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楊德昌｜任性中有柔情——專訪余為彥

電影就像建築一樣，大部分的人只見外觀、建材，但楊德昌是從最底子、最原始的地方，一點一點去做，外觀就自然形成了。

——余為彥

楊德昌是我哥哥余為政在美國的好朋友。第一次見面是 1980 年尾，楊德昌來我家，進門笑瞇瞇的，185、186 公分的高大個兒，不那麼善於言辭，講話會結巴。他說想拍一個女人到沙灘上，她的老公不見了。那時我心裡還在想，你在講什麼啊？沒想到這個後來就是《海灘的一天》。

我哥哥是電視劇集《十一個女人》其中的一個導演，張艾嘉那時候還沒定下其他人選。我哥就說：「我旁邊就是一個，他叫楊德昌。」張艾嘉也非常爽朗，她不認識楊德昌，但當場就說好。楊德昌因此拍了《十一個女人》，當然，他非常認真，寫出厚厚的劇本。接著才有《光陰的故事》，開始了他執導台灣新電影的時期。

楊德昌是學理工的，很講究邏輯，轉移到電影上，也非常講究嚴密結構，細節要做到很扎實、脈絡清楚，這一點可以從他的電影中看出。電影就像建築一樣，大部分的人只見外觀、建材，但楊德昌是從最底子、最原始的地方，一點一點去做，外觀就自然形成了。拍電影還需要膽識，膽識就是你甚麼都沒有，就是有一種不知從哪來的信心，這份信心一直支持著你拍電影。

我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製片，要呈現民國五〇年代的台灣，誰經歷過啊？可能只有楊導跟余為政吧，他們念初中的時候我們還在小學呢。有一場戲拍教官講話，楊德昌要把訓導處放在建中樓上，可以看得到植物園，卻只給我一天準備。晚上他去驗收，很不滿意，他沒有發脾氣，只是不講話，我很難過，知道是讓他失望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問到一名工友，找到了建中的倉庫，裡面簡直是寶藏，什麼老桌子、地球儀、印刷滾筒、學生的筆記本，還有軍樂隊的帽子都在那邊，我統統拿出來。楊德昌早上一來，本來都不想拍了，看到這些，開心得要命，後來逢人就講這件事。

都說楊導脾氣不好，做導演不可能是好好先生嘛，我覺得他脾氣還好。但確確實實，有些工作人員或演員被換掉，我作為製片，是會介意的。明明都是你決定的人選，有些還是好朋友，情商來的，可是後來你看到別的人，覺得更好，你就不要原定人選，讓我必須一直要跟人家道歉。

楊德昌有時候會拿出方法來對付素人演員。拍《牯嶺街》的時候，張震剛剛到，楊德昌就把人拖到角落，叫他面壁，他都不知道他做錯了什麼。面壁快一個鐘頭，又被很兇地拉過來，開拍了。楊德昌解釋，他今天這個戲是要這個感覺，對於一個孩子，他沒有別的方法，就是要讓你覺得我是一個混蛋。還記得事後需要重新配音的時候，張震的一些語氣出不來，楊德昌會說：「張震出來，我們到外面單挑吧！」張震那時才 14 歲，你跟他講單挑幹嘛？

楊德昌表面上很嚴肅，但 1988 年我拍《童黨萬歲》時，他很喜歡劇本、還會給我一些建議。那時候我媽媽癌症末期，但案子已經接了又不能不拍，直到她走的那天，我到醫院送她最後一程。當晚，楊德昌就開車載我從醫院直接到九份片場，把當天的戲份拍完。他的這份熱情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余為彥】
製片、導演。1980 年，哥哥余為政籌拍《1905 年的冬天》，楊德昌負責編劇，余為彥擔任製片，兩人因此結識。1989 年，余為彥拍攝《童黨萬歲》，由陳博文擔任剪輯，楊德昌主動提出參與剪輯，此片入圍金馬獎最佳影片。擔任多部楊德昌電影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和《一一》等之製片或美術指導。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精心重現 1960 年代之時空場景，入圍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獎。2017 年完成新作《嫐》。

【我所認識的楊德昌 主題講座】
與談人：柯一正（導演）、小野（編劇）、余為彥（製片）、鴻鴻（導演）
時間：5／9（二）15：00—16：30
地點：桃園光影電影館
＊請至 2017 桃園電影節官網預約報名

【桃園電影節】
2017 桃園電影節將於 5／12—5／25 在桃園舉辦，相關節目及購票方式請上電影節官網與粉絲團查詢。（影展手冊下載）
當年在楊導劇組中工作的多位年輕人，深受他拍電影態度的影響，許多人日後也成為電影導演，「十年再見楊德昌」專題將放映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及他的子弟兵們初執導筒的作品。《麻將》與《獨立時代》尚未數位化，將以 35 釐米拷貝放映。由於映演場所皆已數位化，即使有 35 釐米放映機，卻沒有熟悉機器的放映師；因此桃影特邀專業放映團隊，在光影戶外架設全套設備，和觀眾分享這難得的兩部作品。