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關注香港嗎？專訪《說吧，香港》廖偉棠，四個香港故事裡的臺灣視角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4.08.2023

2020 年，臺北詩歌節演出詩劇《說吧，香港》，舞臺上香港的身影錯落：反送中與張國榮、香港作家也斯和張愛玲。演出當晚，原作詩人廖偉棠也在臺下，觀眾裡有香港人和他說，「這部戲應該是要在香港演的。」

《說吧，香港》最初是廖偉棠收到香港藝術節邀請寫下的組詩，詩人在兩百年的時間跨度裡，以 12 位歷史人物建構他心目中「香港人」的樣貌。廖偉棠說，「因為現在有強力的政治意識形態，正在塑造一個他們想要的香港——所以我選擇這些人沒有被正史所觸及的瞬間，告訴大家還有另一個香港存在。」

詩裡有傳說生物也有傳奇巨星，有作家的野史，也有不被記載的無名氏。但後來香港藝術節收到詩作後，只採用了其中年代久遠的兩首，越是近代的內容，越是挑動統治者的敏感神經，直到在臺灣演出，詩歌才得以全貌呈現。

2023 年，《說吧，香港》即將在臺北藝術節重演——又是在臺北，而不是香港。後反送中時代的臺灣人看待一齣寫香港歷史的詩劇，該換上什麼樣的眼光？廖偉棠說，詩裡的歷史人物正面看去是香港，但換個方向，當中也有臺灣。人物連結了兩地的命運，不管在什麼樣的年代，歷史總把香港和臺灣牽在一塊。

魏源：在邊緣凝聚的力量

看待香港和臺灣，許多人總離不開以中國為座標中心的目光，幾百年來的中原文人，都是這樣看向帝國邊界的島嶼：

「海國圖志不可能有這一章／割讓六年的香港／已經看不清它的面相／似海市，似蜃樓／老魚吹浪／細看是英兵舞槍」——廖偉棠〈一八四七年，魏源〉

清朝思想家魏源出版《海國圖志》時，是懷抱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遠大目標，期望在清末積弱不振的政治環境中，能夠讓中國人靠著西方的知識及技術再次崛起。然而書籍出版後，卻沒得到清政府的重視，魏源的抱負始終沒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

思想家料想不到的是，《海國圖志》陰錯陽差流傳到了日本，從幕府官員到民間都引起震盪，書籍不斷翻印流佈，更成了日後明治維新的重要啟蒙，開啟日本走向東方強國的契機。

1847 年，魏源第一次踏上被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寫下〈香港島觀海市歌〉，他眼裡這塊蠻荒之地，已不屬於清帝國，而落入另一個「蠻夷之地」英國手裡。魏源的眼光，後來成了廖偉棠《說吧，香港》組詩裡最獨特的視角。「我覺得魏源很能象徵大中原的文人的心態。他一方面覺得香港是我們中國的，一方面他其實又覺得這是蠻夷的地方，甚至蠻夷到寧願把它送給另一個蠻夷。」

但在廖偉棠眼中，中原士大夫無法想像的是，位在帝國邊緣的蠻夷身份，正是使得香港和臺灣充滿動能的關鍵。

在《海國圖志》出版的 52 年後，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又一塊帝國的土地，被送給另一個來自東邊的蠻夷。然而不管是香港或臺灣，因為地處邊陲，反而讓島上的人們更擅長靈活吸納外來的文化，「這是一種務實的生存策略，你說『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種思路其實就是一種務實的思路。」

因為務實，所以能夠包容外來者的視野，進而碰撞出新的創意——廖偉棠說，這正是提早「師夷長技」的香港和臺灣的最大優勢。

「我覺得整個世界正在邊緣化。許多力量集中在邊緣，而中心正不斷地稀薄，和不斷地重複自己，因而乏味起來。所以從文學的角度，邊緣甚至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我們能凝聚一種新的力量出來。」

張愛玲：成為彼此的互補

「走完這一條橋／一生一次的羅湖橋／一生無數的浮花浪蕊／請輕吹乾淨／還有更大的破壞將要到來」——廖偉棠〈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在羅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張愛玲改變原本到倫敦大學讀書的計劃，轉而來到香港大學。後來日軍進佔香港，她終究還是沒能完成學業，回到了上海寫下〈傾城之戀〉，香港從此成了張愛玲繞不開的寫作主題。

第二次重回香港，也是因為另外一座城的陷落：1952 年，張愛玲以「繼續完成學業」為藉口，逃出被共產黨掌握的上海。當她走過連結香港與深圳的羅湖橋海關時，她才真正感覺到安全。

安全的是她的人，也是她的創作。香港保證她的人身自由，也給予她足夠的創作自由。

和香港的緊密連結不同，張愛玲一生只有一次踏上臺灣土地。1961 年的臺灣行，她寫下遊記〈重訪邊城〉——邊城是臺灣，也是香港，雖然是臺灣遊記，香港卻無處不在：「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

但如此緣慳一面的臺灣，卻成了作家日後最重要的出版基地，從六〇年代開始，臺灣的皇冠出版社開始出版張愛玲的舊作及新作——巧合的是，同樣的年代裡，許多臺灣作家反而是以香港作為出版基地。

廖偉棠回顧當時臺灣與香港在文學上的相對位置，「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它一方面是一個孤島，但一方面又是自由港，所以香港容納了臺灣和大陸的異見人士。其實當時很多臺灣作家的書會在香港出版，像瘂弦的第一本詩集，就是在香港出版的。」

然而風水輪流轉，「過了幾年後，很多香港人都要在臺灣出書。」

九七之後，香港文壇開始出現「香港創作，臺灣出版」，包括廖偉棠自己在內，連同董啟章、韓麗珠等香港創作者，都選擇在臺灣出版他們的著作。張愛玲在無意之間，成了他們的前行者。

尤其反送中之後，趨勢更成為一種常態，文學之外，更蔓延到其他形式的創作，像《理大圍城》《時代革命》《少年》這樣的電影作品，都無法在香港本地上映，臺灣於是成了作品面向世界的第一站。

「香港文學的確很需要這樣一個出口，因為越是亂世，寫作其實會越蓬勃。但弔詭的是，它越蓬勃，又不能在亂世出版。所以整個華文出版的一個生態環境，其實互補的——臺灣不幸的時候，香港會去填補這個空間，如果將來我們都不行的時候，又會找到另一個自由的地方。」

在廖偉棠眼裡，早在張愛玲的年代，她就已經示範了，香港和臺灣始終能成為彼此創作及出版的支柱。

張國榮：華麗的挫敗與反擊

「十年前我已窮盡華麗／就如這座化城鬼市／不需要像星被引力記起」——廖偉棠〈二零零三年，一個躍下的人〉

2003 年 4 月 1 日，張國榮從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四樓一躍而下，整個香港曾經的華麗繁榮，像是死在那一天。時代巨星的墜落，凝聚了那一年香港所有絕望的場景。

「尤其到了這幾年，紀念他的人變本加厲地多，大家都知道我們不只是在哀悼張國榮，我們是在哀悼香港。」

但張國榮從來不只是香港的張國榮。九〇年代，舞臺上的張國榮留長髮穿高跟鞋，那一瞬間他不只跨越了性別的界線，也把香港和臺灣的同志社群連結在一起，在當時同志運動開始萌芽的時代背景下，成為兩地共同的酷兒偶像。

廖偉棠說自己其實從來不是張國榮的死忠歌迷，第一次被他打中，是因為《春光乍洩》。「我看《春光乍洩》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還性向未明，假如我碰到一個這樣的男生，也許我就不是一個異性戀了。」他是那種，能夠掰動異性戀鋼鐵邊界的表演者。

後來《春光乍洩》把張國榮帶到臺灣的金馬獎，但那天最終走上最佳男主角頒獎臺的，是同樣來自香港的謝君豪。據當年擔任評審的林奕華回憶，評審團成員中不乏認為張國榮能把同志角色演得好，是天經地義——林奕華無言，「那張國榮演了那麼多異性戀者，豈不是每一部電影都能夠拿一個提名？」

無名氏：冷血之後的真朋友

「你知道她面臨的憂懼你也不能倖免。／當盾牌碰撞聲聲漸進。／她的名字叫香港／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鄉。」——廖偉棠〈二零一九年，我們都是無名氏〉

廖偉棠的詩裡，「她」是反送中裡的香港，「你」則是隔岸的臺灣人。

反送中發生的那一年，廖偉棠已經移居臺灣。身邊當然不乏許多臺灣人對於香港抗爭的支持，但他偶爾聽出某些聲音裡的自傲：「有時候他們會有一點點沾沾自喜：『你看，我們有民主，所以我們就不會像你們這樣。』或者他們說『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雖然這種危機絕對存在，但老實說香港人聽到這句話，是會有一點難過的。」

甚至有些話說得讓人受傷。電視裡的名嘴說，這是臺灣取代香港經濟地位的好時機，廖偉棠說，「這句話說得太冷血了。」於是他寫下「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鄉」，像是在回應這些隔岸觀火的淡漠。

2023 年《說吧，香港》再重演，如今又一次提起香港與反送中，觀眾的熱血與憤慨又再冷了一些，時間可以療傷，也讓人忘記傷痕。

但冷卻未必是壞事。「我覺得臺灣人都是比較衝動型的：衝動型消費、衝動型欣賞、衝動型共情。但當真的是冷卻下來之後，還能夠理解香港的人，那就是我們的真正的朋友。」

他期待臺灣觀眾能在《說吧，香港》裡，看見另一種香港人的樣貌，而回過頭來，香港人也正在理解臺灣人。不久前《悲情城市》在香港上映，他看見香港書店處處陳列著關於臺灣現代史的書，當中固然有借此喻彼的味道，卻也像是以理解回報彼此：反送中開啟了臺灣人重新認識香港的契機，如今的香港人也開始看見原本不熟悉的臺灣歷史。

在《説吧，香港》之後，廖偉棠也創作了一組以臺灣為主角的組詩，最後一首詩寫的是一個移居臺灣的香港人，與他的臺灣同事，他們短暫地互相交換了懷中的死者。

「這種傷痛共同體、抗爭共同體，始終會這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流動在一起。」

最初在寫《說吧，香港》之前，廖偉棠只是想著跳開官方的、正史的視角來重新建構香港的樣子，「所以在最早的寫作裡，我並沒有寫到臺灣。」直到後來才發現，香港和臺灣總會走到一起，就像他在詩裡以「青少年哪吒」的意象寫香港六七暴動，臺灣少年追求自由，與香港青年抗爭的身影從此疊合。

於是回頭看才發現，香港和臺灣，一直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