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選的人｜當母親，不會中途離開──專訪王婉諭

1 月 13 日開票夜，王婉諭一直撐到將近八點，才在自己的競選總部前宣佈敗選，隨後立刻搭上車回到台北。這一夜輸的不是只有她一個人，還有並未取得任何一席立委席次的時代力量——身為黨主席的她，背後扛著一整個黨的失敗。

而時代力量背後的另一群人，是一整個十年裡學運世代的身影。學運落幕十年後，有人旁觀有人加入也有人離開，這個因太陽花而生的政黨面臨覆滅，曾經對於新政治與第三勢力的期待，似乎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這不只是王婉諭一個人的失敗。

無法掌握的事

但她其實很少談起失敗——打從一開始，王婉諭的人生就沒有關於成功或失敗的定義。

從小家裡兩兄妹，哥哥永遠是比較聰明的那一個。讀國中的時候，覺得自己的成績搆不上台中女中的門檻，乾脆選擇直升衛道高中，於是有些身邊的長輩耳語：哥哥讀的是台中一中，怎麼妹妹不是唸台中女中？這時爸媽大多跳出來解救——因為離家近啊，不用花那麼多時間通勤。但王婉諭自己心裡知道，哥哥就是比較聰明，而聰明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那不是一種失敗。

但人畢竟年輕，難免容易被外面的聲音動搖。考大學那年，爸媽建議她選清大交大的幾個科系，未來好找工作，但她最終填了台大地質系，心裡難免有個聲音是——還是想要念台大。

在地質系裡，她站在最直接的位置見證人類的渺小與無能為力，「因為地質系的 scale 很大，大自然的東西其實很多都是沒有辦法掌握的，所以就只能很坦然地去面對這些事情。」

另一方面，坦然也是家庭教育為她撐起的空間。也許是為了照顧手足之間的心情，媽媽總是告訴她：不用比較。國小時自然課要做發電機，她不選市面上方便的材料包，決定自己 DIY 拆拆裝裝，結果最後成品無法發亮，差點拿了不及格。但是爸爸對她說，成功與失敗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應該找到問題在哪。

在這個家裡，關於成功或失敗的框架在最初就被丟掉了，所以上不上台中女中或台大、是不是在竹科工作，王婉諭說，「我都不會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成功者或失敗者。」

訪問裡王婉諭唯一一次用到「失敗」兩個字，是在說到流產的時候。

人生願望是生四個孩子的她，結婚後兩個月沒有多做準備，就順利懷了第一胎。生下大女兒小蝌蚪後，開始有計劃地斷奶備孕，以為事事皆順，沒想到在迎接第二個孩子之前，先找上門的是兩次流產。

第二次流產那日到醫院，醫生告訴她聽不見孩子的心跳，判定為萎縮性胚胎。回家路上她邊開車邊哭，比起傷心，更多的還有無助。「當時即便很努力做好各種準備，但還是流產，也沒有特別的原因，那個無助感比較會讓我覺得是失敗。」

曾經也想過收養，直到後來她好不容易說服先生一起去看不孕症門診，後面的三個孩子——小燈泡，和雙胞胎小鯨魚小海豹，全是透過人工授精來到她的肚子裡。當初先生覺得生孩子這件事順其自然最好，但這世界總是很難順著自然走。

尤其經過兩次流產的焦慮，「你會發現，很多事不是你可以掌握的。」

政治也是如此。

母親與後母

2019 年，王婉諭加入時代力量，那一次的立委選舉她位列不分區立委名單第三席。彼時的時代力量依舊燈火通明，雖然區域立委全數落敗，不分區選票卻一舉衝上歷史紀錄的 7.75%，正好足夠把排行第三的她順利送進國會。

但就在當選的同一年，時代力量再次多人出走，2022 年底的議員選舉，原本 16 席的議員席次僅剩 6 席，網路上留言無處不在：「最後走的人記得關燈」。

王婉諭的決定是，參選黨主席。競選成功那一天，她在臉書上寫。「時代力量不只要做微小的燭光，溫暖台灣社會的角落，時代力量更要發光發熱，照亮台灣的民主政治。」還不到關燈的時候。

跳出來扛下責任，也不是沒有猶豫過。「我沒有覺得我那麼適合當『檯面上』的領導人——我可以處理組織經營的部分，但是我其實不太熟悉怎麼跟人相處。」她不是那種擅長衝在最前面的人，之所以願意站出來是因為，「如果沒有人做決定，我就是會跳出來做決定的那一個人。我不喜歡一直停滯在那邊的感覺。」

在被需要時站出來，那是一種母親的本能。

以母親的身份踏入政壇，到後來擔起時代力量，她不只一次把政黨形容成「家」，但這個家裡，有太多受傷的人。「我在過去四年裡，看到很多很認真有理想的人，在這個黨受到了很多傷害——我說的傷害是心理上的無奈，也有因為在黨內沒辦法溝通而離開的，或是沒有選上而選擇退黨。尤其在 2022 的時候，有那麼多願意努力的人，卻沒有辦法受到黨的支持而繼續前進，我覺得很可惜。」

那是一種母親看顧的本能嗎？一種看孩子永遠比看自己還來得重的心情。「對我來說，面對不分區沒有選贏的難過程度，其實是比我自己沒選贏還要大很多的。因為我看時代力量，比我看自己的政治前途、政治生涯，都更為重要。」

把這個句子裡的名詞代換成親子稱謂，依然成立。

沒有選擇離開，也是想要打退那些始終揮不去的耳語。「很多人從我一上任到現在都會覺得，你遲早會加入別的政黨。」

好奇：這些聲音是怎麼來的？「有一些時代力量代表性的人，他們選擇跟國民黨非常接近，甚至直接合作，但我自己在主權的價值立場還是偏民進黨。的確在黨內還是有些非我族類的聲音，一旦我沒有刻意切割，就會說你們就是『小綠路線』。」

整個台灣都用「心魔」形容時代力量的小綠標籤，王婉諭自己清楚身上同樣有撕不掉的記號。黨主席身份有所不能言，選前上《賀瓏夜夜秀》被問到總統票支持誰，她說要回到時代力量提出的各項指標參考；上《斐姨所思》，面對范琪斐步步進逼的追問，同樣不直接回答，對方也只能苦笑放棄。

不少人因為這樣而離開時代力量。2019 年才入黨的她，即使想扮演母親的角色，在許多人心中卻也永遠只能是後母。

很多人質疑過：「過去這些人都離開，妳為什麼不離開？」又或者，「妳跟這個黨不夠熟悉，又沒有參與它的過去，妳為什麼覺得妳可以做？」還有更大的壓力是，那一整個世代在學運裡獲得政治啟蒙的年輕人，過去習慣把對於政治的期待投射在因學運而生的時代力量上，如今政黨危急存亡，似乎也代表曾經的期望破滅。

而這些情緒的重量，都丟在王婉諭的身上——但她甚至不是學運出生的政治人物，那是她來不及參與的過去，一整個世代的失敗卻都必需由她承擔。

會覺得不公平嗎？她笑笑說不會。她選擇繼續聽那些期待的聲音。

「只有盡可能地去理解黨的過去，我才有辦法承接這股量能——然後告訴自己，或許我可以，那我們就來做做看。」

一步之差的贏

選舉結束的那幾天，網路上討論那些可惜了的名字，王婉諭是最常被提及的幾個人之一。覺得可惜，或許是因為勝選的距離那麼近。

當晚的開票結果，新竹縣第二選區裡王婉諭以 37.19% 的第二高得票率落選，距離國民黨當選的林思銘只差了不到八個百分點，若是加上同選區民進黨候選人曾聖凱的近 18% 的得票率，大有機會一舉扳倒經營在地已久的林思銘。

網路上有人說，如果能夠合作集中選票，王婉諭就會贏了。

這種話王婉諭聽得多，她也想過那樣的勝選情況，但世界的運行規則無法設想如果，面對這樣靠近的成功，她自己不覺得不甘心，只是可惜難免。「畢竟參選本來就是憲法賦予每一個人的權利，我覺得我在乎的還是這個過程，有拚盡全力、問心無愧，其實就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站在另一個角度看，她已經是站在成功前的最後一階了。「其實我們到後期一兩個月，就很明顯知道我們的差距沒有拉近。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候選人或是領導者，你必須要讓大家能夠充滿期待，還保持正面。」

「所以我在地方的選舉選到這樣子的結果，算是史上第三勢力選得最好的區域立委了。即便沒選贏，地方也開始相信這裡的政治生態是有機會、也有可能可以改變的。」

這些可惜的耳語，她選擇聽成一種鼓勵：「因為有可能改變，大家才會覺得『如果他的票給妳，妳就會勝選』，我覺得這是一種開始期待。過去大家會覺得怎麼樣都不會選贏，那個失落是很大的，所以現在會有這種聲音，表示他們看見了改變的可能，這件事情很重要。」

整場選戰，王婉諭最常說的話是，沒有一張選票會被浪費，以及「選最好的」。「我其實有信心，我是三個候選人裡面做得最好的。所以我們當然期待有棄保的出現，但我們沒有去特別去操作棄保。」

甚至棄保對她而言都無法是一個選項，畢竟誰都知道在政黨票的世界裡，時代力量才是那個在數字面前被棄保的對象。「我在接任黨主席的時候，我們的支持度只有 1%——你很難想像有人會想要跟一個 1% 的政黨談任何合作。」

選前她上 Podcast 節目《法客電台》，樂觀地說「以現在的狀況來說，其實國民黨要過半的機會我覺得是不高的、甚至是沒有的⋯⋯不太可能會有再翻轉的機會。」但結果是，國民黨雖然沒有單獨過半，卻回歸國會最大黨的位置，而關鍵的 8 席民眾黨，又總是站得離國民黨特別近。

現實難以有樂觀的空間，到頭來時代力量的解方，不是告訴選民威權時代已遠，而是把自己做好。

「不論是我個人或是黨，我們都應該先把自己準備好才會有機會。如果這些我們都沒做，只是奢望有這樣的可能，我覺得是不務實的。」

換一個角度看，似乎又覺得成功好遙遠。

民主的距離

覺得最遙遠的一次，或許是 716 遊行那天站上凱道的舞台。現場王婉諭拳打腳踢：「跟這些牛鬼蛇神站在一起的，算是什麼第三勢力？」「我想請問柯文哲，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自己以為是皇帝？」那一天現場和網路同時鼓譟。

她不是沒有預料。甚至連黨內都有不同意的聲音，認為當時黃國昌還沒退黨，沒道理在現場幫著逆風。事後回頭看，她說 716 像是對時代力量的一記重擊，四個月後黃國昌離開，轉身加入民眾黨，隨之離開的黨員高達一百多人，「很多人覺得這樣的噓聲，對黨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所有傷害都是直衝著她來的。

事後網路上許多人為她鼓掌，但這群人畢竟沒有在現場，他們甚至在影片裡只聽得見一片低沉的噓聲鼓譟，不知道舞台上的她把其實台下每一句攻擊都聽得清楚，聲音大到超出她的預期。

2016 年小燈泡事件發生後，8 年來她早就已經習慣和各種惡意打交道，「你知道這些攻擊就是會在生活中發生、辦公室電話就是會一直響，所以某種程度來說，我的確已經有點無視了。但是站在台上的衝擊是很大的，跟之前習慣的已經是不同 level 了，那個人身攻擊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她在台上停頓兩次，不是語塞，而是需要暫停整理情緒。

「難過倒是還好——我只是覺得，哇，連我們只是很具體地講出事實，內容沒有批判或抹黑，就要遭受到這麼大的人身攻擊，那我們離期待的民主和理性真的還很遙遠，尤其是在場很多都是講究科學理性的支持者。」

在過去，情緒性的對立對她而言是陌生的。自己是個理性腦，從小到大又都是生長在能好好講道理的環境，想起同婚釋憲那一年，她花了幾十個小時和長輩溝通婚姻平權的概念，即使對話交戰，也能夠保持冷靜。「因為我們家不會情緒性地說話。」

對溝通來說，理性當然是好事，但對選舉而言卻未必。「因為我思考東西都很理性，所以我沒有辦法很好地處理人際，可是政治很需要處理人。這一直都是我比較弱的，因為我很容易就跳到事情的處理，沒有先關照到人的部份。」

就連到市場掃街拜票，遇到選民直接對她說「妳都還沒有讓對方被判死刑，還要當立法委員？」她還是嘗試和對方進行低度的溝通，好聲好氣地解釋，判不判死刑不是她能夠決定的事。

「包括 2016 年事件發生的時候，很多人覺得我很冷血，但是不代表我沒有崩潰或情緒崩盤的時候。其實是有的，只是不會有媒體去拍。我其實沒有害怕出來表現自己真實的情緒，只是面對大家問問題的時候，我會很快回到問題上面回應。」就連宣佈敗選的新聞影片底下，都有人留言「講慢一點，聽者才比較能感受到真心。」

她不介意眼淚被別人看見，一路以來誰都看過她在鏡頭前流淚。每一回的選舉場合總有人哭，王婉諭也不覺得那是壞事：「我希望讓大家慢慢理解，政治人物不是只能有一個樣子，他其實就是一個人，人本來就會有情緒，這是很合理的狀況。我覺得我就是很真實，順著自己的心情。」

但，還是有一些無法完全真實的時候。還沒當政治人物前她寫部落格，什麼都聊，什麼都分享。如今的她，訪問裡手機幾乎不離手，那裡都是她滿滿好幾頁的擬答；作客范琪斐的節目，腿上放著一台大平板。是個性裡的理性使然，也有政治的限制。

敗選之後的她，還有政治人物的包袱，也是因為還沒到離開的時候。

回想敗選後第一次難過湧上，是在幾天之後，幾個過去幫忙過的團體和陳情的民眾找上她問：之後可以找誰？她發現自己一時竟然說不出一個可以託付的名字。

她一個人輸，背後卻還有好多人的期待與需要。「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盡了全力在選舉，所以我覺得那個可惜不在於沒辦法勝選，而是在於我現在沒有那個角色去幫忙。」

但沒有角色，不代表走到了終點。「我一直都沒有非政治不可，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我們有一點可能，我們盡量把它做好。如果是不能掌控的，我就是去面對、去接受它。」

世界上無法掌握的事太多了，但手上還握著的，就先抓住吧。

敗選之後 𝗔𝗳𝘁𝗲𝗿 𝘁𝗵𝗲 𝗱𝗮𝘆 𝘁𝗵𝗲𝘆 𝗹𝗼𝘀𝘁...

你以為民主的世界會越來越好。但事實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十年後回頭，才發現自己經常站在票少的那一邊。儘管如此，手上的選票卻握得一次比一次更珍重，因為你記得台上的人說過，「可以悲傷，但不要放棄」。

他們沒有放棄，你學著在重整與放下之後繼續前進。敗選之後，路還沒有走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