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微創 ╳ BIOS｜大師講堂電影職人篇──攝影師廖敬堯（下）

（接續上篇）

廖敬堯喜用客觀冷靜但帶有戲劇性的方式捕捉眼前的人事物，以一台攝影機、一個人、一個場景的鏡頭語言，在紀錄片裡建構有張力的戲，反之在劇情片中，亦要注入寫實元素，可舉《太陽的孩子》阿公和孫子走在山上的一幕為例，「原本打算安安靜靜拍兩人對話，現場突然飛來一隻蝴蝶停在阿公背上，我鏡頭就搖過去，像這種東西可能在攝影棚和 setting 好的場景裡拍不出來，就是有點自助天助，它來，然後你拍到了，我覺得那個東西很美好，沒辦法去解釋什麼，如果說是『電影感』又太曲高和寡。」他認為透過鏡頭看到的難用理性分析，但那支撐著他在攝影機後好好當一名攝影師，他相信一旦站在攝影機後面，前面就一定有事情發生，只是有沒有看到或怎麼看，方法有千百種，每次答案都不同，他永遠會將每一部片以第一部的心態來對待。

不只工作之中有堅持，工作之前當然也有講究，與其挑選案子的類型和預算，不如說是挑劇組、挑想要一起工作的夥伴，「底片時期很講求導演和攝影師之間的信任，因為沒有 monitor 可以馬上看，但這在數位時代一樣存在，我會跟導演聊天，知道他為什麼想拍這個故事，寫出來的文字跟內心想的還是有落差，所以需要一段時間摸清，我最想做的是多跟導演一起看電影，就能知道他怎麼看待那些東西。」了解每位導演想講的故事、暢談彼此腦中的影像和敘事節奏，都是值得攝影師永恆探索的課題；他且視《愛‧慕》攝影師 Darius Khondji 的多變性為標竿，既能樸素內斂，也能駕馭大衛芬奇眾多懸疑動作片，甚或極盡誇張之能事的《黑店狂想曲》，拍片於他最過癮的，無非是為每種題材找到適切的表現手法。

《鐵皮人生》是他近期的紀錄片作品，以頂樓加蓋鐵皮屋為題，但建築法規、都更問題皆非他的創作初衷，「我想找到住在這城市最醜建築物裡的人，我找了十組，以前會花很長時間蹲點，這次我沒有，我告訴自己只有三次機會可以拍，每次不超過 4 小時，我必須找到一個形式，讓他們說人生的故事。」相對於劇情片，紀錄片的不自由在於無法隨時變換觀看位置，而是在接觸題材的初始，就得決定從什麼角度切入，他為《鐵皮人生》選擇了較中間、可以坐下來好好聆聽被攝者的距離，因此讓他發現不少與自身想法靠近的聲音。在年輕氣盛或說涉世未深的階段，不免有自視不凡的創作者傲氣，如今，他認為拍片一職就和開早餐店、麵店沒有太大差別，誰都是市井小民，就是努力營生，努力做好份內之事。在片中取景地之一、台北樂業街某棟樓房屋頂，倚牆迎著晚風的他如此道來：「這裡同時看得到台北最高的建築物、新大樓，也有加蓋的房子，混雜的感覺跟我想表達的核心很接近，也跟這 10 年來做這行的身分和角色有呼應──拍片是社會的少數，帶有反骨和不想按部就班的性格，從大學時代到現在，總會反覆被提醒是不是該找份正常工作安身立命，而不是永遠抱著浪漫情懷做這麼小眾的事──這個背景很適合襯在這些想法下。」

這日下午，廖敬堯複述著自己是晚熟、後知後覺的一類人，甚至連答應本次邀約都使他猶豫忐忑許久，就因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代表性。而這何嘗不是所有創作者、從業人員時時遊走的自我懷疑與肯定的迴圈，他說真正有自信能以拍片為生、不再因為周遭動靜受影響，好比想當導演或羨慕他人的機遇種種，當屬 35 歲後的事了，「講白一點那就是貪心，但這幾年開始想要低調地拍片，我想當平平凡凡拍片的人，走在路上跟大家都一樣，我覺得那很重要，可以讓我很努力去拍片。」做平凡的事，去幫助不平凡的作品完成，然後，唯一的期許是無論年紀資歷都保有專業與熱情。傍晚魔幻時刻中一席真誠之言，像是夕陽穩當地沉落地平線，將自身暖暉遞送融入於更深遂廣闊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