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書摘｜
不要靜靜走入長夜

作者BIOS 選書

日期18.05.2017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如果世界上真有誰可以決定不要死，那個人必定是蘇珊・桑塔格；她的意志那麼強悍、那麼堅韌，那麼不願意接受普通的命運或結局──而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掙脫普通的命運或結局。一般人認為每個人應該做什麼、應該經歷些什麼的這種觀念，並不能擺布她或太過影響她，因為她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能有所超越。不過，就在聖誕節前，她躺在紐約曼哈頓上東區斯隆──凱特琳紀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床上，在圍繞著她的人眼裡，她非常像是即將死去的樣子。

有一天晚上，在醫院病房裡，她和朋友莎朗・德拉諾（Sharon DeLano）徹夜聆聽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桑塔格由於藥物作用而昏沉。她的心情不錯，可以跟莎朗講她最愛的一個笑話：「將軍把他的軍隊安置在哪裡？」莎朗回答：「我不知道。」「在他的袖子裡（註 1）。」桑塔格微笑著說。

隔天，她正經多了。莎朗到時，蘇珊正在讀德國導演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年輕時的作品，她們一起看了兩部電影。莎朗必須常常按暫停，因為蘇珊在電影播放過程中一直講話，不斷對電影評論和下註解。

蘇珊認識莎朗・德拉諾很久了。她們在七〇年代中期相識，那時莎朗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擔任編輯。蘇珊在第一次罹患癌症並康復以後，每當她不想獨處時，就打電話給莎朗，而莎朗就會來到她位於河濱大道上的公寓陪伴她。

莎朗曾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藍燈書屋出版公司（Random House）和《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雜誌和出版社擔任編輯，負責編輯蘇珊的作品。表面上莎朗看起來強悍，但對朋友來說，她溫暖又幽默，而且忠誠無比。

管家淑姬・金漢（Sookhee Chinkhan）為蘇珊放洗澡水時，看到她背上的瘀青。於是，她第三度罹癌的事實浮現了。淑姬已在她身邊待了超過十年，每週為蘇珊工作五天，幫忙打掃煮飯；她們之間總是喋喋不休說著旁人摸不著頭緒的話。

二〇〇四年三月，桑塔格被診斷出罹患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這種病變會導致一種存活率極低的血癌。桑塔格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這時年紀五十出頭，從事報導與撰稿的工作，在她的初步檢查之後陪著去醫院複診。

大衛長得高而優雅，相貌英俊，像是羅馬帝國硬幣上的頭像，而他帶有皇室的王子莫名其妙變成民主體制國家的王子的那種神情。

醫師宣告了最糟的可能性：病情完全沒有治療或緩解的機會。他建議桑塔格什麼都別做，接受事實，並好好把握剩下半年左右的生命。

在蘇珊確診後的幾週，淑姬注意到她有時候會說：「哇，哇。」然後閉上眼。蘇珊告訴她，是因為痛。

最近這次生病無可避免地讓桑塔格回想起一九七五年第一次悲慘的癌症診斷。她四十出頭時，發現得到第四期乳癌。最先去諮詢的幾位醫生都不認為她的病情有任何希望，但她尋求積極的治療而後存活了下來。從那時開始，超越普通疾病與平凡結局，就與她這個人是怎樣的人糾纏在一起了──她是個尋求治癒的人，她解決疾病就像解開一道數學題目，一道最高階的邏輯謎題。「我的身上微微閃爍著倖存的光芒。」她在八〇年代寫下這樣的句子。死亡的筆觸融入了她的黑暗魅力、她的作家姿態。在一篇關於攝影的散文中，她寫到了「死亡的性吸引力」，她接受了這股性感的吸引力，靠近死亡的危險與刺激，吸入它，再反擊。

她的乳癌發展到絕境又從中康復的經驗，融入她腦中一個長久以來的意念──她是例外的。還有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事：「自己是例外」這個存在已久的意念，融入了她面對癌症的方式。莎朗・德拉諾說：「因為她這麼強悍，因為她勇於對抗權威，所以她的直覺是要面對面與癌症抗衡。她立即下定論，認為醫生錯了。當時大家還沒有去尋求第二意見的觀念，但她是如此堅毅，她去找其他醫生來提供意見並存活下來。我覺得這證明了她是個怎樣的人，以及她如何思考。她不依循常規，她為自己思考，因而活了下來。而這有一點強化了她所代表的一切，以及她屬於哪一種思想家。意思是說，當她再次生病，她會認為她可以再做同樣的事。」確實，當她一九九八年又診斷出子宮癌，她四處尋求積極而艱難的治療，進行化療與手術，然後，活了下來。

在她的筆記中，你可以看到她總是將自己當作一則神話，看到她為此付出的努力，看到她不斷擷取人生中的原始素材來塑造「自己是例外」的想法。當然，每個人都這麼做，但桑塔格比其他人更用力，做法也更激烈、結果更成功一百萬倍。她的神話是全方位的，是深具魅惑力的。她一個朋友描述她具有「明星的特質」，這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想受到關注的欲望，以及她有自覺地塑造自己的神話。她在日記裡自責：「不要這麼常微笑。」「軟弱是種傳染病。強壯的人能適當地避免軟弱。」而最驚人的是她企圖成為某種存在的意志力，她持續提升自己，反覆琢磨，就像在編修一篇文章。她二十四歲時寫下：「在這本日記裡，我不但比在面對任何人時都更開放地表達自己；我是在創造自己。」

她總是有強大的想要讓自己轉變的意圖。她十六歲進入柏克萊大學就讀，一個學期之後，她轉學到學術要求更加嚴格的芝加哥大學。在那裡，她認識了一位大她許多歲的教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十天之後，她決定和他結婚。桑塔格後來在哈佛大學取得哲學碩士，然後離開里夫和他們的小孩──四歲的大衛，前往英國牛津和法國索邦大學讀書，因為當時她感覺需要這麼做。

桑塔格自少女時期便開始建構自我的神話，展現出她對於平凡的輕蔑並對其保持距離。她曾經嘲笑好友史蒂芬・柯霍（Stephen Koch）有存款帳戶和醫療保險，因為那是普通中產階級大眾才有的東西。知識份子和藝術家沒有存款帳戶和醫療保險。

她剛從乳癌康復後不久接受了一次採訪，從中可看出她似乎陶醉在這場曾經臨近死亡的經驗。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次《紐約時報》的專訪中暈陶陶地說：「接近死亡為我的生命添加了很高的強度，而那是令人愉悅的⋯⋯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感覺很奇妙，這使得為人生各種事情排出優先順序並依序加以完成變得非常真實。現在，那種感覺稍微褪去了一些，事情已經過去兩年多了，我不再感受到同樣的張力。從某方面來說我覺得很遺憾，我希望保留一部分那種危機感⋯⋯我想，保持和生死之間的聯繫是好的。許多人花費一生來抵抗『生命就是一齣通俗劇』的觀點。我覺得不要去淡化這些衝突是好的⋯⋯經由主動且有意識地面對這些衝突，你會獲得很強的能量。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讓我盡可能專注的方法。」

她在接受乳癌治療時並沒有停止工作或思考，也沒有掙扎於是否要工作和思考。化療期間，她為日後將會出版的著述《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註 2）做筆記。在這部優雅而富影響力的作品中，她反駁各種圍繞著疾病的幻想。她論述，病人需要的不是充滿詩意而感性的意念，而是清晰、理性的思維和醫療資訊，好為治療所需的努力作準備。在病房裡，她在日記裡寫下：「我開始害怕自己的想像。」而她這種恐懼，正是她在《疾病的隱喻》中高明地探討並加以否定的。她寫道，這種想像、這種我們賦予疾病的浪漫色彩，是暴力而有害的。

註 1｜此處取「軍隊（army）」和「手臂（arm）」複數之諧音。

註 2｜中文版由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