贖。
陳昱安，砍殺父親 111 刀，加害者家屬，同樣也是受害者家屬。
鄭捷，於捷運上隨機殺人，社會喧騰討伐。

曾以紀錄片《起點》、《我無罪，我是鄭性澤》長期關注司法議題的導演李家驊，這次選擇了三位犯行各異的死刑犯為主角，有人尚在服刑，有人在獄中自戕身亡，有人已遭到槍決伏法。「殺人償命」的體制裡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但在律師、死囚家屬面前，鏡頭記錄下他們從「該死的人」還原回「人」的側影。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舉辦《我的兒子是殺人犯》映後座談，導演李家驊與關注死刑議題的觀眾面對面：在這個社會仍具有巨大歧異意見的主題上，攝影機長久的注視裡，究竟看到怎樣的人、怎樣的家庭、怎樣的死刑犯，與怎樣的社會？

觀眾提問：為什麼會選擇這三位死刑犯？

李家驊（後簡稱李導）：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想拍的原因是因為想談死刑。我在 30 歲以前是支持死刑的，然後被找去拍蘇建和案的紀錄片，一進去就嚇到，第一個感想是原來是台灣的死刑居然會殺錯人，之後想了一下，覺得無論如何殺人都是不對的。態度開始有很大的翻轉，在一年內從堅決的支持死刑者，轉為反對。原因是先前不了解制度，進而動搖。

2009、2010 年我開始想拍攝以「死刑」為主題的紀錄片。起初用意很簡單，因為台灣媒體對於死刑的討論很多，但大部份的資訊都是錯誤的，所以我想拍一部片，讓大家知道死刑是什麼。台灣主流民意還是支持死刑的，大家各有立場，我都尊重，但我想要藉由這部片突破同溫層。

我還有一個核心概念：讓大家知道死刑犯在犯罪前後都是人，唯有以人的角度平等互相看待，這個制度才能得到充份的討論。

在安排上，A 的父母是每個禮拜去看他兩次，二十年間不間斷，他們是沒有放棄小孩的。陳昱安的父母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家屬，所以他們一直希望事件趕快結束，他們都在媒體前一直說希望小孩趕快被判死刑。鄭捷的父母則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三條主線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從 2016 年開始拍攝，歷時 4 年，經過很多掙扎才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一開始想像這是一部很論述的片子，就是一直在講道理，就像李惠仁的電影。又因為我很喜歡張娟芬老師的《殺戮的艱難》，一開始想將它影像化，但太難了，文字和影像是不同的載體。

之後和剪接師討論，他說把所有的論述都拿掉，因為如果是想和非同溫層對話出發，要回歸到人身上。這部片的主角是「死刑」，在結構上的設計是死刑犯的案子定讞、待死、執行、處理屍體，是一個死刑的完整過程，用意是想把一個提問拋給台灣觀眾——

當你知道死刑是什麼以後，那你認為台灣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什麼？我的答案是死刑沒有辦法給予我們什麼。

觀眾提問：電影最後，A 案的母親到現在還是持續去探望兒子，最後一顆鏡頭是媽媽在公車上，這一幕有特別想要講的東西嗎？

李導：照理說以死刑為主題的電影，收在屍體火化後就可以了，但會有最後這一幕是因為，每次我跟別人討論死刑的時候，別人都會說死刑並不會執行。電影裡法務部政務陳明堂次長其實有說：現在台灣執行死刑並不用通知家屬。所以是要和大家說，政府還是執行死刑了。

大家可能無法想像，家屬收到的第一個訊息是，今天監所會執行死刑，但他們要等，才會知道會不會是自己的小孩。那幾個小時內的等待都是煎熬。電影最後是李宏基被執行死刑了，但他的家人並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輪到自己兒子的煎熬。

所以最後 A 案媽媽的鏡頭，其實是想傳遞出她兒子還沒執行，她還是必須回到輪迴之中去探望小孩，那是一個不幸的幸福。

觀眾提問：如果是要以死刑為主題拍攝，在決定是否執行死刑之前，也牽涉到判決過程是如何進行的，為什麼沒有拍攝到這一部份？以及導演對於修復式正義的看法？

李導：拍攝過程中對於形式和內容有許多想法也有許多修正，這四年多以來接觸四、五十個對象，都是第一線接觸過死刑的人，有加害者、被害者與律師，但最後有一半的人不讓我拍。最後拍了 20 個人，成片時只用到 10 個人的紀錄，溝通的過程不停來回而且繁複，真的很累，很多人在接觸 6、7 次後，還是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拍攝的過程也會產生一些變化，拍相對外圍的人，最後會變成我和被攝者討論死刑是什麼。我們一開始想說要不要把判決、大家缺乏的知識、論述放進片子，但這會有點困難，因為觀眾可能會有點抗拒，沒有人想進電影院上課，之後便想做軟性的訴求。

我知道我不可能偉大到拍完一支片就能改變大眾對於死刑的態度，但我希望能做到一件事：我希望觀眾看完之後可以問自己，我真的了解這個制度嗎？一旦有機會打破大眾對於死刑既有的認識，就有機會討論說：我們在下決定之前，我們真的了解死刑制度嗎？

我當年支持死刑，是基於幾個想像：還給受害者家屬公道、降低犯罪率、不用花錢養犯人，死刑還有一個終極目的，是讓我們的情緒得到平復，但前面的問題都沒有被解決。所以每次我聽到死刑不能解決問題，但可以解決製造問題的人，我會很生氣，因為會這樣代表沒有要解決問題，但是問題永遠都在，那我們要不要試著解決問題？

2009、2010 年有拍攝修復式正義的主題，做田調的過程，訪問到游女士，她的兒子被殺掉了但她選擇原諒對方，後來成為我的另一部電影《起點》。我個人是支持修復式的司法制度，它的用意是希望加害人和被害人好好談一談，最好有機會達到和解，但沒有也沒關係，至少可以對話。這很理想，是值得推動的制度，但目前真的很少數人支持。

觀眾提問：導演拍了四年多有許多題材無法放入，有沒有很遺憾未能放入的部份？

李導：我們總共有四百多小時的素材，最後剪成 75 分鐘的電影，很多東西沒有放進這部電影，我感謝我的剪接師黃懿齡，因為我是一個煽情的人，有些素材也許會讓你馬上同情死刑犯，但我的剪接師在電腦前貼了一張「哀矜勿喜」的字條，他跟我說，無論片子最後的結果怎樣，我都沒有資格開心，因為這是建立在活生生的悲劇上。

剪接過程中他問我：是想透過電影和觀眾溝通死刑嗎？但是這對那些還活著的人而言還公平嗎？所以我會取捨那些過於煽情的片段。

對我而言這部片還沒完成，前面提到不願意入鏡的 20 人，他們可能有顧忌、或是不清楚我的用意，我都會先表明廢死的立場，遇到立場相反的受訪者就會有戒心，不願意進行拍攝。

後來我將片子做一個整理，傳給聞天祥老師，問他應該怎麼處理這部片，他就問我要不要先去金馬影展放。我跟剪接師溝通，金馬影展也許是一個機會，包括鄭捷的爸爸，我希望他們知道還是有些人對他們是有善意的。後來出乎意料，金馬影展和台北電影節的反應都還是正面的，我就把影片連結、報導和觀眾回覆寄給他們，但沒有收到回覆。

在拍攝的時候，和被攝者的情緒只有 60 公分的距離，可以感受到他的無奈和痛苦，但為了尊重他，不能拍就不要拍。我一直希望能把這部片做得更完整，遺憾是現在的放映室進行許多不得不的妥協，因為我不放映就無法踏出溝通的第一步。希望未來還可以往下做。

觀眾提問：看完電影之後才知道寫信給死刑犯家屬這麼重要，但我不知道寫信給 A 案的父母是不是好的？

李導：對他們而言這件事很困難。我的習慣是我拍完會剪一個版本給被攝者看，他同意後才簽拍攝同意書。但即便這麼小心，A 案的媽媽在金馬影展放映後打電話說她很怕被媒體騷擾，希望能夠撤片。也有社工質疑我為什麼可以拍出他們家的地址，那是因為搬家了。A 的父親到現在是拒絕看這部片的，但是他很客氣，跟我說因為他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沒有臉進電影院。鄭捷的父母我沒有辦法接觸，我有把電影連結和相關報導寄給他們，但經過半年只收到「謝謝關心」的回覆。

所以回到要不要寫信給他們，其實是很難的一個問題，但我想我們可以做的是努力影響社會，讓他們的處境慢慢變好。像是鄭捷父母的壓力大到請殯葬業者出來幫他開記者會，結果媒體堵麥殯葬業者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幫殺人魔辦後事？而記者覺得很正義。死刑犯殺人後已經伏法了，但為什麼還有必要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台灣人很有正義感，但是那個正義需要好好梳理。有時候會想，台灣人真的很可愛，但可不可以聰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