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母親，也是混種怪獸奇美拉──《聖奧梅爾殺嬰案》

奇美拉（Chimera），希臘神話中的怪物，詞源來自希臘文的「母山羊」。奇美拉是巨人與蛇妖之女，上半身是獅子，中段似山羊，尾巴則是一條毒蛇，口中噴吐火焰。如今奇美拉已成為混種幻想生物之代稱，而醫學上的 Chimera，則指含有兩種以上基因型的單一生物體。

混種的痕跡

法庭被告席站著一個怪物般的女人，怪物的罪名是蓄意謀殺自己的女兒。

愛麗絲迪歐普的首部劇情長片《聖奧梅爾殺嬰案》，電影靈感來自 2013 年發生在法國北部的一起嬰兒謀殺案：36 歲的塞內加爾移民 Fabienne Kabou，將自己僅 15 個月大的女兒遺棄在海灘上致使溺斃死亡。事發數天後，警察循著監視器將 Fabienne Kabou 逮捕，2016 年 6 月，嫌犯被判處 20 年有期徒刑。

庭審當下，愛麗斯迪歐普就坐在現場。

十年之後的《聖奧梅爾殺嬰案》，愛麗絲迪歐普以旁觀者哈瑪的角色，既重現也拆解當年自己從陪審席望去的眼光。紀錄片出身的她幾乎在電影裡還原了原案件的所有細節：女主角蘿倫斯的塞內加爾移民身份、修讀維根斯坦的哲學歷程、與年長男人發生婚外情並生子、以及產後隱匿女兒，並且自稱受巫術與幻覺所困，都出自於當年案件的真實記錄，甚至許多劇本當中的自白，都直接取用當年導演在法庭內記下的被告自述。

但愛麗絲迪歐普的意圖並不是借用演員重演一場審判，而是透過大量的對白攻防，拆解加害者身上多重維度的身份混合體。

被告蘿倫斯是出身塞內加爾的非裔移民女性，卻從小被刻意培養以法文為母語，她甚至無法以母親的語言和母親交談。蘿倫斯的法語口說流利典雅，但她的大學教師的證詞裡卻說她寫作紊亂無章。她修讀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教授質疑她為何對歐洲白人哲學家感興趣，而非自己出身的非洲文化。而當她以巫術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檢察官卻質疑她試圖用非洲文化開脫。

蘿倫斯的自陳飄移反覆，披上精巧的語言織起的謊言，身上的多重矛盾使得大眾難以使用慣常的單一視角標籤定義——愛麗絲迪歐普的鏡頭不只是單純帶領觀眾看見殺人犯的形成之路，而是還原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身上，都有的多重混合面貌。

要判決怪物有罪是容易的。但法庭上沒有怪物，只有人。

愛麗絲迪歐普說，「你不能給這個女人貼上標籤——『她是個精神病患者、她是操縱者，她完全瘋了。』 她是這些標籤的綜合體。 但我不想做出任何判斷，也不想回答這些問題，我只是想展示這個人的複雜性，這是我最感興趣的。」

拆解蘿倫斯身而為人的複雜面貌，那裡不只有謊言和罪行，更多的是求學的挫折與逃離、伴侶的搖擺與冷漠、與母親的疏離分隔、產後的孤獨與憂鬱、以及對於母親身份的巨大矛盾與不確定。

她身上混雜有太多血淚，因為女人本就是混種的生物。

在辯護律師的陳詞中，混種的女人不只是文學修辭上的隱喻，更是科學事實。根據醫學研究，當子宮開始孕育生命，母親的 DNA 和細胞會轉移至胎兒體內，而胎兒的細胞也會反向轉移至母體的器官，擁有兩種基因型的母親於是成了混種怪獸奇美拉。

辯護律師關於怪獸的寓言，成了電影最有力的結語：「女人都是奇美拉。我們存在著母親的痕跡，也存在著女兒的痕跡，她們也帶有我們的痕跡，某種意義上，女人都是怪獸，只是我們都是有人性的怪獸罷了。」

而我們該如何審判一隻擁有人性的怪獸？

當演員成為怪獸

在戲之外，飾演蘿倫斯的葛拉絲基梅蘭達，也在追逐成為像奇美拉一樣的演員。

2014 年，葛拉絲基在電影《我的維多莉亞朋友》中首度擔綱主角，影片雖然評價普通，葛拉絲基的素人演出卻充滿光芒。然而在電影首部作之後的 7 年裡，她除了短暫出演過一集的美國影集外，表演履歷幾乎一片空白。

並不是沒有邀約找上她，是她打從成為演員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不要扮演刻板如單細胞的角色。

《我的維多莉亞朋友》上映的隔一年，法國遇上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伊斯蘭國的襲擊者以炸彈和槍擊進攻巴黎的咖啡廳、餐館、劇院和體育場，總統歐蘭德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那是法國在二戰以後，遭遇過最大規模的恐怖攻擊。

葛拉絲基在後來才知道，那些子彈也打壞了她對成為演員的期待。事件過後的法國影壇，開始出現大量以恐怖攻擊為題材的作品，而對像葛拉絲基這樣的非白人演員來說，膚色決定角色，在這些作品裡，她們先是移民、貧民窟的不良少年少女，娼妓和恐怖份子，然後才是一個，其實並不算完整的人。

那些有著深膚色的角色，背後大多一片空白。葛拉絲基在與 The CUT 的訪談文章裡說，「我可以是一個妓女，也可以是一個恐怖份子的姊妹，但如果那是一個刻板的角色，我就不要了。」

於是她花了 7 年去等待一個奇美拉一般的角色，外表撐起的符號之下還要有恐懼有嫉妒有自私有猶豫。直到愛麗絲迪歐普帶著《聖奧梅爾殺嬰案》找上她，雖然在銀幕前她永遠只是站在同樣的場景陳述對白，但她是移民是知識份子是女兒是母親是加害者是被害者。她是混著多張面孔的奇美拉。

演完《聖奧梅爾殺嬰案》之後，葛拉絲基真正感受到自己成為了奇美拉——演員和角色如同母體與胚胎，基因雙向鑲嵌，在彼此身上留下恆久的痕跡。

殺青之後，她做了一整年的惡夢，才發現蘿倫斯始終沒有離開她的身體。那份存在不能以陰影名之，但她確實感受到角色如鬼魂長住，有時發作，是因為同理心不會隨著殺青而散去。

但這不過是葛拉絲基拍的第二部戲，她現在才要開始練習，帶著一個角色的基因片段，走進下一個角色。

說話的怪獸

電影拍完，葛拉絲基做了一年的惡夢，而導演愛麗絲迪歐普則是在殺青後昏倒在片場。情緒太過厚重，直接壓垮她。

曾經坐在陪審席的愛麗絲迪歐普親身感受過審判過程中的情緒風暴，但她卻選擇用最平穩的語氣拍成這部電影：單一場景、大量的長鏡頭、綿密而冷靜的長篇自白。她在訪問中回憶，「我參與審判的經歷非常緊張，我非常專注於法官和被告之間的所有交流。而我也想在電影中呈現這種強度。」

法庭戲的拍片現場，她不以「action」或「cut」來設定每一場戲的開始與結束，她只是打開鏡頭，然後把空間交給演員，讓她們得以在對白中尋找真實的角色。

那些長篇不留白的長鏡頭自白，不只為演員架起角色的血肉，也強迫觀眾聆聽一個加害者的自我辯駁。當法官和檢察官一再試圖把女主角蘿倫斯簡化成單一面孔的加害者，愛麗絲迪歐普知道，她只能讓蘿倫斯不停地說話，為自己說話。

因為沉默不能保護她。

——這是在威尼斯影展的頒獎台上，愛麗絲迪歐普引用上世紀非裔女性詩人 Audre Lorde 散文集《Sister Outsider》的致詞：「當我在拍攝《聖奧梅爾殺嬰案》時，我的床邊放著一本詩人 Audre Lorde 的書，我每天晚上都會讀這本書，這本書帶給我力量。她在談到黑人女性的時候說，『我們的沉默不能保護我們。』」

她說，「所以今晚我想說，我們再也不會保持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