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川吹奏一曲風雅（二）：林之助和他的竹籬笆畫舍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9.11.2016

台中教育大學距柳川相當近，校門口出來越過兩個街區就會來到柳川溪畔。這裡有一座木造日式房舍，外頭的鐵欄杆圍牆曾經是竹籬笆，這是畫家林之助居住四十餘年的地方。林之助素有「台灣膠彩畫之父」的美譽，膠彩畫以天然礦物為顏料來源，畫面多細膩、圓潤、豐滿，適於營造富貴精巧的風格和質感。日治時期的知名台灣畫家，大多以膠彩畫見長。

1917 年，林之助誕生於台中大雅上楓村的「福厝」。「福厝」是林家的大宅子，外圍有林家上百甲的水稻田。林之助出身富裕的仕紳人家，在十分優渥的環境中成長，但從小喜歡和勞動階層互動，林家中的女傭、長工和佃農，都很喜歡這位態度親切的三少爺。就讀大雅公學校時，林之助便已展現對繪畫的濃厚興趣，不僅在課本上塗鴉，還利用翻頁自製出「動畫」。雖然林家光靠田產足以不愁吃穿，但是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林父林全福考量到子女未來發展的空間，還是決定將林之助送往日本念書。因此念完公學校五年級，林之助就到東京當起小小留學生了。

原本林全福寄望林之助學醫，這樣回台灣後，既有收入穩定的事業，又有相當的社會聲望，可說是殖民地人最安全的生涯發展了。不過在日本念中學的林之助，越來越覺得自己不適合當醫生，每天在醫院面對病痛的生活令他感到無趣，反而是畫畫讓他樂此不疲。林父知道後，最終選擇支持林之助。在家人的支持下，十八歲的林之助考進私立帝國美術學校本科（今東京武藏野美術大學），從此開啟他的藝術創作之路。

確定將美術作為一生志業的林之助，學習起來非常認真，不僅課堂上作畫全力以赴，總是獲得學期第一名，下課後還會和同學們在喫茶店（咖啡館）一同討論。他們仔細分析、評論每一張作品的構圖、技巧、畫風和意義內涵，努力提升自己的畫技和鑑賞能力。身為一個創作者，需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手上的創作素材才能源源不絕。因此東京的大街小巷，日常生活的瑣細事物，不論繁華靡麗或簡樸素淨，一一成為林筆下的絕妙彩繪。

林之助不僅熱愛繪畫，也十分酷愛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如《罪與罰》描寫中下階層的生活痛苦，深深感動林之助的內心。除此之外，他還學過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和踢踏舞，尤其為踢踏舞下過不少工夫，在一踢一踏的節奏中，他對「身體」的時間有更深刻的感受。多元藝術型態的刺激，讓林的繪畫有更加豐富的內涵。

五年美術學校課程修畢後，林之助進入了私人的兒玉希望畫塾深造，畫塾中的同儕都是一時之選，並以繪畫為一生職志，彼此之間自然有著看不見的激烈競爭。林之助格外用功，積極創作並參加重要畫展徵選。

1940 年日本適逢實施天皇制二千六百年，政府擴大舉辦各類活動，林之助決定參加當年新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舉辦的美術展覽會。為此，他深深苦惱創作題材，直到夏天某日清晨，他睡醒後到屋外散步，突然被牽牛花在太陽底下綻放，那充滿朝氣的景象所撼動。這或許就是他所期待，日常生活中的蓬勃生機，閒適、寧靜而美麗，彷彿未來將有什麼好事發生。他選擇了高近三公尺、長近二公尺的巨幅尺寸來重現這個畫面，如此鉅作，可想而知要求細節的林之助創作起來備極艱辛，經過三個月日夜不懈的奮鬥才告完成。這件作品後來順利入選文部省美展，成為日後林之助最著名的代表作──〈朝涼〉。

林之助在日本聲譽鵲起，甚至有贊助者找上門，眼見事業就要達到第一個高峰了，命運卻開了一個玩笑。太平洋戰爭煙硝日益濃烈，美日正式撕破臉，眼看日本本土無可避免戰火波及，林家盼望林之助早點返回台灣，好歹有個照應。林之助反覆躊躇，決定先回台中，但誰知道這一返鄉，竟然就是和日本畫壇訣別。

回到台灣的林之助，加入李梅樹、李石樵等人組織的台陽美術協會，致力推廣美術。他仍然勤奮創作，1942 年以妻子和長女為主題的〈母子〉，參加台灣總督府展覽會並獲選第一名，隔年再以相同題材蟬聯第一名。只是好景不常，二戰局勢日漸緊張，1944 年總督府停辦美展，而且由於農業勞動力不足、糧食短缺，林家上下都得投入種田的工作。不過面對環境的劇變，林之助倒是頗能調適，本來就對勞動階層有一份同情共感的他，現在親自下田務農，反而讓他對自然風景有更深刻的體會，日後創作出一系列以農村為主題的作品。

1945 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統治台灣，林之助受聘擔任台中師專（台中教育大學）美術教師，遷居到柳川畔的竹籬笆畫舍，往後三十三年都以此作為實踐美學教育的基地。身為老師的老師，他義無反顧扛起美術教育的重責大任。在幾乎所有科目都必須由官方編定教科書的時代，美術是少數私人可以插手的科目，林之助親自編寫國高中美術課本，還不惜充當業務員，騎車到當各級學校推銷他的課本。

變動的歷史一方面是機遇，一方面是挑戰。戰後台灣政權轉移，官方主流文化和台灣在地文化的差異在社會各階層產生矛盾，連美術領域也不例外。府展走入歷史後，台灣省展延續成為位階最高、規模也最大的官方展覽，五○年代省展國畫部卻爆出膠彩和水墨何者才是國畫代表的爭議，膠彩屢被質疑是和中國無關的東洋畫、日本畫，被要求退出省展。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隔年省展國畫部無預警廢除膠彩畫席次，失去官方展覽的機會，意味失去文化正當性與官方資源，對於膠彩畫的存續當然是一大打擊。

林之助為了保存膠彩畫的地位，從歷史上論證膠彩畫的中國淵源，給原無正式名稱的膠彩畫定名「膠彩畫」，並組織台灣省膠彩畫協會，呼籲省展改革制度。另一方面林之助投入更多心血培育膠彩畫家，透過無數創作來證明膠彩畫的美好不可取代。在林之助鍥而不捨的爭取下，1981 年省展終於廢除國畫部，分別成立膠彩畫部和水墨畫部，同年林之助展出巨幅作品〈孔雀開屏〉，似乎象徵膠彩畫終獲肯定的喜事。戰後一度搖搖欲墜的膠彩畫得以維持命脈，讓林之助獲得「台灣膠彩畫之父」的評價。

少年時代在東京談文論藝的咖啡時光令林之助懷念不已，1960 年中期開設「孔雀咖啡館」，提供一處交流藝文的理想場所，畫家可在此展售畫作。林之助還發起中部美術協會，團結地方力量，舉辦各項展覽、講座，矢志讓美術走進一般大眾的生活中。儘管遠離了日本帝國畫壇，回台後也非定居在政商核心台北，但是柳川竹籬笆中用心經營美術四十餘年，在地方上留下不可抹滅的貢獻。

傳統畫家多以美麗事物為描繪對象，不過悲天憫人的畫家，對破敗的事物卻有一份特殊的關懷，這從林之助的陋屋系列可以看出。陋屋在一般人的眼中是極其醜陋的存在，有礙市容觀瞻，應當作塵埃掃入歷史。可是在林之助的巧筆描繪之下，爛房子似乎也有了獨特的韻味，足以讓人品味再三，這是林之助另一值得記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