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不再那麼憤怒以後──專訪張吉安,在 40 歲開始回來拍電影
小時候家裡有一本《馬來紀年》,是 1954 年 12 月由許雲樵譯註中文的初版,黃皮黑字,薄薄一本,售價叻幣[註 1]一元。這本來自四百年前,以馬來文撰寫的歷史古籍,張吉安翻過上百次。
其中印象深刻的故事,是《馬來紀年》的第十五章〈中國和滿剌加的親善邦交〉,記載明朝漢麗寶公主[註 2]嫁給滿剌加王朝的蘇丹,明朝的王因而要這位女婿對自己稱王,而蘇丹也照做,去信尊稱中國王「望拜上父王之祝詞得達父王陛下」。
結果收到信的兩天後,中國王忽然出了痲瘋痘,全身上下奇癢無比,藥石罔效。御醫對王說,病源是來自上天的詛咒,因為王與王之間地位本是平等,如今中國王要滿剌加王俯首稱臣,觸犯天條,才生了癢病。而唯一的解法,是要喝下滿剌加王的洗臉洗腳水。
「王喝了這水,並且用牠來洗浴,那惡癢便立刻消失而痊癒了。於是中國王便立誓不再要滿剌加王如此稱呼,而自尋煩惱了。他們的後裔,也不該如此了。從此以後,中國王和滿剌加王便互相平等,維持了長時期的友誼。」——許雲樵譯,《馬來紀年》
「有一段時間我真的很迷戀這本書。」但是張吉安沒有想過長大以後,會再重遇這個故事。
痲瘋、中國人與馬來人
起點是 2009 年。當時他還是馬來西亞國家廣播電台的主持人,也還頻繁出沒各個社會運動的抗爭場合。那一年馬來西亞雙溪毛糯療養院即將面臨拆遷危機,張吉安和幾個朋友來到這個全世界第二大的痲瘋病聚落聲援,一如以往。
其中院民聽過他的廣播,知道張吉安在節目裡是個敢說真話的異見份子,於是小聲把他拉到一旁說,「我們帶你去後山。後山有東西看。」
療養院後山有一條長長的、長滿雜草的小徑,還有沿路散落的墓碑。對方示意他看看墓碑上的日期——從 5 月 19 號、18、17 號一路往前,最後停在 1969 年 5 月 13 號。張吉安問,這不會是五一三事件吧?對方點頭。
四十年前的那一晚,馬來西亞剛經歷一場傷筋動骨的選舉,反對黨獲得過半數的得票率,氣勢正盛,兩邊政治陣營的相互叫陣,連帶引燃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傍晚六點,雙方發生第一場衝突,打劫、縱火和殺戮一觸即發。即便首相在當晚即刻宣告戒嚴,直到隔天凌晨,吉隆坡中央醫院的停屍房已經堆滿屍體。
從此 5 月 13 號成了馬來西亞的禁忌,在日曆上被噤聲的一天。
那些死去的人去了哪裡,還活著的人想問卻不敢問。只有療養院的院民們知道那天半夜,大卡車從門口轟隆隆地開過,血水一路流到後山。有人偷看到一群人在挖坑,把大麻袋扔進去,再倒進黑色的油。後來才知道,黑油一來是為了掩蓋屍臭味,同時也讓人無法辨別屍體的種族和膚色。
點開 Google 地圖,從五一三事發的吉隆坡大華戲院到雙溪毛糯療養院,足足 26 公里的距離。棄屍的人知道華人對痲瘋病避之唯恐不及,特地選在無人踏足的療養院。當晚卡車上的鮮血沿路滴了 40 分鐘的車程,像是童話故事裡用麵包屑做的記號指引,只是在歷史中迷路的人,直到四十年後才發現這裡。
後來這座葬滿五一三事件受難者的後山墳場,被張吉安拍成短片《義山》,然後是長片《五月雪》。拍電影之前他才想起小時候讀過的《馬來紀年》裡的故事,中國人和馬來人的衝突,還有痲瘋病的詛咒,三百年前的史書就已經預言了。
「其實《馬來紀年》是馬來人的角度,這個故事就是希望你們這些來做生意的中國人,不要來欺負我們,不然你們就會長痲瘋病——所以我那時候越想越覺得很可怕: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一個巧合,還是一個詛咒?」
而根據民間流傳的傳說,蘇丹宰相 Tun Sri Lanang 奉命開始編修《馬來紀年》的日子,是 1612 年 5 月 13 日。
歷史不是巧合也不是詛咒,而是輪迴。
輪迴與繞路
而在輪迴裡繞路的也不只有歷史。2000 年,張吉安剛從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電影系畢業,回到馬來西亞,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離電影又靠近,又遙遠。
他做的是影片剪接師。
當時工作的單位是馬來西亞最大的 DVD 批發商。千禧年的交接地帶,韓劇潮流也吹到了東南亞,撞上馬來西亞的電影審查關卡,浪漫愛情劇也得經過一雙巧手修飾。「我當時就是要負責看這些 DVD 裡面有沒有接吻的鏡頭、有沒有擁抱的鏡頭、有沒有床戲、有沒有暴力的場面,甚至有沒有粗口。我要剪了過後,呈上去給電檢局批,然後這一些韓劇才能夠在市面上賣。」
《冬季戀歌》《情定大飯店》和《藍色生死戀》,馬來西亞觀眾看的是張吉安剪剩的純潔版本。而他沒想過做影視工作,會這麼痛苦。
「你可想而知——我那時候讀電影出來,卻在做著背叛電影創作自由這件事!我是剪人家的東西、把它剪得七零八落!」九個月後,他離職了。
離職後想回學校教書,沒想到當時的老師黃柏坤不讓他走進學術的象牙塔,「反正短期內你也拍不成電影的啦!不如你花個十年去做田調。」一句話就把張吉安趕回民間。
最初他以記者的身份深入民間,被編入社會新聞組,專跑命案車禍自殺強暴,待了一年多就離開。然後進了電視台,做靈異節目的編導,很快也就不了了之。離職後恰好遇上馬來西亞國家廣播電台在招聘新人,張吉安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報考,結果一做就是 12 年。
做廣播,是為了傳遞民間的聲音。「那時候我剛好參加很多社會運動,所以我其實有一種心態是,做社會運動的同時可以深入到國家廣播電台,那我就可以知道那種國家制度裡面的腐敗。我其實是想去衝撞那種制度。」
於是他從審查的剪刀手,變成傳遞異見的人。
鄉音考古
做廣播人的時候,張吉安開啟了名為「鄉音考古」的田調計劃,採集馬來西亞華人的鄉音文化,用一台小小的錄音機,記下老人們口中的歷史故事和鄉音歌謠。後來這些採集內容演變成每週兩小時的廣播節目,2011 年,張吉安以《鄉音考古》節目獲得國家廣播大獎的最佳男廣播人獎,是首個以中文節目獲獎的馬來西亞華裔廣播人。
即使被國家獎項肯定,但張吉安骨子裡知道,國家威權面前他從來不是溫馴的。
「其實我是用『鄉音考古』來掩蓋我做的事情,它像是一個切入的路徑,而且『鄉音考古』這個名字比較溫柔一點,它沒有給人很反叛、太敏感太政治的感覺。但其實裡面隱藏的就是五一三事件、茅草行動、馬共、二戰這些事情。」
2009 年發現雙溪毛糯的五一三事件罹難者墳墓後,他不想辜負報消息的院民的期待,也開始進行將近十年的田野調查。每年清明節前後,他守在療養院後山,等待罹難者家屬祕密地來掃墓上香,從他們的口中還原當年的故事。一蹲就是超過十年。
一開始張吉安想拍紀錄片,但對家屬來說,傷口依然見不得光。「只要我拿起攝影機,他們就不給拍。加上有些人認出我是廣播人,他們甚至說,你不可以錄音,所以我只能用最傳統的方式——用寫的。後來我知道紀錄片拍不成了,就索性忘記電影這一回事,專心地做口述歷史。」
兜兜轉轉,最後蒐集到 14 個關於五一三的故事。家屬都是女性。
「沒有男的。男的都缺席。在我長期做社會運動和田野採集的經驗,願意開口說歷史事件的人,都是女性為主,男人都避而不談。」
2017 年的清明節,他照慣例在療養院後山蹲點等待,家屬掃墓的途中,一旁突然開來挖土機,後來才知,亂葬崗一帶即將被開發。一群人於是找上當地的議員陳情,對方背著選舉的壓力,答應他們保留墳墓遺跡。張吉安於是借力使力,「那時候我覺得是時候跟媒體公開這個地方了,所以我就說,你既然答應了,那我就來拍一部短片。」
用兩個禮拜寫完《義山》的劇本,臨時打電話給楊雁雁,問她願不願意演出劇裡竇娥的角色。女演員說好,於是再花兩個禮拜學粵劇,然後速速開拍,速速殺青。接著張吉安拍五一三事件短片被電台知道了,7 月 1 號,他被電台停職,從此離開廣播。
不做廣播,就拍片罷。於是從《義山》一路到《南巫》《狼牙的御女》和《五月雪》,張吉安終於回到電影了。
我聽見
《五月雪》裡,14 個受難者的故事最終都堆疊在萬芳飾演的阿英身上,而對張吉安來說,他花了十年讓這些往事從回憶中出土,當中的歷史傷痕和情緒有多沉重,收藏了上萬字家屬證言的他最能感同身受。
但拍成電影,那些重量彷彿成了冰山一角,血和淚被收在看不見的地方,情感節制,甚至隔著遠遠的距離——116 分鐘的篇幅,只有兩處能看清演員表情的特寫。其餘全是遠景旁觀。
「因為五一三有一個很關鍵的詞,是『我聽到』——當我問到很多家屬的時候,她們都跟我說當晚聽見了什麼。其實她們都沒有看到當晚發生什麼事情,因為每一個人都躲起來了,真正走出去的人都死了。」
既然那一晚的死亡沒人看見,那在電影裡,也只能聽見。去年《五月雪》殺青後,他帶著五十幾個事先錄好的尖叫和求救聲飛到台北,有男有女,華語馬來語各地方言,請杜篤之為他建構一個聽覺的五一三。
「我想讓大家體驗——聽見比看見更恐怖。因為很多時候在拍攝歷史事件的電影,我們都很喜歡拍直觀的、渲染的,或者是直接屠殺,當然觀眾喜歡看這種東西,因為直觀比較容易引導你,這個暴力事件有多麽地恐怖。但這次我覺得,不要都是這些東西可以嗎?」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老了。曾經的控訴經過時間沉澱,淘去了暴戾,剩下冷靜與溫柔。
想起那一年從剪接師離職,想重回學校時,老師對他說的話。「我很慶幸那時候老師知道我是一個憤怒青年,就是會參加社會運動、走上街頭,為這裡發聲、為那裡發聲。所以他說你先去做這些田調,四十歲之後,你就會沒那麼衝動、也沒那麼固執。」
「我覺得其實滿準的。四十歲過後,我發現突然間我的鏡頭和敘事變溫柔了,可能就是因為歷練一段時間過後,很多看事情的視角不像以前那麼直接,覺得凡事都要用憤怒來詮釋,反而會懂得克制。」
而鏡頭不只隔了距離,還有高有低,有時甚至低到泥土塵埃裡去。張吉安說,那是一隻蚊子的視角。
在大學唸電影的時候,學校規定要寫論文,張吉安當時選的題目是小津安二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從《東京物語》《麥秋》《秋刀魚之味》,細細地研究大師的每一顆鏡頭,然後從那之後,「我開始特別迷戀仰視的鏡頭。」
論文必須搭配一部短片作品,張吉安把鏡頭從小津安二郎的榻榻米延伸,帶回家鄉吉打的田野。他在稻田裡拍攝幾個小孩子在捉蜻蜓——從一隻蜻蜓的視角。從蜻蜓的眼睛看出去,世界很低很低,孩子的腿晃來晃去。最後一幕,一隻手抓住鏡頭,蜻蜓死了。
在張吉安的世界裡,萬物都有一雙旁觀的眼睛。而他出生的馬來西亞吉打,也是一個滿天神佛、處處有靈的泛靈之地。
父權、神權、政權,的反面
《南巫》的故事開頭,是有一天爸爸被下了降頭,吐出幾根生鏽的鐵釘。
在張吉安的現實生活裡,後來爸爸解了降頭,連帶啟發通靈的能力,成了解降師和乩童。家裡變成神壇,但,「我是很抗拒的。」
當時班上同學耳語,他們的爸媽說:不要靠近張吉安。既然他爸爸會解降頭,那也會下降頭。而家裡客廳每晚聚集來問事的大人,當中邪的村民開始大吼大叫,在客廳看電視的兄弟們就被趕回房間,乖乖在房間寫功課的他,書也讀不下去了。再加上神明上身時,爸爸說的話就是神說的話,沒人膽敢反對。
於是張吉安第一次叛逃,去了教會。「當然也不是為了信教,只是不想接受家裡——後來被我爸發現,他也不給我去了。」
後來他想到了方法:存錢買了一台錄音機,放學之後先待在教室,一邊讀課文,一邊把聲音錄進卡帶裡,回家之後當群魔開始亂舞,他就戴上耳機,自顧自地用聲音複習功課。久了之後,他也開始用卡帶寫日記,到家附近的地方,錄稻田的聲音、錄叢林的聲音。
那又是一個關於未來的預言:關於廣播,和聲音採集。
他曾經用盡力氣要逃離,沒想到上大學要拍片,黃柏坤老師說原來你爸爸是跳童的,這要好好珍惜啊。於是他帶著攝影機,回到那個鬼神共處的家。
拍爸爸起乩跳童,起初爸爸還疑惑:你不是很討厭這些東西嗎?拍完爸爸之後,張吉安拍自己,依樣畫葫蘆地學爸爸跳童,然後把影像交給朋友,配上實驗性的電子音樂,在一片噪音中父子二人的舞步合而為一,「其實是有點在惡搞我爸爸。」
他以為那是惡搞,沒想到畢業之後,他也走上父親的跳童之路,只是場景不是在家裡神壇,而是在抗爭現場和電影。幾次上街頭之後,張吉安想到乩童的舞步扭曲怪異,於是以行動藝術的姿態,在每一次的抗爭現場表演起乩,自己名為「行為乩童」。到了自己的電影,《南巫》和《五月雪》裡,他都客串演出劇中乩童的角色。
他拿出 2014 年在街頭表演起乩的影片,說,「你們看完會不會覺得這個人很變態?」影片裡的人畫著半邊的哪吒臉譜,踩著巫的步伐扭動。哪吒剔骨還父,張吉安用跳童達成對父親的叛逆與和解。
「我爸爸跳的是神權,而他自己又是父權,乃至於國家的政權,其實它是連在一起的。」但張吉安跳童,為的是瓦解這三位一體。「在我成長的經歷裡,從父權到神權到政權,都是那種很壓迫地,凡事都是由他們來控制。當然對父權神權政權的抗拒,也都變成創作裡面的探討。」
背對父權,他電影裡女人是永遠的主角,尤其母親——「我從小跟我媽媽、婆婆外婆是很親密的。親密到什麼程度?我到六七歲還是可以跟她們洗澡,我們對身體沒有太多的戒心。」
而母親總是在廚房。「我很喜歡拍女性在廚房的樣子,我覺得女性在廚房裡面的日常,最能夠表現她們對於關係的忠誠,就是食物和味道。」《南巫》和《五月雪》裡的母親,在小缽裡舂辣椒,篤篤篤篤,那是張吉安小時候每天起床第一個聽到的聲音。
沒有裝神弄鬼的吵鬧,只有媽媽在廚房舂辣椒的聲音。國家太平,世界大同。
不合時宜
2017 年離開廣播電台的崗位前,他拍了一段告別的影片。影片的最後一句話是,「總要有人在不合時宜的時代,做不合時宜的事情。」
「不合時宜。」那是廣播電台的主管最常對他說的字眼。當時他總在節目裡放一整晚的碧玉、周雲蓬和左小祖咒,甚至還有聲音藝術家 Meredith Monk 的作品。聽眾不懂怪誕的音樂,就打電話到電台罵,然後換主管罵他:「你的節目真的很不合時宜。」
不過張吉安並不是很在乎。他甚至把這句話錄成節目開場,還反骨地加上一句,「不可以嗎?」
後來觀眾告訴他——你不是不流行,你是流行得太未來。「我才想,對啊,我是不合時宜得太未來。」
「就像很多人跟我說,現在還不是真正能夠談五一三的時候,但總要有人做不合時宜的事情,不然這世界永遠都是跟著尾巴走,大家都原地踏步。所以拍電影有時候多少要有一點叛逆——總要有人走出第一步吧!」
看多了歷史的輪迴與註定,張吉安早就知道事情的發生無所謂不合時宜,總會有人出發,也總會有人抵達,不過是走向同一個終點。
而他想要當先出發的那個人。
註 1|英國殖民政府於馬來半島、婆羅洲等地發行的流通貨幣,直到 1953 年正式被馬來亞元取代。
註 2|許雲樵翻譯版本為「皇麗寶公主」,漢麗寶為《五月雪》電影中使用的譯名。許雲樵書中註:「皇麗寶(Hong Lipo),對音不詳,中國公主實無此名。護送官員名地保(Dipo),也許是 Lipo,的誤筆,萊本便全作凌何(Ling Ho)。Hong Lipo,萊本作 Hang Liu(杏柳),希本作 Hang Li Po,Li Po 和 Di Po 也分作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