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TIDF 台灣競賽入圍導演問與答（二）：紀錄片工作者的各種挑戰

作者

日期20.04.2016

除了談紀錄片的本質，導演本身的生活，以及對影展的看法，也格外令人好奇。這些回答，雖然都是個人意見，但聚合起來，多少能描繪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不斷尋求突破口的各種嘗試。

BIOS：您參加 TIDF 的原因是什麼？

＊蘇弘恩（入圍作品：靈山）

參加影展是因為想要提升作品的能見度，並且有機會跟其他導演交流。TIDF 是台灣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它們在選片的時候很支持獨立製片及非商業性的紀錄片作品，對我們這些資源較少的導演來說，是宣傳作品很好的機會。在導演交流部分，它們歷年來都會挑選出優秀的台灣作品，並邀請國外影人來做分享，對我來說，這些交流都是很棒的養分。

＊吳耀東（入圍作品：戲台滾人生）

主要是能增加影片曝光度。在台灣一部紀錄片完成，你沒有資金、奧援做宣傳、推廣，甚至上院線，那這部影片就準備躺在自己家裡的書櫃上，或是 D 槽。因此參加影展至少還有些機會，運氣好遇到喜歡的評審，影片起碼可以在戲院放個兩場，面對觀眾交流 Q＆A，這對創作者是一種莫大的光榮和回饋。演員需要舞台，紀錄片創作者需要放映管道。TIDF 走了十屆，有其定位與高度，獨立公正，不那麼商業，甚至帶點學術，是給紀錄片的專業影展，能夠入選，對自己是一種非常大的鼓勵。

＊廖建華（入圍作品：末代戰亂犯）

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是會很希望讓很多人看見的，可能是對內容議題取向有興趣的人，或想看相關方向電影的人。而來影展的觀眾，我想和我之前播映《末代》管道的觀眾，多少會有落差，會想增加另一個觀看此片的族群。另外，影展是對紀錄片本身的肯定，也許包含對題材的挑選與處理的方式，這對我來講也同等重要，雖說拍完之後作者（製作團隊）已死，但我只能為我的紀錄片背書，而不是為紀錄片以外的意識形態背書。

TIDF 的前身是紀錄片雙年展，如果有別的考慮，那就是想參加看看紀錄片的盛會，能和不同的紀錄片工作者交流。另外一個淵源就是前年參加了「DOCDOC工作坊」，所以就報名了 TIDF。

BIOS：就您的觀察，影展如何促進紀錄片創作的發展，又對觀眾帶來哪些影響？

＊黃亞歷（入圍作品：日曜日式散步者）

影展作為匯集專業影人和關心藝文的觀眾之重要橋樑，在影展期間內，觀眾透過策展人規劃的主題與策展理念，觀看到平日不易接觸到的影片，不僅為觀眾提供了更多思考的切入點，也為影片拍攝者提供了可相互對照、討論的平台。

然而，影展的專業性不應該建立在片商市場交易的基礎點上，而是如何開放更寬闊的影展論述，行走在觀眾之前，不盲從於既有潮流，而能勇於拓展更多元的觀影分眾階層，讓文化累積與藝文水平培養，不因為無法速成地達至普遍化，失去了根基性的意義。

另外，具足內省態度的影展，應做為提出不同觀影態度的指標，為大眾與電影之間提出了獨有的洞見，但當然也可能在目前開放性有限的藝文條件下，形成與大眾更劇烈落差的隔閡。

這是影展面對的課題，也是台灣整體所面臨的挑戰，在電影藝術教育未能充分貼合的體制與環境下，無論是影展本身或是拍攝者，都還一段遙遠的路途要走，然而也相信，只要有人堅持前行，這緩步的轉變及其過程，仍是值得期待並留下更深刻的足跡的。

＊柯金源（入圍作品：海）

影展提供創作資源、交流的機會，更是紀錄片的重要播映平台之一，但因同時具評選機制，可能朝主辦方的價值觀傾斜，間接引領社會觀影的品味，對於形塑多元、自主、溝通的社會，是否造成影響？需要再觀察。

BIOS：您有哪些管道取得拍片資源，幫助您完成紀錄片？不同管道的資金和資源，會如何影響創作？

＊黃信堯（入圍作品：雲之国）

我有兩部紀錄片是跟公共電視合作，之前也有申請紀錄片輔導金和國藝會的案子，也曾和超越基金會及雲林縣政府合作。我很幸運，合作的對象都願意給導演很大的空間來發揮。

真的要慎選合作單位啦，像這次《雲之國》是拿公視《紀錄觀點》的製作費，之前寫的企劃書跟最後拍出來的部分，除了島沒變其他都變了。我在剪的時候有點慌，想說這種片子公視怎麼可能會播、收視率一定很低，但那時候製作人王派彰很能理解，擔起製作人的角色去和公視內部溝通，最後才通過了。假如我遇到的人不願意幫我，只回覆說會再給上面的人審查，那可能就沒完沒了。

拍《帶水雲》也是遇到很有 sense 的文化處長和評審。那時候，他希望有人可以透過紀錄片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雲林的不同面貌，即使拍到不好的事情，可能就是政府要檢討的部分，而不是導演要避開或是修改，只有真實的記錄，大家才會在影片流傳的過程裡，真正看見雲林的樣子。

有一個好的製作人，至關重要。導演就是負責創作和創意，全心思考把創意和創作發揮到最大，前提是製作人一定要挺你，否則你自己去面對出資者，可能就會搞到翻臉賠錢，或是被迫改成對方想要的樣子，導演就會很痛苦。

＊盧彥中（入圍作品：就是這個聲音）

我拿公共電視的錢拍了兩支，另一支片是國藝會+新北市補助。內容方面，運氣不錯！公視給我很大自由空間，也沒被另外兩補助刁難過！但話說回來，影響方面，可能我沒「大尾」到有私人要投或拿錢找我，所以影響方面，我也沒有經驗。

BIOS：拍攝紀錄片，可以維持個人生計嗎？

＊李念修（入圍作品：河北臺北）

我不是以導演維生。我的主要工作是編劇與剪輯。以剪輯紀錄片而言，確實無法支撐生活開銷。與其他類型影片比較，剪紀錄片的工作量、剪輯的難度、所需的時間都是最多的，但費用可能是最低的。所以我的接案範圍涵蓋紀錄片、劇情片、廣告。

就導演職來說，以我所知，他們大多有教職身份，至少有一份固定薪水，才能持續拍攝紀錄片。總之，東牆補西墻，使命加熱血，先衝了再說吧。

＊李惠仁（入圍作品：蘋果的滋味）

2008 年我辭了電視台的記者工作，開始拍攝紀錄片，我個人有一個堅持就是：政府部會、公家機關的案子我一概不會碰，因為我不想為了結案而「被妥協」。

所以這些年來，我大概就是把公視《紀錄觀點》提案委製的經費挪一半去拍「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系列。除此之外，我也同時擔任 freelancer，幫雜誌採訪寫文章、在電台擔任兼任節目主持人，這樣就可以持續拍片囉。

BIOS：請談談新科技對紀錄片創作的影響。例如您怎麼看待群眾集資作為紀錄片新的籌資管道？網路影片如何影響紀錄片的創作？

＊廖建華（入圍作品：末代叛亂犯）

當初群眾募資的確占了《末代》不少比例的經費收入，對我來說，群眾募資其實不僅是一個資金的來源，同時也是一種宣傳。

《末代》的募資專案距今已經快要兩年前，在這之前因為發生 318 運動，周邊相關的計畫都獲得不少的回響，《太陽不遠》也比《末代》早開專案募資，所以當時會有點怕因內容性質相似，而募資失敗。至於募資成功的原因，我想還是需要去問當初的資助者會最準確，當初能做的，其實只是搭著 318 運動過後，社會的氛圍和社運與紀錄片內容參與者的網路轉貼。

這兩年之間募資成功的電影越來越多，我不確定未來電影募資是否會更困難，畢竟這件事情不再新鮮，或者資助者也有了一些「經驗」。但我想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還是會期許自己，如果以群眾募資作為紀錄片的籌資管道，不能僅是以議題作為唯一的訴求，迎合大眾對題材本身的想像，甚至是迎合社會的集體氛圍，失去了紀錄片帶給觀眾的批判思考與政治性，或其他理解與觀點的可能。我覺得這也同時是在消磨大眾對「台灣」紀錄片的期待與信心。

關於大量的網路影片，會讓我想到，就像新聞專題報導和紀錄片的差別到底在哪，大量的網路影片可能是動畫短片、劇情短片、脫口秀、新聞，甚至是一篇影像/文字的專題報導，以《末代》來講，就可以跟民視的「台灣演義」比較。

當然我可以將紀錄片列舉出跟以上種種的網路影片與節目，許多相似與相異的地方，《末代》的內容也可以像是「台灣演義」的敘事方式給觀眾看，我覺得也很好，其實很多時候沒有拍紀錄片的必要。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對觀眾來說，紀錄片和相似的網路影片與節目會差在哪裡，還是大多數時候沒什麼差。

也許過去紀錄片承載了一些「使命」與「目的」，但現今這些「使命」與「目的」很可能是被大量的網路影片取代的，這更讓我思考拍紀錄片的本質是甚麼，或者剩下甚麼，畢竟要投入的精神、時間與金錢，客觀報酬率來看，拍紀錄片真的是「做興趣」的，而大家為何還拍紀錄片，也許就各自有不同的原因了吧。

＊郭亮吟（入圍作品：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技術、資金和器材，都曾是影片製作難跨過的門檻。因為器材、技術改良更新，操作簡便，成本降低，讓更多人可以跨過這個門檻，如過往只有國家政府機關或是商業電視台才能製作歷史題材的影片，現在卻可以看到歷史詮釋不同於「國家級」的觀點的影片，有的從個人/家庭出發，影片的人物、階級、性別等更為多元。

群眾集資成為紀錄片的新籌資管道，讓創作者在政府單位、電視台、影展市場、基金會等對補助外，因為少有「申請標準」、「結案規定」、「評審意見」等的重重設限，較為自由，且讓在「標準制度化」下較難出線的導演/題材有了其他可能性。

網路影片以及各種形式訊息，大量、無時無刻、不斷累積、增加、傳送。網路對紀錄片的創作，影響是全面的，不同面向也互相交替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